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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简体字是相约俗成的习惯，是生活必需。追忆当年“五四”前后推动新文学革命，实赖北洋军阀不抵制，才让国语课本迅速改为白话，因此简化书写应从取消禁用简体字的命令开始。但他澄清，并未全面强迫使用简体字。
罗家伦强调中国文字需要简化才能保存，文字简化可节省时间，才能多花力气在学术而非文字上，让新文化运动得以展开；胡适在中国语文学会座谈中也呼应，简体字是新文###动的一部分，简则易行，对发扬文化关系重大。但背负被质疑隔海唱和的大帽子、红帽子压力，罗家伦显然已无力回天。
反对者在台湾“立法院”集结力量，批判简化字容易混淆、失去文字原有意义，甚至毁灭文化，因此全面简化只是破坏传统文字与六书原则，并未改革，必须坚决反对。由于台湾“###”开始发放罗家伦所撰《简体字运动小册》，将内部讨论的简体字公之于世，更引发反对派强烈不满，造成强势反弹，最终让简体字运动胎死腹中。
1956年6月7日，台湾当局通过“###”公报宣称，中国共产党为“毁灭传统文化”，所以推行拉丁化之简体字，破坏结构，混乱形声，必须急速彻底予以纠正；并规定各校学生作业均应用正楷，不得写简体字，并且书写文字必须一律依传统由上而下、由右而左，不得横排或横写。
“文坛祭酒”配合国民党“文化清洁运动”
在国共对立的年代，罗家伦不避讳可能与中国共产党主张呼应的嫌疑，从语言工具角度出发，要求改革和简化中文字体，不仅阐明了他的历史和文学观，也彰显了自“五四”以降中国文化中愈加稀薄的道德勇气。但半途而废，也暗示了罗家伦在国民党政府内远离核心的窘境。
国民党面对来自彼岸的压力，以及岛内由雷震、殷海光等主导的《自由中国》杂志通过舆论对蒋介石统治进行的强力批判，决定由“立法院院长”张道藩领军，发动台湾文坛的政治路线与报道内容清洗；借重申政治与主义的重要性，强调要建立“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 。。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6）
根据张道藩的理念，文学不能是单纯的休闲或美学，文艺作品必须配合整体的备战心态，所以他在1952年5月5日以台湾“中华文协”理事长身份，提议文艺界应配合时代需要，从事文艺复兴，“率先向大陆进攻”，让文艺界成为“###的最前哨”。
蒋经国自担任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开始，也大力提出“让文艺到军中去”的号召，坚持发展“战斗文艺”；罗家伦则以蒋介石的“国策顾问”身份，兼任蒋经国主管的“总政治部”心理作战组召集人。另一方面，在蒋介石刻意主导下，张道藩、罗家伦、陈纪滢、王蓝等人，发起“文化清洁运动”，从文章的创作、形式、主题上“全面净化”，掀起新一波文艺管制风潮。
由于台湾民间各种揭发社会黑暗面，盼借小道消息求报份业绩的报道，“陈腔滥调、蛊惑人心”，不利于国民党执政、备战，因此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文化清洁运动专门研究小组”，发动各种文艺社团，扫除“赤、黄、黑”三害运动，以正“文坛歪风”。
1954年7月26日，台湾的“中国文艺协会”由陈纪滢出面，在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上撰文，发起“文化清洁运动”，主张铲除各种“内幕”杂志恶行。
同年8月9日，台湾文教界展开“文化清洁运动”，并以蒋介石所著《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为纲要，要求文化界必须“反对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黑色的罪”。宣言强调，“三害”让文化界蒙羞，摧毁军民身心健康，伤害“###复国大业”，为了“消灭共谍”，必须拒绝淫乱、猥亵、靡靡之音；并指出揭露社会黑暗面的黑暗新闻伤害台湾建设进步，引诱青年堕落，必须彻底铲除，“不能让三害以言论自由为名，享有造谣惑众的自由、伤风败俗的自由、诽谤的自由、危害国家民族的自由”。
“文化清洁运动”在蒋介石与国民党文艺班子的推动下全面展开，让文化界面临思想与路线压力；“文艺协会”等单位又要求文字工作者“加入###复国的文化战斗行列”，创造新文化，誓言“绝不做三害帮凶，绝不与三害制造者做朋友，全面铲除三害之祸”。由张道藩、罗家伦、程天放、陈雪屏、张其昀、陈纪滢等人担任委员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通过文艺奖金诱使创作者配合文艺政策的大方向。
随后蒋介石主张以“战争文学”引领“###抗俄”风潮，带动文艺与社会改革，确立台湾自50年代以降，为期约二十年的战斗文艺创作路线。
在“文化清洁运动”的政治风潮下，罗家伦完全配合，成了个“没声音的人”；同时他接下台湾的“中国国际笔会”会长一职，俨然是国民党的“文坛祭酒”。
“笔会”为一国际性的组织，旨在提供国际文人进行文学意见交流与社群互动的机会。“中国国际笔会”于1925年在上海成立，首任会长是蔡元培；由于战乱不断，笔会一度中断运作，直到1957年才在台北复会；第二任会长是张道藩，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在1959年出任第三任会长。笔会参与者梁实秋、余光中、王蓝等都是散文名家、文学家、诗人。但张道藩、罗家伦两人的公职、党政身份，让笔会的政治味太浓，运作颇尴尬。罗家伦卸职后，交由林语堂接手，笔会的运作才又正常化。
“国民党党史会”于1930年5月1日成立，原称“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由胡汉民、戴传贤等五名常务委员执掌党史编纂；1936年改采主任委员制，副主任委员就是罗家伦。1948年底，内战紧张，蒋介石决定将国民党史料移至台湾彰化糖厂，再陆续搬迁至洪家祠堂等三处民房存放。当年8月8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罗家伦担任党史会主任委员案，吴敬恒、于右任、丁惟汾、钮永建、王宠惠、邹鲁、李文范、张群、张其昀、王世杰、吴铁城、张厉生、狄膺、洪兰友等同时获任“党史会”委员。罗家伦任党史会主委九年后，基于国民党党政一体的体制，又于1957年6月30日兼任“中华民国国史馆馆长”。
罗家伦在台虽被归类为文坛大老、党国大老，但无论在创作或施政领域并无显着成绩。简体字争议风波之后，罗家伦全力配合蒋介石的各项决策，更让他成为蒋介石一阵阵宣传攻势的配角与代言人。虽然国民党赋予他主要任务是为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编纂史料，但除了他在1951年扩编了胡汉民在二十年代编纂的《总理全书》以及1958年出版了《国父年谱初稿》外，罗家伦对国民党党史始终欠缺具体而明确的研究成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罗家伦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7）
据“国民党党史会”人士解释，罗家伦在“党史会”的工作从学术着眼，希望通过充实史料，以科学方法保存、复制、归档管理，以提供系统化史料让学者研究。但蒋介石尚在，许多敏感性历史档案未开放，资料不齐全，因此罗家伦主张民国史不能修，民国文献丛编也无法出版，“党史会”、“国史馆”自然只能保存史料，“努力从事准备工作，建立良好基础”，让未来史家凭史料“继续发扬国史” 。罗家伦晚年健康不佳、精神不济，修史抱负还是无法实现。
“国民党党史资料馆”于1960年落成，存放国民党迁台前后的大笔资料。罗家伦向台湾“立法院”报告的历史档案显示，经史料编纂委员会征集，握有抗战与国共内战史料一万八千多件，保管各级政府档案史料六百余箱，完成史料编目二十五万多件，出版孙中山年表、年谱、革命文献、先贤文集等多种著作。进一步归档工作，则是在1979年秦孝仪继任“党史会”主委后，才将蒋介石存放于大溪与芝山的史料移到阳明书屋统一管理。
对编纂史料、推广国民党党史，罗家伦倒是别具创意，曾经提出不少新点子。为了让台湾民众了解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贡献，1952年罗家伦促成开放位于台北市圆山旁的忠烈祠，供民众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仪容与事迹图片。1953年11月，他力促“党史会”开放位于中山南路台北火车站旁、日据时代的梅敷屋旧址，改为孙中山史迹馆，以纪念同盟会时期，孙中山曾于梅敷屋短暂停留，与同志共谋反抗清廷的历史。
罗家伦主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认为在文字之外，历史传述应由图片、绘画展现历史精髓。所以在“党史会”任内提出“史画”的概念，主张以图画表现国民党革命建国时代的重大事件，避免文字传述历史流于枯燥。大批史画至今仍保存在国民党党史馆内。
不过罗家伦保留史料、修纂历史、解读历史的方法与看法，常引发争议。他耗费十余年、上千万元新台币主导编纂的《孙中山年谱初稿》，至少出现了二十八项历史诠释观点及史料考证错误，一度成为历史学者质疑的焦点。
学者吴相湘等指出，“党史会”出版孙中山著作不够积极。另外《孙中山年谱》除漏列大学各科成绩、研修课目等重要且已取得的史料外，罗家伦主张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是因自行走入清廷驻英大使馆“两度斥责”清廷官员，以致被清廷扣押，更遭多位国民党史研究者批判，指罗以政治观点无端美化孙中山，不但歪曲历史，更无法解释清廷在英国领土绑架孙中山的事实。
老年性格趋于沉稳的罗家伦，手握“党史”、“国史”诠释大权，面对外界质疑，并未公开反驳从而避免了新一轮的文字论战，最终他选择用人际手腕化解僵局。为响应关于“孙中山与革命时期等专门著作、论述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