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火波及上海，林语堂家中保留的五十二册辞典创作手稿，毁于日军炮火。但也就是在国家遍地烽火之际，林语堂在美以英文写成《京华烟云》巨作。才子佳人的包装，字里行间藏着林语堂对国家的热爱。
林语堂曾说，《京华烟云》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牺牲的勇男儿”。林语堂强调，作家在国难当头时报国的唯一方式，还是用笔锋宣传爱国的精神， 这比在国内躲警报要重要得多。此书叙述家族悲欢离合，以八国联军进北京的逃难开头，以日军入侵的逃难结尾，寓意深远，深受海外好评。只是林语堂一度托郁达夫将全书译成中文却未果，反倒是日译本先行问世。
抗战期间，林语堂仅于1940年和1944年两度回国，不忘撰文为国家宣传，指出日本的困境；并指责美国两面手法，不愿援助中国，反而出售废铁、汽油等物资给日本，间接协助危害中国。林语堂在《读者文摘》上发表文章，强调国际面对的威胁不在炸弹，而在观念。他强调，文明一定会战胜愚昧，侵略者一定会失败。抗战期间，《京华烟云》的姐妹作《风声鹤唳》亦迅速出版。
1949年未随国民党去台
林语堂曾说，“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我的风格，完全是国民党之赐”，“如果民权不被取缔，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 。因此在创作初期，林语堂的文风中间偏左，与国民党、军阀势力敌对的倾向鲜明。在《吾国与吾民》十三版中，他加入《中日战争之我见》，称誉张学良借由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立下伟大功绩；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最早坚持抗日的中国政党，毛泽东与朱德能放下党派仇恨，不计前嫌地在西安事变后释放蒋介石，是争取全民抗日的积极表现。
但在抗战时期，许多自由派学者、文人期待中国能出明君，带领国家摆脱亡国命运。蒋介石的声望与分量，正是这群人的希望所系。胡适、傅斯年如此，林语堂也不例外。
1940年在日军猛烈轰炸时，林语堂访问重庆，不仅晋见蒋介石夫妇，也接受蒋介石侍从室顾问的职务，以国府官员身份常驻美国。他虽未支薪，但从此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日益密切。1943年归国访问，他随宋子文同搭一机，备受外界质疑。
林语堂有与人打笔仗的习性。在继鲁迅之后，他与郭沫若对东西文化能否互补起了争端。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林语堂则归结争议起自左派文人相轻、不讲理。
抗战末期林语堂与蒋介石关系趋于密切，但越来越多美国人不能接受蒋介石的专政。这使林语堂饱受质疑，在中国与美国皆树敌，评价也日渐下滑，甚至传言他遭蒋介石收买。林语堂在字里行间、在演讲时，毫不掩饰他认为是美国背弃了国民党，是美国帮中国共产党战胜了蒋介石。
家事也让林语堂神伤，因为长女林如斯在1945年订婚前一天，与一名美国青年私奔了。
林语堂 中西以及两岸的人生哲学（3）
经济上，林语堂的麻烦接踵而至。原本为了响应爱国行动，他将著作所得两万三千美元存款，改以银元法币存在中国银行。但抗战后币值狂贬、通货膨胀，这笔钱形同废纸。此外，国共关系紧张时刻，林语堂在美国虽重拾年轻时的爱好，发明中文打字机卓有成就，却也使他的财务状况雪上加霜。
早在1916年，林语堂就对中文打字机有兴趣，日后他因研究中文打字机兴起改良传统部首检字的愿望，接连发明“汉字号码索引法”、“国音新韵检字”、“末笔检字法”等；又出任###“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委员，于1928年推动国民政府颁行国语罗马字拼音法，让中文可以用英文字元音译。种种努力其实是希望发明简明易用的中文打字机，让中文脱离只能书写的时代。
在美国期间，除大量著作，林语堂其它精力都投入“明快中文打字机”的研究。1947年在纽约发明成功时，这部所费不赀、大多数零件都要依赖手工打造的机器，造价十二万美元。林语堂在发布会上骄傲地说：“这是我送给中国人的礼物。”
虽然当年这是最轻巧简便、不学即能操作的中文打字机，但现实中，却因中国内乱未能立即授权生产推广；加上林语堂未假手他人，整个研发费用一手包办，这项发明让他濒临破产。
经济上诸多不如意，让妻子十分忧心，也改变了林语堂的生涯规划。1947年，林语堂获邀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文学组主任，因美国政府向他催缴积欠的三万多元所得税，差点无法赴巴黎上任。但是联合国繁忙的工作，令人烦闷。不久林语堂毅然辞职，回到写作维持生计的生活。直至1951年林语堂才顺利地将打字机专利出售给默根索拉排字机公司，翌年取得美国专利局批准专利，但因造价过于昂贵，仍未大量生产。
国民政府迁台后，林语堂并未立即去台，而是与二女儿林太乙在纽约兴办《天风》刊物，林语堂任社长，借台北“中央日报社”唐人街办公室办公。但杂志销路不佳，发行数期即停刊。又因不满好友赛珍珠数十年来以约翰？黛出版社名义抽取他所有发行作品百分之五十的版税并享有版权，发生版税纠纷，导致两人在1953年后恩断义绝。被郁达夫形容为“容易上当”的林语堂说：“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过了一二十年才发现朋友开书局也是为赚钱” 。
林语堂的盛名之累还不止于此。1953年3月，台湾传媒一度大幅报道林语堂将为搜集写作题材访台；甚至在预告日当天，接机团浩浩荡荡一行人在机场等待大师，最后却是乌龙一场。隔天即有亲政府的报纸撰文称这是“幽默的预告”，甚至指“幽默大师”来也只是贩卖“幽默噱头”，因此“不来也罢”。
早在1940年，林语堂返回重庆相当短的时间内即宣布将返美，当时就有不少人批评他国难当头还要离开，是因为图安逸，或批评他舍不得在美国的家产。连他的大女儿林如斯也发出不平之鸣，并于1943年重返重庆，留在中国奋斗。唯郁达夫力排众议，强调作家要靠着著作才能证明自己，林语堂在美国积极为中国宣传功不可没，这才平息这段纷争。
国民政府迁台初期，林语堂对到台湾访问似乎缺乏兴趣。1954年，国民党政府将林语堂列入“联合国第九届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八位顾问名单内。即使有任务在身，林语堂也没有到台湾。直到1958年秋天他才首度访台。
南洋大学争议促使态度转变
1955年爆发的南洋大学事件，是林氏夫妇态度转变的关键。
1954年8月，林语堂应华侨陈六使与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之邀赴新加坡，就任兴建中的南洋大学校长。陈六使为马来西亚富豪，掌握全东南亚橡胶储藏。据林语堂的说法，陈六使富可敌国，对市场的影响力比起任何政府皆有过之，但他对政治一片空白，根本未料到创办南洋大学会引发政治问题。
这所由华侨集资四百万元美金兴办的大学，由于位于形势敏感的东南亚，开办之初就商定，校长应具国际声望，且不宜由国共任何一方党员出任。正因内外情势复杂，胡适、钱穆等人纷纷推辞，直到校方派代表到纽约邀请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的林语堂，承诺未来会有足够经费与权力支持，林语堂才首肯接任。。 最好的txt下载网
林语堂 中西以及两岸的人生哲学（4）
就任校长前，林语堂坚持理事会须给予具体保证，其中之一是“南洋大学应有一个非常单纯而无政治性的目标”，教授应享有绝对的思想自由；又要求理事会在1954年底和1955年底以前，至少分别筹集三百三十万美元。陈六使不仅同意，而且承诺个人立即捐出一百七十万美元。获得具体承诺后，林语堂着手规划校务，并将在联合国担任翻译工作的二女婿黎明挖到南洋大学，出任他的执行秘书。
办校期间，先因为建筑与办校经费吵吵嚷嚷一阵子，继而政治气氛日趋紧张，从而衍生一连串争议。
继而新加坡的《南洋商报》等中文报纸开始攻击林语堂。林语堂接到威胁他生命的恐吓信。学校捐款也出了问题，大商贾捐款迟迟不到位，学校半数捐款来自新加坡踏三轮车的、理发的和街头小贩等最贫苦华侨。
不过半年，学校尚未开课，即传出校长和董事会关系紧张、林语堂可能离开南洋大学的消息。1955年4月1日，林语堂和教授集体辞职。一个星期内，董事长陈六使签发总值马币三十万余元的十三张支票，作为林语堂和教授群的补偿与遣散费。林语堂随即搭机飞往法国巴黎。
就在林语堂离开新加坡后，美国《时代周刊》揭露内幕，指这起表面上起因于经费和教育方针的争执，实际上为思想斗争的战场。紧接着，林语堂于1955年5月2日出刊的《生活》杂志发表长文，表明自己是“被迫辞职”；之所以没有立即向大众说明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和家眷“有惨遭枪手暗杀的危险”。而且林语堂指出，在他辞职前后的几个星期中，“我们住在新加坡就有英国警察的特别保护”。
南洋大学事件让林语堂耿耿于怀，且终其一生对于无法将南洋大学建成一所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学感到不平。
国民党全力拉拢 赴台定居
离开新加坡后，林语堂外表依旧坚强而幽默，夫人廖翠凤则一度因南洋大学风波而精神衰弱，于是夫妇俩暂时旅居法国戛纳，随后数年悠游于欧美。他曾于1955年夏天，带着妻子、幼女与甫离婚的长女，在欧洲进行所谓“林语堂式的漫游”。感情丰沛的他，在莫扎特墓前流下激动的眼泪。
直到1958年10月，林语堂伉俪才应台北“中央日报社社长”、昔日厦门大学学生马星野之邀，首度赴台湾，这距离他上次返回中国土地已十四年。但这一次，林语堂只能在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