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的分支与变形；同时还提出各色各样的救国方案，如“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新村主义能“缩短旧人变新人的时间”，“教育是万能的，……社会的改造，非教育不成功”，“科学救国”，“科学虽无绝对的万能，却有相对的万能”，通过“工人储全”，“这万恶的阶级（资本家），自然就可以消灭了”，“批评至上”主义认为“批评简直是一盏引我们上正路的明灯”，“改造人种”是“改造社会的先决问题”。也有“大家起来推翻不顺民意的政府，另组织合民意的政府”，或“无血革命”、“炸弹革命” ，学习俄国十月革命，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思想与学术的活跃，来源于近代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切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也得益于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的提倡，从而冲破了旧传统的桎梏，扩展了眼界，振奋了精神，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想解放的潮流。那个年代，不管你信奉什么“学说”和“主义”，都提倡6种精神：“科学的精神”、“创造的精神”、“批评的精神”、“互助的精神”、“奋斗的精神”、“坚贞的精神” 。我们可以从当时出版的许多杂志发刊词和文章中，强烈的感受这些精神：
1919年1月1日在北京出版的《国民》杂志载文，提出：“不可为古人奴隶， 不可为西人奴隶”，“终当择中西学术之性质当同者，而一一熔铸化合之，无取乎复立国粹欧化之名” 。
《北京女高师半月刊》载文表示：“研究学问，当普遍不当狭隘，当真实不当凭虚；应用学问，当实验不当武断，当怀疑不当迷信”，“一定要用上品的外国药” 。
《评论之评论》发表宣言：“一切社会底进步，都起于思想底进步，而思想底进步，惟赖‘评论’。一切过去的思想进步史，都是‘评论’史，‘评论’是打破旧藩篱，创造新生命底唯一锁钥” 。
《新社会发刊词》：“我们的改造的态度，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世界的改造经验；是彻底的——切实的述写批评旧社会的坏处，不作囫囵的新旧调和调；是慎重的——实地调查一切社会上情况，不凭虚发论，不无的放失；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之具” 。
《改造发刊词》：“同人确信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无论是否为同人所信服，皆采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别择”，“同人确信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实国民进步之障，因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当为忠实深刻的研究，以此自历，并立国人”，“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对于先民有整顿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 。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发刊词》：“我们的周刊，因为抱了种种态度，故以能‘兼容并包’‘广纳众流’为贵，不鼓吹一种主义，不主张一种学说”，“我们所谓‘兼容并包’ ‘广纳众流’并不是‘杂碎’的解释。我们好歹总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我们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科学；我们相信新思潮，相信必然趋势的新思潮”，“科学的智识和新思潮的趋势，任凭你有罗马教皇的权威，威廉二世的战略，都抵敌不住的。所以我们的思想和言论，无论如何不能违背了这个标准” 。
启蒙者的张扬与困惑（2）
《少年世界》发刊词：“我们以为改造中国——即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应有三种的步骤：第一步，本科学的精神，研究现代思潮，使中国人对现代思潮的趋势有一个明确的观念。第二步，详细记载由现代思潮演成的事实，给中国人一种更深的刺激。第三步，根据思潮和事实的趋势，草一个具体的改造中国的方案” 。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们在寻找救国救民道路，进行思想启蒙以求改造社会的历程中，碰到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发动民众？一部分知识分子很早就感受到这个问题，并多次提醒大家注意。1904年5月，《东方杂志》发表《论中国改革之难》一文，指出：“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能就学者，极多至四千万止矣。此四千万人，即能就学，即能深知改革之善，而其余十分之九之人，皆未受教育之益，即于中国今日必当改革之故，不能有所体会。则彼少数之人，岂能强此多数不学之人，使之服从于改革之令，而无所捍格”？ 。到“五四”运动时期，《少年》杂志更是进一步提出：“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了解中国。要了解中国，纵的须明白中国的历史，横的须明白中国社会情形” 。张东荪等主编的《解放与改造》杂志，载《农民解放与平民银行》一文认为：在农业国里，劳动阶级的主要成分是农民，运动的中心应当在乡村，所以中国劳动问题的中心当然是农民问题 。《国民》杂志则提出：“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大联合，是……解除社会上种种纠纷的根本办法” 。1919年2月，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撰写《青年与农村》一文，明确提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主体不解放”，“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
然而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面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思想认识上的巨大差距，面对社会上出现的“你们读书人，都是白吃闲饭”的舆论冲击，自己在理论上缺乏科学的认识，在实际上缺乏解决矛盾的办法，从而陷入困惑之中，产生了一种自责心理、忏悔情绪。如有的说：“我想我这拿笔在白纸上写黑字的人，够不上叫劳工。我不敢说违心话，我还是穿着长衫在，我的手不是很硬的，我的手掌上并没有长起很厚的皮，所以我还不是一个劳工”，甚至痛骂自己是“社会上一个寄生虫” 。有的鼓吹起“教育无用论”，如说：“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蠹民？”。“号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抗（扛）得起锄，拿得起斧子、凿子，擎得起算盘的可有几人，……若是这几件事情都回答道不能，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虽然受了十几年教育，依然是无用的人”，“有用的分子都没有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都是无用的人” 。这种说法夸大了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并且把是否会干农家活儿做为衡量社会上一切人有用与无用的唯一标准。除了干农家活儿，一切知识都是无用的。更有甚者，提出消灭知识阶级，在知识上搞平均主义，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他们说：“我们如其急急于倒强权，倒私有财产制，不如急急于化除知识分子。如果世界上各个人的知识都在一个水平面上，那其他一切阶级问题，不待解决自然就解决了” 。这简直是把知识分子做为社会革命的“头号敌人”了。
应当指出，“五四”时期在一部分人中产生的贬低知识分子，敌视知识分子倾向，以及许多知识分子自身怀有的困惑情绪、忏悔情绪和自责心理，这两种情况，做为潜流，在此后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特别是随着工农运动的兴起和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转化为政治家，使这一潜流变为“洪流”，且几度泛滥成灾。以知识分子为异己力量，大整知识分子的潮起潮落中，许多知识分子却能以原罪的心理，心甘情愿的接受种种“考验”。这大概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比西方知识分子不同的一个特色吧，他们不是软弱和愚昧，而是由于中国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城市与乡村巨大的差别的国情，而产生的爱国情结转化为困惑与自责心理所至。
创造神话的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1）
中国革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包括早期留学日本的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五四时期的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张国焘、毛泽东、邓中夏等；旅欧留学生蔡和森、周恩来、李立
三等；苏俄留学生瞿秋白、罗亦农、章太炎等。尽管这批知识分子中的有些人，后来有了变化，但从总体看，他们在中国新民主革命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 在中国破天荒的第一次成立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并且提出党要迅速“从小团体变为群众的党”，“从思想的团体变为行动的团体”（《组织问题议决案》，1926年7月）。1921年7月党成立时只有50几名党员，经过短短几年，到1927年4月，党员人数已发展到57967人，在湘、鄂、江浙、广东、北方、山东、福建、满州、北满、安徽等广大地区，成立了党的组织。
2、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引进中国，并且逐渐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扎下根来。党的创立时期的领袖陈独秀，早在1920年谈到十月革命经验时就指出：“事实是道理的基础，俄事（指十月革命）不过是一种有力的事实，不足以占据我们的全部信仰” 。“一大”前后，陈独秀明确反对照搬外国模式，他说：“共产在中国怎么进行还在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 。这个理论问题，经过中国革命实践的多年摸索，最终由毛泽东给予了科学的回答。他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十年内战时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抗日战争时期又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特征的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具有民族形式的中国化的革命理论，从而使这一理论在中国古老大地上获得勃勃生机。
3、 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很快形成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和农###动。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且派一批干部到各地做工人工作，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