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很快形成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和农###动。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且派一批干部到各地做工人工作，成立工人夜校，组织工会，使工人运动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反封建专制压迫的###。1925年5月由于日本在华资本家打死工人代表顾正红而引发的“五卅运动”，仅上海一地就有20万工人、5万学生参加，随后这一斗争席卷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瞿秋白于1926年3月写的《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一文，对这段历史作了如下记述：
“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
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
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
‘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
歌。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群众明证！”
农###动也紧随其后，到1926年底，全国16个省区成立各级农民协会5000余个，有组织的农民总数达100万以上，其中还有武装农民20万人 。当时在湖南亲身做农###动的毛泽东，真实的记录了这一历史壮观：“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的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四个月这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
4、 与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推进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面临的社会经济、政治矛盾，极其复杂而又瞬息万变。概括起来可以说：①两种经济并存，资本主义经济占据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但数量少，只集中于沿海少数大城市；封建经济占据着中国广大的农村，成为中国经济的基础。由此构成的中国社会，既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也不再是完全的封建主义，又不同于一般的殖民地，此时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这是东方历史上出现的新问题。②四个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争斗，地主阶级虽然失掉了封建皇帝这个保护神，却又很快找到军阀势力为其保护伞，它对一切革命、改革都持反对态度。中国的资产阶级当时是中国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它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无产阶级广大农民，在反帝反封建上有一致的地方，又有阶级利害的冲突方面。工人阶级被推上政治舞台，日渐成为革命的主角，但人数太少，四亿中国人中，只有200—300万，难以独立挑起革命重担。农民占全国人口80—90％，多数人处于饱受重重压迫剥削而又不觉醒状态。③六种政治势力纵横捭阖。一是共产党，二是国民党，三是北方军阀，四是南方军阀，五是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六是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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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神话的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2）
面对这一形势，党的领袖陈独秀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两种革命，一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二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而中国则“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基于这种认识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很快和国民党搞起“党内合作”形式的统一战线。这一合作虽然由于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叛变而遭失败，但其创造的历史经验，对后来的中国革命有着深刻影响，如抗日战争时期又出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等等。
5、 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之中，不仅产生了建党初期党的领袖群体，而且在整个民主革命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六任领袖班子，即陈独秀——瞿秋白——向中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其主要成员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六任领袖集体，创造了更加辉煌的业绩，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领袖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包括建国以后第一代领导班子中的重要成员，后来又成为率领中国实行“第二次解放”的核心人物邓小平，都仍然属于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可以说，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创造了东方的世纪神话。
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产生于五四时代，在他们身上体现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特点：反传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们和其他进步知识分子，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批判一切旧传统，为中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和革命大造了舆论。后来，毛泽东继续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精神，勇敢的和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的教条主义倾向作斗争，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然而，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在反传统的同时低估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和作用。从理性上宣布“与一切传统观念决裂”和事实上极难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矛盾始终困扰着这一代知识分子和后来党的许多领袖人物。
传统文化是国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取向，不仅记载了有文字的历史典籍上，而且广泛的根植于民间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人际关系、社会舆论中。它不仅对民族的历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当代的人们，不管你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是信仰革命还是趋于保守，是领袖人物还是一般平民，都发生着重要影响。马克思讲得非常深刻：“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陈独秀提倡科学与民主，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敢斗士，然而他本人却也难于摆脱封建主义的某些影响，如大革命时期表现出严重的“家长制”作风。瞿秋白有着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并且经受过对敌斗争和党内斗争的严酷考验，然而终生与“士大夫气质”难舍难割。毛泽东也是如此，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在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征程中，表现出宏伟的气魄，无畏的精神。而在他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政治主张、谋略策划中，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明显地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
我们作这样的分析，不是想把伟人与凡人划等号，（即使在本节中，我也对伟人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也不是以“纯而又纯”来要求历史人物，而是想说明，伟人与凡人同样生活于现实的世俗社会，同样难以摆脱世俗社会的影响，因此，他们既是伟大的人，又是世俗的人，从来也不是什么“神”。奇怪的倒是时至今日，有些历史学家总是要把领袖人物写成“百分之百”的伟大正确，有些问题实在绕不过去，也要“为贤者讳”，尽量淡化处理。似乎只有制造一个完美无缺的神的形象，才能为万世师表，这实在是形而上学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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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武化的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1）
1924年至1927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可以称为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具有民主、爱国传统的学生运动进一步蓬勃发展，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中，包括外国办的教会学校中的学生，革命热情也日益高涨。美国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于1925年和1927年两次来华访问，1928年出版了《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九二七年中国中部的革命》一书，对当时学生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作了生动的记述：
记述之一：
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们对作者说，“学校把我们培养成基督徒，我们现在仍认为耶稣的教义极为有益。但我们又认为耶稣生活的年代久远，现代中国所需做的事情他无法一一加以指点，我们觉得自身行善是不够的，因为这只会使人屈服于横暴行为。行善和屈服不能战胜强暴，所以只有进行战斗。我们认为必须首先推翻旧的经济制度，建立一个人人都行善的新社会” 。
记述之二：
一个叫小林的学生告诉作者，“近十年中，中国青年最需要了解的一是科学，二是良好的政体，三是革命理论”。“学生们现在明白了，讲演与宣传鼓动徒劳无益，他们必须学会作战。有上千名学生南下进了黄埔军校，……有许多学生参加了北伐，他们不仅加入了北伐军，而且在部队到来之前就在华中的工农中间进行宣传鼓动。###中许多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林说，除了在前线牺牲的人外，死于吴大帅与孙传芳将军屠刀之下的还有好几百人。在上海，学生参加了武装起义，……有四百余名学生被蒋介石枪杀” 。
记述之三：
作者写道，“我关于中国农民的报道要从学生联合会开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是学生首先发动和组织了农民。然后，觉醒了的农民才开始管理自己的组织。但是，在我逗留武汉的整个期间，直到农会遭到镇压之前，农会干部半数以上仍是学生” 。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的引用一本外国人写的书，是因为中国人历来对知识分子有偏见，极少有书籍正面记载这些历史情况，所记多为知识分子投身工农运动如何接受再教育，甚至如何右倾，如何站在工农运动对立面云云。
大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历史特点是，许多人“投笔从戎”，积极参加军事斗争。周恩来谈到黄埔军校第一期时说，“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