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这套谬论，曾受到鲁迅的批判，他尖锐地指出，这是叫人们“如牛马一样”，如“猪羊满脸呆气，终生糊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知识即罪恶”的谬论不仅没有得到匡正，而且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下，恶性发展起来。如“读书无用论”，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都是老粗出身，并且把中国革命的胜利，归于“大老粗”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其实人民军队的领导人绝大多数也是知识分子）；“知识越多越反动”，认为读书多了害死人，不读书的犯错误少，多读了犯错误多，甚至认为知识多了就容易出修正主义，60年代“反修”时，断定“苏联出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领袖人物都是有较高文化的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原罪论”，知识分子文化高、知识多，是侵占了劳动人民的血汗，要向劳动人民忏悔，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彻底改造，脱胎换骨。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文革”中大规模的焚烧书籍，大范围的捣毁文物，大批知识分子遭受迫害，令人毛骨悚然。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痛心疾首地说：“自忏误我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
对于近代知识在中国的多舛命运，人们曾从执政党个别政策的失误，或者是某个领袖人物的偏执，以及做为知识载体的知识分子群体等方面做了不少的探讨，这里我想着重从近代知识在中国的发展特点和缺陷方面进一步做些分析。这样做，或许对开始重视知识的人们更有裨益。
中国近代知识的发展与欧洲有着明显的不同。欧洲的人文知识是在文艺复兴时代发展起来的，它以“人”为中心，与神学和宗教统治相抗衡，有力地支持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并且给予新的社会变革以强大的思想武器。伴随人文科学而迅速兴起的自然科学，促进了生产力和整个经济日新月异的飞速进步。因此，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虽然经历过艰难曲折，但很快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和重视。相比之下，中国近代科学知识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差异。
在人文科学方面，两千年的儒家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基本思想是主张“民本”。如孟子所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这一思想的本质是以民为本、为民做主，与现代民主，即权力在民、民众当家作主，是有根本区别的。思维方式上重视整体、主张和谐、提倡节欲。如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天人相通”、“天人相类”，处理理与情的关系鼓吹“存天理，去人欲”，处理义和利的关系倡导“重义轻利”或“利义兼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上述重要思想，虽然不乏深刻的见解，合理的成分。但从总体上看，其基本主张、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与20世纪大变革的需要，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协调，不适应的。被称为“东方圣哲”、终生研究并宏扬儒家文化的著名学者梁漱溟，晚年作了深刻的反思，他说：“儒学开不出新天地来” 。
中国近代知识发展的多舛命运（2）
知识，历来是每个社会赖以存在的一种基础，自然科学是人类发展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重要力量。我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有著名的“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直到明代，也曾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如李时珍（1518……1593）的巨著《本草纲目》，在世界药物学的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徐光启（1562……1633）所写《农政全书》，表达了“人力定能胜天”的思想。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对一些应用化学的原理作了分析。地理学家、著有《徐霞客游记》的徐宏祖，是世界上对石灰岩地区溶蚀地貌考察的第一个人。然而十六世纪以后，我们在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知识方面，逐渐落后于西方，并且差距越来越大。纵观欧美18世纪产生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运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19世纪70年代，又出现以电力的广泛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20世纪40年代以来又兴起新的技术革命，被称为第三次技术革命。如20世纪初提出相对论，20年代出现量子力学，50年代的分子生物学等。在具体技术上，1942年出现第一台原子能反应堆，1946年出现电子计算机，1947年出现半导体晶体管，1957年人造地球卫星上天，1959年出现集成电路，1960年激光问世，等等。据一位科学家估计，直到“刚解放的时候，我们与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是200年” 。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感到在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方面甚至不止200年。记得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儿童时代，曾发生过一次月蚀，人们称这是天狗吃月亮，于是家家户户的大人小孩立刻动员起来，使劲的敲打锅碗盆勺，以吓退天狗，援救月亮。此时距离哥白尼公开发表《天体运行论》已整整400年！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滞后，必然影响它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普及方面的难度，从而造成“知识贬值”的现象。
近些年，不少人士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知识落后的原因，从多方面做了探讨，尤其是从知识发展自身的角度进行的反思，读了颇有启发。
著名科学家周光召认为：“中国古代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对商人不
太重视，没有开拓市场，因而没有推动科学发展的市场动力；中国古
代没有研究自然科学的专门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不能
上升为理论；古代中国人还自视清高，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最高的水
准，不愿意吸收外来先进的科技和文化；中国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不
善于做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也不从事有控制的实验和
对自然界有系统的观测，所以对自然界的理解常常是一种猜测，缺少
科学根据” 。
《自然科学概要》一书，从知识本身发展规律方面作了进一步分
析：“到了二十世纪，科学实验的作用更加明显，自然科学上的许多
知识和理论的提出和发现，往往不是直接来自生产，而是来自科学实
验。如相对论的提出，量子力学的建立，基本粒子物理的产生，都建
立在实验基础上，直接由科学实验所决定。当然，现代自然科学与生
产实践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许多新的科学理论，只有运用于生
产，接受生产实践检验，才能发现问题，通过科学实验，加以完善和
发展” 。
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推演法。他说：
“中国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追求一个‘理’，用什么方
法来追求这个‘理’呢？这个方法就是归纳法，即把许多分处的一些
现象，或一些状态，归纳成一个最终的‘理’。这是一个精简化、抽
象化、符号化的过程。……而近代科学跟传统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分
别，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这第二个方式是推演，是用逻辑的方法来
中国近代知识发展的多舛命运（3）
推演，……推演的方法需要逻辑，这是近代科学精神诞生的一个重要
标志，可中国古时候没有发展出这个逻辑系统” 。
近代知识的发展与命运表明，从轻视知识、排斥知识、反对知识，到尊重知识、热爱知识，知识越来越成为时代的宠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国近代知识的多舛命运，不单是外部条件使然，还和知识本身的状况与弱点密切相关。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蒙昧主义何以一度泛滥成灾（1）
一百五十多年以前，马克思的朋友、“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的德国杰出诗人海涅，在《路苔齐亚》法文本序言中，一方面热情的高呼：“愿这个旧世界崩溃，这个好人遭殃、坏人得势、人剥削人的旧社会！但愿它遭受彻底的破坏”；另一方面也讲了一大段通常被称为对革命“误解”的话，深深的震颤了我的心。他说：
“我承认未来时代属于共产主义的，我是用一种忧虑和非常恐怖
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我真到了那个时代，那个被无知的偶像破坏者
们掌握了政权的时代时，我总是惊恐欲绝。他们将要用胼胝的双手毫
不悯惜地摧毁我无限心爱的一切美丽的白石雕象……；他们将要毁坏
我的月桂树丛林，而在那里栽植马铃薯；……百合花，它将被人从社
会的土地上拔掉，除非它手里拿起纺锤来；而夜莺，那些无用的歌人，
将被驱逐，还有，唉！我的歌集将被香料杂货小商贩用来做纸口袋，
给未来时代可怜的老太婆装咖啡和烟丝。唉！我预见了这一切，……”。
一个多世纪以后，中国大地上掀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潮，使诗人海涅的担心变为现实。在“破四旧”的口号下，除几本经典之外，成堆的古今中外优秀书籍如“纸船明烛照天烧”；碑林、庙宇等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被“革命的铁锤”砸个稀巴烂；大批文化人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在劳改所里饱尝皮肉之苦；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被赶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花园里的百合花、月桂树也未能幸免，它们揣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冤魂，被斩草除根，花园变为向日葵园和老玉米地。那个年代，知识成为无用而反动的代名词，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之后，成为社会底层的“臭老九”。相传著名学者梁漱溟曾作《吟“臭老九”》诗一首：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日，也要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