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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到了公元626年的时候，这条理想国的准绳开始靠近并牵动了这个东方刚刚兴起的唐都帝国了。我在上一章节中较为详细地描述过这位称之为唐太宗的李世民与他的谋臣和自己的太子所谈过的一些话，也特别记载他亲自观览新科进士们鱼贯而行时所发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感叹，这些迹象中可以揭示出，一个历史盛史的真正起因就在于一个至善的国家理想和一个卓越的领袖以及一群能够去实现国家理想的政治精英。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省悟历史中提炼出一个国家和时代昌盛的关键要素来，这些要素由历史和哲学家开出，十分简单，其分别是：理念（至善）、洞察理念的领导者（时代领袖）、政治精英。这三位要素，缺一不可。而三要素之中，理念则成为最大且最为客观的前提（它应当就是太宗所说的“道”），失去这一前提，再卓越的领导者都只会功倍而事半甚至无功而返。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下，一位明道的君王和领导者将成为国家兴盛的关键，而另一方面，失去政治精英们的积极参予，一个明确的理念加一个卓越领导者也将难有成就。
大国基石：中国精英政治的开端（4）
当唐朝之初，太宗确立了“先存百姓”以民为本的理念时，一个国家与社会复兴的核心基准点也就找到了；以“有道”而推天下，益百姓而治国，则确立了一个“哲学王”的理想国君和至善治国的领袖方针，这样的一个领导人，成为了一个盛世时代的关键动因；而“任人唯贤”，选拔“天下英雄”为治国济世之才，并将他们的姓名写在自己屋内屏风上朝夕省览，可以看到太宗是如何精心构建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群体，这样一来，一个理想国家和兴盛时代的三要素就获得了确立，由是，一个盛唐时代的到来，也就自然而然循乎自然之道了。所以，历史看似偶然，其实为必然，所讲求的，就是这样一个客观原理和它的三要素。柏拉图的辩证之法与理念之要，之于今天思想日见浅薄的中国，应是需要推崇和认真研讨的（我们不能仅仅只知道回归儒家学说），而太宗之绩，贞观之治，不得不让我们倾心学习，千古一帝这笔治国富民的国家政治财富，更值得21世纪中国和全球国家领导人都认真吸取。
从秦统一中国而焚书坑儒，到汉高祖“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人才之叹，再到魏武帝“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的思贤之忧，延续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精英集体奢靡丧志，唐朝的发端，则以一个国家共同复兴的理想而作为新历史的开启，以一群积极参政的精英而作为国家建设之栋梁，以一国之民的生活富裕而为社会发展的共同基石，故而可以论证，唐朝是中国精英政治的一个非凡历史开端，她的这一成功模式，不仅仅影响了中国后续一千多年连绵不尽的仁人志士之于中华的理想，更将再影响中国与人类未来的两千年！
时代，总是属于精英的。倘若不是如此，我们又是如何会如此热爱竞争和超级选秀呢？物尽天择的根本义理之下，今天的中国，是需要呼唤出一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精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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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盛世的现代与世界要义（1）
一则破产消息
几分钟前，听到了一个关于湘潭供销大厦宣布破产的消息。这个消息听到时，正好是中国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年会在上海金茂凯悦音乐厅举行颁奖典礼晚会的时刻，亦辉此际也在现场，准备采访熊晓鸽，他告诉我软银亚洲总裁薛村禾正在现场充当颁奖嘉宾，而江南春没有接受《软实力》采访就匆匆走了，看来他的确是因为纳斯达克的那些股东们让他忙得够呛。我想，这是中国刚刚接受资本主义熏陶的一个现象吧（我们的确没有对此作好太多的准备）。
这种没有为变化而作好准备的事例在中国层出不穷。2006年底的金融开放、中国房地产投资高热的撤离、过度竞争导致的利润率急剧下滑，当然还有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种种从未碰到过的问题等等，都在中国的今天出现了（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挑战和很有意思的新课题）。那座湘潭供销大厦，就是这样的一个。我在十八年开始供职于它的时候，正是它刚刚建成之际，也是全国供销系统向城市商业经济升级转型的当口，当时中国的整体商业还处于半计划状态，因此供销大厦在当时还作为一支新兴商业力量形成了对传统百货业的冲击，曾经红透半边天。从历史上讲，供销大厦是中国商业变革过程中发挥了一定力量的，至少在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初期成为了一条由乡镇泥鳅而进入城市的鲶鱼。我记得当时的竞争对手就是商业局下的百货公司。然而，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护多久，当时我还是这座大厦的团支部书记，带领一批团员和青年经常做一些柜台亲民服务，我在后来离开了，这在当时称为下海。再之后，关于它的消息就越来越少直至空白。尽管它曾经有过这样的辉煌，但是非市场化的体制在最后成为了它的发展掣肘，也成为了权柄与私利的温床，后来它所发生的危机就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国营企业都遇到了同样的挑战）。现在忽然听到有关它的消息，仿佛是听到一个极遥远的名字。湘潭，我的故乡，然而我在那里什么都没有留下了，只留下了少年时一个人在湘江边上独行的回忆，那些柳树和桑树，以及辽远的湘楚天空（这座城市今天仍然是一个成长性很小的城市缺乏经济活动更缺乏理想）。事实上，供销大厦这种由计划经济所产出是一个时代转型期的怪胎，在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前它早就离开了这个纷乱多变的历史舞台，而今天的破产似乎是某种程序所必须给出的一个指令或名份。有些名份，以历史观来看，是完全多余的啊。
在描述唐朝的兴盛时，我就在思考这么一个盛世朝代之外的问题。我在想，唐朝的盛世，是否也会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湘潭供销大厦的历史呢？在一定的时候兴起并繁荣，又在一定的时候消亡和破产？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在论宇宙之元时就使用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宇宙的元动力是一团永恒的活火，这团活火对于人类和万物而言，都会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也会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这是宇宙所行使的特权）。湘潭供销大厦与中国的唐朝，是否就是赫氏所描述的这样一种事物？
当唐朝在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中兴起时，当时代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将创造出令东方与世界如何惊诧的辉煌历史。这样一个辉煌，恐怕就连唐太宗自己也没有这么奢想过。倒是后来的人们，面对盛唐的繁荣以及由这个帝国所建立起来的皇廷威仪，还有自唐而兴起的无数大国诗人们，都心存敬仰和羡慕，于是缅怀，于是歌颂，这种情结中，既有一份对于历史光荣的尊重，同时更有一种将昔比今的文化意识中的虚荣（然而我们对唐的研究甚至不如其它国家对她的研究）。在今天，这种东方式的文化虚荣心仍在中国的教育界和文化界大行其道，以至于令许多中国人忽略了今天所面对世界时存在的巨大现实落差。让这个落差持续下去，未来还将怎样呢？
在一个时代繁盛与文化兴起的现象中，往往有两种探研的不同见解：一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这似乎一直都是我们的主流意见，而另一种则是文化趋乎道的自然彰显。唐朝的文化之兴，似乎与这两个见解与结果都有关系，然而将这一问题置于事实的根本义理上来分析，后者的元动力会要更大一些，而当时的整体社会环境与国家政策的稳定与开明，则更帮了唐朝文化中兴的大忙。然而即便历史是如此光荣璀灿，唐朝的光芒还是在开元造就的盛极之后渐渐黯淡和衰落了，在这里李隆基这位玄宗皇帝成为了这段弘大历史的转折点。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前后八年，将盛世唐朝百余年的基业以倾刻的时间颠覆败亡，不能不说，破产之所来，是如此之疾，盛衰之兴替，是如何之速！以历史为鉴，不能不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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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盛世的现代与世界要义（2）
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这样来评论人类社会在发展与停滞之间选择的文化态度：如果一个社会的回忆多于梦想，这个社会中，就会有很多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向后看。这种社会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把他们的过去想像得比实际更美好，然后沉湎其中不能自拔。当一些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会非常危险。如果美国也朝向了这个方向的话，那就是一场灾难。
在这里，用一个美国记者对于他的国家的忠告来忠告中国。或许，我们面对历史，认识到唐朝的破产也许会比持续地赞美唐朝的盛世要来得更加客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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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亡和历史的再接力（1）
从一段昌盛的历史中读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营养，是需要一种想像力的，不然，历史就很难被我们唤醒，就会真正成为一种仅仅在博物馆中的摆设，成为一些学究们的掌上卖弄之物了。关于想像力，对于西方文化而言，这似乎自思想启蒙运动以来就一直成为了新的DNA，而就中国而言，这种想像力的培养似乎还处于艰难的起步阶段。而文化不能没有想像力，没有想像力的文化，与其说是，不如说是历史垃圾。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检索一下中国历史，我们便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体内会有多少这种已经失去想像力的历史，因此，是需要排毒了。以想像力看过去、观今天、瞻未来，乃是新的历史观，也是将过去、现在与将来视作为一个延续的人类史和社会史，视作为一团活的火，在这团活火中，烧去了思想的陈腐，也使所有人能够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