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作为一个延续的人类史和社会史，视作为一团活的火，在这团活火中，烧去了思想的陈腐，也使所有人能够看到历史所发射出来的光明。这样，历史才能真正成为人类文明之光，照耀今天和未来之路。
当我们检索历史直到唐朝文化的兴盛时，我们会得出这一兴盛将与一个国家政治的开明、民主思想的鼓励以及个体自由的宽松有着密切关系，而与经济或物质繁荣与否的关系则并不怎么大。许多人类历史中文化思想的兴盛都可以作为这样的例子，而我自己的体会与经历亦有如此同感。就象《华文漫史》这种网络撰书的方式本身，也是一则证明（它说明人人皆可以来争取一种文化和精神上的抒发而对于物质则仅仅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思想的维度与物质世界的维度有着很大的不同，或许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仅仅只是在某一点上有过交叉。这种分析的结论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精神与物质世界这两个不同领域各自存在的方式和价值。而同时，这种不同领域上的认识模糊也正是中国在物质逐渐丰沛后却难以找到复兴文化要义的症结所在。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现今社会对于文化复兴的话题总有那么一种大吃大喝大摆排场的情结，或者说，许多人的观点会认为文化精神的发展必须依赖充分物质的前提，也正是基于这种意识，我们在今天为这个刚刚兴起的社会人为划定了许多并不公平的物质世界的衡量标准，并以这种标准来取舍文化与精神的价值（这在中国曾有过脑体倒挂的说法）。在这种不公平之下，一个社会只会处于物质财富的单一标准，而人为造成社会在贫富认识上的不均衡，并以这种不均衡刺激整体社会向不安且危的边缘演化。因此，文化精神价值的维度丧失，对于中国这个现代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异常危险的。而这样一种失去对文化精神价值判断力的社会，则无法接近科学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理想目标（这一状况与一个缺乏诗情画意的人来谈论艺术的结果相类似）。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唯物质与经济的国家情形，可以理解成为一个时代和社会在文化价值与文明精神的缺乏，这样的时期让它延续得过长，社会就会出毛病，就会让一个国家的文化精神丢失掉（这种丢失掉文化精神的国家并不在少数）。丢掉容易，而要拣回来则很不易。文化精神的维度是如此重要，其对于中国之命运又是如此系乎生死，当我们在这个21世纪尚不能认真来建立这样的一个维度，甚至还要如几十年前那般来一文化的颠覆，那么好端端的几千年文明也就会最终烟消云散于今天了。当中国的文化精神落到一穷二白时，历史会告诉人类的每一位，这个民族所曾经拥有过的尊严和骄傲，是如何消逝的。
我们说唐朝文化因盛世而兴，不如说是因为这个当时已融合多民族的国家因四百年的离散和颓丧而爆发出的一种文化与精神上的强烈冲动（或许这种冲动非要在这种状况下才能发生）。这种文化的冲动，还与唐之前自秦汉以来数百年沉雄历史的积淀有关，也与这种文化自身维度上的融合、孕育、激荡和最终释放的自然之道有关，同时还与唐朝对于文化的开放政策与对个人思想自由的包容度有关。唐玄宗开元年间，整体社会发展到极盛，诗人李白甚至可以直接上殿与君王对饮而藉酒赋诗，作《霓裳羽衣曲》赞美玄宗的爱妃，这样的盛况，即便是在今天，也是少有，而其在当时，也不过为君臣和乐而已，可见唐时的文化开放，君王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以及文化工作者们的宽松环境。这一境遇，倒是与春秋诸子百家时代有些相似，区别之处在于更有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繁荣。
文化兴亡和历史的再接力（2）
这种从未有过的繁荣被罗兹。墨菲特别着墨描写过，下面是墨菲笔下的唐朝都城长安的景象：
首都长安是唐帝国辉煌业绩的象征。它统辖着甚至超过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世界有史以来的最大帝国。突厥人、印度人、波斯人、叙利亚人、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甚至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和拜占庭人充塞着它的街道，增添了它的国际色彩。在这里，以及城中开阔地和指定剧场，中外艺人、杂技演员和魔术师表演戏剧、歌剧、滑稽剧和其它娱乐节目。时髦妇女夸耀她们别出心裁的衣裳和发式。男人、女人也一样，最喜欢的消谴之一是从波斯学来的马球，富人为他们马厩中玩马球的矮种良马和漂亮的马球装备而得意洋洋。唐文化是世俗的、优美和高雅的，作为整个亚洲的国际中心，长安和整个中国一样，也是东亚其它地方的文化样板。官方纳贡使节和非官方访问者以及商人或冒险家，频频从朝鲜、日本或一些较小国家来到中国，沐浴长安的荣光，然后随身带走尽可能多的东西去打造他们自己模式的唐文明。从7世纪到9世纪中叶，长安繁荣了两个半世纪，作为国际都会的耀眼光芒，大概是任何其它地方永远无法比拟的。
这让我想起上个世纪初渐渐繁荣起来的纽约以及二战之后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帝国的美利坚，即便是在今天，曼哈顿仍然代表着这个新世纪人类在物质财富与现代文明精神所集聚的力量，同时也象征着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利坚国家的昌明盛世。在纽约，同样拥塞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是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和南美人，是黎巴嫩人、伊拉克人、墨西哥人、中国人、韩国人、越南人、英国人、香港人、德国人、联合国人，他们还是商人、艺术家、政治家和冒险家以及怀着各种各样愿景和未来期许的人们，正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将纽约变成为全球的都市和世界的中心。我在想，在21世纪的未来时光中，这样的一个中心，抑或将因为我们今天开始的努力和复兴而漂移到这片浩瀚太平洋的另一侧，在东方再一次向世界印证中国的光芒？这是一场漫长而须我们持续努力的接力赛，这场接力赛在唐朝的时候让中国领先，而在后来又让中国落后，到了今天这个时间，这场比赛的参赛者就是我们了。谁会回避呢？
如果回避，那么请问：你会在哪里躲藏过这个时代而不让这个时代发现（这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捉迷藏的游戏）？
诗歌的时代与灵性冲动（1）
唐朝的文化中充满着一种灵动之舞。那个水中捞月的诗仙李白，以这种举动而最终结束掉自己的生命，想想也是极致的浪漫，和另一位距他1000年抱石而沉汩罗江的诗人屈夫子，是完全不同的意境。若是时空转换，让两位相隔千年的大诗人见个面，会有难得的佳话流传。屈夫子不知有后来还有一位诗仙，他在郁郁寡欢之中所献出的《楚辞》和《离骚》会有如此大的用场！而李白则是知道屈夫子的，深知自己亦有同源于屈夫子的孤傲不羁，所以两人应当有跨世纪的话说。
纵观唐朝文化的时兴，其势可谓是中华文化集成之后的一次开枝散叶，其风华蔽及四海，对周邻的亚洲国家也有着殊深的影响。我们可以观察到，文化繁兴同时也是一个内外相融与积极互动的结果，一如一个人的灵悟，当它际遇一场灵感或是启悟，便会勃然而起，发光发热，激情四射。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的兴起，如前所言，并非是物质的缘故，而是一种超妙的灵动之舞。对于一个社会和时代而言，这种人类的灵动，亦是存在的。而唐朝的文化勃兴，便是这种灵感的迸发。
在文化的广域上，佛教在唐朝的兴起，也为唐文化拓展了新的一领地，唐太宗就曾亲笔书写《大唐三藏圣教序》，大力倡导佛教，此举也促使唐朝的官吏与权贵们大多开始笃信佛教了。而道教的兴起，起于两晋而兴于唐，据说是因为老子与皇帝同姓之故，如此算来是五百年本是一家，所以道家在唐朝时代更是获得了独家之尊（在这里我们不讨论道佛之于当时社会教化作用的优劣与褒贬）。
在文学方面，作为一个时代文化的旗帜，唐朝将两晋南北朝以来的颓丧文风一扫而净，那些士大夫无病呻吟和无聊砌字式的骈文范式，到了唐朝盛世面前，显然早已不足以支撑台面，更不堪胜任这个文化与精神大时代开端的万丈雄心，所以，时代情感的奔涌与文学语言的创新从甫一开始便推出了波澜壮阔的诗歌和新兴的古文（其实是光复先秦与汉文古风）。其中初唐的陈子昂就在《登台幽州台歌》中咏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下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改前朝四百年诗者的空泛苍白，将一个恢宏与统一大国时代的旷世诗情袒露无遗。
陈的这首抒怀之诗，诸多诗论中早有佳评。其中关于他随军北征契丹而遭贬的经历，多为此诗的来历之由。而幽州台乃为战略燕昭王所筑黄金台，招引天下英雄贤才，诗人以己之不平亲历，触景而生情，有感而发，自是诗情的出处。而细细品味，一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可喻明君，亦可喻己，按诗中的情绪与襟怀所系，更可以认为是将诗人自己与古往而今来的英雄豪杰混成了一体，更有一股易水河畔为刺秦王而决意不返的壮士荆轲的风骨。这样的襟怀与胸臆，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吟唱得出来（今天的网络作家和博客们都可以来作此证明）。但凡一个人或一个时代被压抑得久或是社会奢靡颓丧到虚无至极时，或当一个旧的社会被奔涌而至的新世所替代一段漫长幽黯岁月由一个光芒闪耀的新天空照耀之际，便犹如长夜之中听到曼妙的歌声而克里斯托夫。哥伦布在寂寞大西洋上漂泊65天而最后依稀看见黑夜海上升起的火光一样，这时候，一种旷世脱俗的豪放方有可能听得到。从这首短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不羁个性与思想放任的充分想像度，这种想像度和不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