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到那种地步。
我想只要我还能写，就永远不会那样。
即便是我喝酒时也要提笔写作。
戴维，我写这些话时你在看吗？我把这些话写在纸上的时候，你能知道我在说给你听吗？我希望能让自己相信你能听见。
我从没像现在这么希望灵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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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温特〃里德家族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
总理詹姆斯·S．温特与苏格兰裔加拿大铁路巨头罗伯特·G．里德协商了纽芬兰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合同之一：1898年的铁路合同。
在依照那份众所周知的〃愿打愿挨协议〃规定建成了横跨全岛的铁路之后，里德打算签订更有利可图的协议，以便经营这条铁路，建设各条支线。
由于受到第一份协议的限制，里德别无选择，只得同意以下新的条件：每新修建一英里铁路，他必须接受5000英亩的公有土地；如果他想永远拥有纽芬兰的全线铁路，他必须交回这片土地的一半，以及修建这条铁路时支付给他的一部分钱；他必须接受纽芬兰电报公司、圣约翰斯干船坞、7艘蒸汽船、各类水力发电厂和火车站的所有权，最后还必须同意把沃特大街从头到尾铺上花岗石和鹅卵石。
于是，如果在谈判中纽芬兰人占了对方的便宜，或者做成了一笔特别不公平的交易，他们就会说：〃我们'温特'了他们，〃或者是〃我们把他们狠狠地'温特'了一下。〃纽芬兰人更习惯于'温特'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怀特威'。
尽管他们被认为是很殷勤好客，但在他们的品质当中，在他们与外人的交往当中，有种东西会显露出来，我们暂且称之为〃狡猾〃吧，因此，外人最好避而远之。
尽管跟里德的这笔交易很不公平（有旁观者把它反比成曼哈顿的买卖交易），但无人知道里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蒙骗，后来人们才发现，在协商合同的过程中，作为里德律师的是财政大臣阿尔弗雷德·B．莫林，他向里德保证〃纽芬兰人还嫩得很，不会骗人〃，劝他应允了这笔交易。
人们还发现，纽芬兰政府一共向里德骗卖了400万英亩据他们声称属于〃既非荒地、沼泽，也非不宜耕作〃的土地，这明显是虚假的说法，因为在纽芬兰，那样的土地其实还不到所说的一半。
对于这样一个合同，温特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只能解释成是为了规避重大金融风险和减少公债，但公众群情激愤，于是，在一份抗议这个合同的请愿书上，默里总督收集了23000个签名，迫使莫林辞去了他在内阁的职务。
然而，伤害还是造成了，尽管在1901年罗伯特·邦德爵士执政期间，里德得到了一些救助…250万元和50年后归还铁路的许可…但是他还是形成了这样一种世界观，经常不知不觉地愤世嫉俗，1908年在蒙特利尔去世前，想到自己留给儿子的是一个雇员比纽芬兰政府的雇员还要多得多的公司，他就心力交瘁，痛苦万分。
1907年，他被封为爵士，毫无疑问，这是纽芬兰政府要求的，因为纽芬兰人认为封爵可以摆平一切。
为了安抚那些被他们〃温特〃了的金融家，纽芬兰人总是请求殖民地政府给他们封爵。
可丢脸的是，殖民地政府居然欣然应允。
为捡便宜〃温特〃得越多，顾全脸面的爵位就封得越快，张三爵士或李四爵士就越是赶紧借着夜色的掩盖潜逃去了大陆。
只有当你想象这些人全都在一条船上…拥挤在甲板上，列队站在船舷边，身穿外套大衣，头戴圆顶硬礼帽，佝腰驼背，手里攥着那张卷成筒的爵士证书，花朵一样的小胡子掩饰了他们的绝望，只有此时，你才真正开始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的罪大恶极。
他们被人蒙骗，遭人愚弄，受人操纵，希望破灭了，期盼受挫折，如今他们乘着〃温特号〃蒸汽船驶过峡口，朝纽芬兰投来最后的一眼，然后就这样走了。
。。
做天窗盖（1）
菲尔日志1945年4月17日乔·斯莫尔伍德又回到城区。
读者可能会疑惑，这几年他跑哪儿去了？1943年，斯莫尔伍德厌倦了“撞钟人”，厌倦了生活。
当时，代议制政府仍旧当权。
人们没理由反对，也没道理赞成。
有朋友评价：“你最近有些不正常。
”让你们明白他为何不正常，须指出他现在仅可依赖重复来表达自我。
他曾说过，英语中同义词太多，没法让他一天用完。
现在，他却开始复述自己的话。
他改写原先的广播节目，希望没人注意，可又担心无人知道他所指为何物。
他坐下以铅笔在纸上盘点。
过去六年，他说过250万个单词。
的确够多，该变变了。
播音员大部分于50余岁时步入养猪事业。
斯莫尔伍德与众不同。
他42岁便从事此行当。
他前往甘达尔，于加拿大皇家空军基地开创事业，并以其“猪肉永动”计划闻名。
依此计划，我们以餐厅泔水喂猪，猪为餐厅供肉，餐厅又可为猪供泔水。
换言之，空军将士可终年饱食同一群猪。
在甘达尔，他被封以“猪肉撞钟人”。
有作者断言，若斯莫尔伍德先生以此心致力于政治，定当获得“两项全能人士”之雅号。
此说法果然深奥，苦思若干小时我们也不解其中精妙。
1945年，还在甘达尔，我便听说英国政府宣布重新恢复纽芬兰自治。
开始，我感觉很沮丧，觉得又将回到旧体系。
那种体系下，若不是商人家庭出身，政治上便毫无升迁机会。
普劳斯当上总理的画面闪过脑海，让我妒忌与厌恶得泛起恶心。
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立即让纽芬兰独立。
与最近处理马耳他问题一样，它规定纽芬兰首先应该选举产生45位代表，以全国大会讨论和推荐未来政府形式，而后以全民公投决定最终形式。
我一下子还看不出，此种做法与1934年的允诺有何不同。
当时英国政府承诺，可以自力更生时恢复我们的独立。
对于全国大会我却欣喜万分。
我知道那些有声望的“名人”不会出头支持加入加拿大联邦，而我正打算这么做。
我决定自己应成为其中的领头人物。
倘若无人领军，此事业会太过困难，不易成功。
远离圣约翰斯的那段日子里，我对在南海岸和西南海岸的时光思前想后，心中开始疑惑。
对居住在圣约翰斯以外的纽芬兰人来说，独立是否真是一个承受不起的奢侈？一个骄傲自大的梦想？一个无法维持的幻觉？1936年我在西南海岸组织工会时，那个累瘫在船桨上的渔民，为怕让我看到他精疲力竭而窘迫。
那些在“纽芬兰号”上捕海豹的猎人，那些幸存者。
他们生满冻疮的手脚缠满绷带，三三两两抱在一起，不为取暖，只为死时有个伴。
被人发现带回家时，他们也一直是那个样子。
那些住在铁路边狭小工棚里靠鲑鱼果腹的家庭。
我对自己决心为之奋斗的事业充满信念。
我相信，任何正直的人，如果看到我所看到的一切也会同样去做。
我又想起，理查德爵士把社会主义评价为“穷人的政治”，是唯一一条我这类人获取权力的途径。
我幻想，最终可以找到纽芬兰人能接受的社会主义—联邦中的一个国家，社会福利良好。
我将从事纽芬兰任何一个政治家从未曾涉足的事业。
我的选民不是商人，不是商人的跟屁虫，而是穷人。
他们除了人多，再没有其他优势了。
一直以来，有份植根于土地之广袤的情怀让我常有体会，却始终无法言说。
这种长久的困窘终于可以释怀了。
当然，如同十年前想凭《纽芬兰大全》一书发财一样，这些只是我在1946年的一场黄粱美梦。
我宣布支持加入加拿大联邦后不久，只能被我称为“干涉”的行动便开始了。
我尚未动一根手指，挡在我和宏伟事业之间的障碍便迎面而来。
比如说，公告宣布，全国大会的候选人必须在他所居住的选区参选。
我只能作为博纳维斯塔区的候选人参选。
这个区包括我过去两年养猪的甘达尔空军基地。
看起来似乎前景不妙。
我去那里参加竞选是为躲避普劳斯和菲尔丁。
如果留在圣约翰斯，我就必须在那里参选。
但在那片地头上，支持联邦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
很难说清具体何时，麦克唐纳总督和代议制政府开始注意起了我的动向。
有些人宣称，正是因为我在博纳维斯塔地区竞选，新的居住条例才开始强制执行。
这也是将我单独分离出，并视为支持联邦的领头人物的第一个征兆。
对于现在的时局，他们能如此超前考虑，我深表怀疑。
我认为，居住条例的意图是在让那些反对联邦的商人留在圣约翰斯。
这些商人可不希望把在独立小港地区运营的垄断利润让给加拿大人。
做天窗盖（2）
更大程度上说，他们不希望那些独立小港上的居民获得议席。
这些居民似乎更加支持联邦方案，可能成为赞成联邦的人士。
我在博纳维斯塔地区参加竞选，并以压倒性优势获胜，成为唯一一个获得全国大会席位而公开赞成联邦的人。
许多人对选举一事都一无所知。
只有五分之一的省份在全国大会上投票。
几乎无人相信可以恢复独立。
我的胜利应当归功于我作为媒体人士所聚集的人气。
即便我成功当选，人们推测我也并不能获得任何真正的政治优势—顶多当个后座议员。
如果运气好，以后能当选个立法机关成员。
全国大会于1946年9月11日在殖民大楼的下议院召开。
此前一个礼拜，我在圣约翰斯城一间出租屋里准备演说，突然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