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生活，让百姓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改变了汉初实行的无为而治的策略。这样就需要一种不同于黄老学说的治国理念，儒学进入武帝视野，而董仲舒则是佼佼者，武帝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注意到了董仲舒提交的答卷，并三次亲自出题考试，在近百名考生中绝无仅有。董仲舒的思想首先是融合了阴阳家与儒家学说，有个故事：一天，献王召董仲舒，请教有关“孝”的问题。当时是以“孝”治国的时代。献王问道“：《孝经》上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董仲舒不暇思索，随即回答道：“我们都知道，自然界有五行存在，即木、火、金、水、土。五行有相生相克的关联。在五行相生关联上，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五行在季节的转换和职能上又分别是：木代表春天，主生；火代表夏天，主长；土代表季夏，主养；金代表秋天，主收；水代表冬天，主成。其中的生、长、养、收、成也有一种继承和完善的关系。”董仲舒继续说：“同样的道理，父子之间也是有那种生、长、养的关系。抚养和教育子女是父亲的天职。子女们也都是奉行或承继其父亲的事业，不敢不顺从他父亲的意志。这是做人的根本道理。也是符合天道的。所以说，孝是天之经。” 董仲舒以天为主导，以天人关系为轴心，以阴阳五行为材料，编造出一套以儒学为核心的、融合先秦诸子思想的天的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成为汉代的统治思想，使儒学成为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主干，在法律制定方面，他将法家思想与儒家融合，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德、刑在治国中各有其功效。刑罚不是不能用，而是要用得适中。他又分析了秦亡的教训，认为秦朝灭亡在于：废弃德教，用刑过滥，刑罚太重，加上政府挥霍无度，官吏贪得无厌，百姓被逼作恶，这只能造成更大的*。他虽然仍在贬低刑罚，但他毕竟比“任德不任刑”、刑不足以治国等思想进步了，给了刑罚在治国中的一席之地。董仲舒从而确立了“德主刑辅”的德刑并用思想。这是他将孔子的德、刑关系的思想发展而成的。董仲舒的德、刑关系思想，是儒家思想家论述德刑关系中较为完备的理论。
董仲舒还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统一于儒家，压抑了诸子百家的发展。同时建议设立太学（国家最高学府）培养儒生做官。这样儒学作为国家正统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如果孔子在世，只怕乐得合不拢嘴。儒家从此完成了向儒教的转化。
儒教到了隋唐时代与“佛”、“道”并称为三教，在此期间吸取了不少来自道、佛两家的理论。隋唐科举还把儒家经典列为考试内容，从而奠定了儒教在科举制度上的地位，从而确定了孔子是所有中国文官的老师的地位。随着佛、道两家的传播，儒教在自然哲学方面的劣势体现出来，到了宋代，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儒教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史称宋明理学。
宋明儒家所建立的理气心性的信仰体系十分庞大，但是它在理论上论证儒家的人文信仰时，主要是重新确认“天人合一”这一古老命题。而这个命题显然来自道家，具体而言，理学家们论证了“天人合一”的终极存在。论证终级存在（天、天命、太极等）与人文法则（理、道、义等）的绝对统一。儒家之道才上升为宇宙的根本。理学家们首先论证了“道”与“天”的同一。因为在孔孟时代儒家是回避这个命题的。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人“法天而立道”，也只是认为人间的道义等人文法则来源于天。但是到了宋儒这里，“道”才能够与“天”绝对同一。朱熹在其《敬斋箴》中谈到．人面对“天理”的态度要“敬”，做到“正其衣冠，尊其赡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显然，“天理”必须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才有可能保持这种面对上帝一样的恭敬、虔诚的态度。
从这个角度出发，理学发展成了一种类似宗教的行为方式，加入了一些比如打坐、冥想等内容，因为天理是上帝式的东西。同时儒教发展出了一种对生活琐事都有详细规定的宗教式内容，也是儒教僵化的开端。明代大儒方孝孺作（幼仪杂箴），对生活实践中有关的坐、立、行、寝、揖、拜、食、饮、言、动、笑、喜、怒、忧、好、恶、取、予、诵、书等20项动作容貌均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要求自幼童年到成人均应遵守。僵化的儒教为明清两代八股文盛行埋下伏笔。同时僵化的儒教也非常迎合当时极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体制，当一个国家的人们在坐、立、行、吃饭、睡觉都有相应的规定的时候，那这个国家的创新和活力也就失去了。中国的衰落则不可避免。
从上面来看，儒教的自然哲学在吸收了阴阳家、道家和佛教之后形成了它自己的自然哲学体系，核心的内容是敬天。整个皇权时代都有敬天的仪式，而操办此事的正是儒生。儒教的社会哲学体系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后期的人们对它进行了补充和细化，形成了一整套社会伦理体系，同时也是僵化的开始。对于平民来讲，由于儒教被家族所接受，普通民众也接受了它，在长达2000年的熏陶下，儒教成为了主宰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部分。
在两千年的辉煌文明中，中国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四大发明就是其中之一。下面我们来谈谈皇权时代的科学。
皇权时代的中国哲学与科学（五）
前面谈到皇权时代的中国哲学，现在我们来看看皇权时代的中国科学与技术史。我查遍所有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都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李约瑟。李约瑟（，1900…1995）；英国人，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科技史学家。 1994年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1937年，在鲁桂珍等三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皈依于中国古代文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42年秋，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前来中国援助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在陪都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在华的四年，李约瑟广泛考察和研究中国历代的文化遗迹与典籍，为他日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了准备。1946年春，李约瑟离任，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之后，返回剑桥，先后在中国助手王铃博士和鲁桂珍博士的协助下，开始编写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约瑟亲自发起并分别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英中了解协会会长，先后八次来华考察旅行，大规模地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三十四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李约瑟花费近50年心血撰著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的分析和大量的东西方比较研究，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系统研究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者，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分为七卷三十四册，我们来看看是些什么：
第一卷，主要评介中国文献、地理、历史、交通、中西科技交流，包括全书规划等；
第二卷，评介影响中国主流文化的四大家，即儒、道、墨、法，中国科学基本思想，伪科学和怀疑论传统，中西方的社会法则与自然法则；
第三卷，研究中国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地图学、地质学、地震学、矿物学；
第四卷，研究中国的物理学、机械工程、土木工程、水利技术；
第五卷，研究中国的早期化学、炼金、制药所用器具和理论根据、内丹、造纸、印刷、采矿、冶金、陶瓷、火药、火器、盐业；
第六卷，研究中国的植物学、动物学、生物技术如营养、发酵、农业、医药、医疗、解剖、胚胎、针炙、麻醉；
第七卷，中国的社会与经济。
可以这么说，李约瑟将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近50年的心血不是一般人能作到的，中国的科学技术史最高权威是一个英国人，尽管该书的写成也凝结了不少中国学者的汗水，但联想到中国现代学者们抄袭，争名夺利之风盛行，实在是令人汗颜。希望这种现象能少一点，那么李约瑟之迷将不会重演。什么是李约瑟之迷呢？看下面：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现和发明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中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