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谔逯颇谒弑傅娜找嬖龀さ挠跋炝Α！ ！∠肟词槔�
序二（2）
*开始了中国政策的大规模试验，鼓励企业家创业，创立经济特区，并用成功的私人企业取代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外国资本开始流入中国，起先是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监管下，随后监管慢慢地放松，直到最近的2009年，各个省和公司不用通过北京，而是可以直接与外国和外国企业开展长期的、自下而上的业务往来已被中央政府写入法律。今天，中国经济中有７０％是私营成分，这一点连西方都感到意外。
尽管皈依了市场经济，中国的领导层仍然坚持共产主义旗帜，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国家方面坚持其领导和控制——但是，在过去的３０年里，领导和控制所体现的观念已经根本改变。中国已从自上而下的专政政体转变为切实的一党领导、有着强大的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一个纵向组织起来的*社会，并在制定和执行决策方面变得越来越透明。
过去两年里，在天津财经大学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我们的28位研究人员采用了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运用过的媒体监测的方法——那一方法促成了《大趋势》一书在1982年的出版。他们的研究发现了整个中国在知识、艺术、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所出现的非常积极的现象，这些都在地方报纸中得到了自由的报道。在中国，地方报纸成为群英会式的献策论坛，报道各种好点子，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根治*以及遏制那些可能损害公众利益的势力。
“摸着石头过河”已经成为中国的战略。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宣布新的倡议，鼓励在各级政府和私营企业进行竞争性试验。省长和地方市长以及私营企业家都在节能、新市场开发、社会发展、医保，或者其他能够对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的领域竞相拿出最新的招数。中央政府进行监测评估，根据成功的案例制定政策，向全国推广。这一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过程不仅愈来愈多地应用于经济问题，而且也愈来愈多地应用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等领域。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已起了变化；人民开始享受前所未有的自由发展空间。他们可以确定自己所起的作用和所要作出的贡献。
中国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纵向*模式始于经济领域，但是我们已看到它现在如何被运用到司法改革、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制度、卫生保健、艺术表现、建筑以及其他许多日常生活领域。在这一持续不断的*化进程中，乡村干部选举正在中国８０万个乡村举行。我们在上次西藏之旅中曾经问一个老农民：“你们是如何选举乡村干部的？”他说：“我们挑选他。”我们又问他：“怎么样挑选？”他说：“像这样——”他比划着把选票投入选票箱的动作。“如果他干得糟糕怎么办？”“那我们就得开除他，再试第二个。”他咧着嘴笑着说。
1981年，中国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预测中国至少要用100年的时间才能摆脱贫穷。30年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领导层以自己的方式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得到“人民的统治”８９％的认可（根据美国民意调查机构Pew的数据），在Pew调查的其他任何*政体里都没有可与此匹敌的数据。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着怎样的坎坷，中国在维持稳定与和谐的同时也得益于多样化。
中国立足于她自己的历史、价值观和需求，正在塑造一个纵向*的政体。她将在多大程度上与西方的*观念一致？这一问题只会使西方烦恼不已。中国有她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如何实现？她的人民将会做出决定。
。 想看书来
关于中国模式
*（以下简称赵）：很高兴又一次在北京见到你们。祝贺你们的新作的中文版（指《中国大趋势》，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9月版。）和德文版出版。
奈斯比特夫妇：谢谢！
赵：阅读你们的书，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你们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独特的分析方法，提出了对中国的见解。现在，世界各地的媒体每天都在谈论中国，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像你们这样下工夫，他们对中国的评价许多是肤浅的和混乱的，自然引起了读者的困惑。
约翰·奈斯比特（以下简称奈）：是的，的确如此。大多数西方记者根据他们自己的意见和倾向，根据西方历史和西方文化来评判中国。这是一种来自中国外部，而不是内部的观点。
赵：我们希望能看到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报道。至于评论，那是由作者的立场决定的。
多丽丝·奈斯比特（以下简称多）：西方期盼有关中国的采访报道更加开放、更加自由。
赵：西方记者怎样理解中国的开放和自由，有跨文化和跨意识形态的困难。西方记者在中国的工作条件年年都有改善，他们应当感觉得到。
奈：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观点。中国不能改变西方记者针对中国而写的东西，但中国能够改进与西方媒体的交往。
赵：当然从我们这方面来讲，在与西方媒体交往时也会遇到文化差异的障碍。你们二位对中国的观察之深入是可称赞的，调研方法是周密的，态度是积极的。对于你们这本新书，你们期望的反馈是什么？
奈：我们期待《中国大趋势》能吸引公众的注意。西方认为中国只有采纳西方的*模式才能持续发展。这是他们的侧重点。中国符合西方的价值观和标准究竟有多少？我们所讲的中国故事以前在西方是闻所未闻的。如果西方不欢迎它，我们不会感到惊讶。
赵：我预计想要了解中国的西方读者会欢迎它，也会或多或少同意书中的观点。但是在政界和传媒界，就会有人不接受它的观点。一向的思维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
虽然我们是少数，但是我们行驶的方向是正确的
多：我想我们将面临两种反应。一种是很好的反应，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芬兰听到的一些反应。记者在采访结束后对我们说：“我以前怎么不知道这些情况？我怎么一直没有听到过所有的这一切呢？怎么就没有人在你们之前讲述这些呢？”瞧，这是积极的反应。另一种反应就大为不同了。
我和约翰认为它更像一则在奥地利众所周知的笑话。说的是一个司机驶进了高速公路，驾车走了一会儿后，收音机里广播了一则警告：“４号向西高速公路，方向维也纳，小心有一个幽灵司机。”
奈：幽灵司机是驾车逆向行驶的司机。
多：对，所以收音机里的声音大叫：“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高速公路上有一个幽灵司机。”这个司机看上去愁眉苦脸：“他们在说些什么呢？许许多多的幽灵司机正朝我驶来！”如果用这个笑话来比喻对中国的报道，我们就是里面的幽灵司机，对着车流逆向行驶。但是，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正在行驶的方向是正确的。有些记者已经告诫我们可能会撞车。
赵：您这个很德国式的比喻是告诉人们，有时在许多人看起来是正确的习惯，甚至是习以为常的规则，其实未必是正确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很多率先提出真理的人往往是少数。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中。当初哥白尼相信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时候，是少数。在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很多物理学家都不赞成，但最后是他胜利了。所以说，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可能更接近真理。
科学的真理由于有实验或者计算数据的支持，能够比较快地被大家承认。但在社会科学以及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见解，被大家接受就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也更需要提出真理的人有勇敢、坚强的精神。
多：我们不只是应对人们对事实的质疑，还要面对非常情绪化的问题。用理性的事实与各种情绪论辩是很困难的事。情绪往往无视事实。
奈：在讲述中国的故事时，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西方不想听它。这些中国故事与深烙在他们思维中的中国印象大相径庭。中国崛起如此之快以致能够与伟大的西方相抗衡，看来就像西方自己那样，这使得西方甚为愤愤不平。这就是情绪的由来之处。西方人一想到中国正在取代西方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就容易情绪激动。事实上，权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
赵：历史上和现在的几个西方强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和崛起之后，都曾经欺负过别的国家。他们若以此经验猜测中国，就会不放心，所以情绪激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对中国的观察，西方的企业家往往比政治家更客观
赵：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当然是由于该国政府和该国人民的努力，要看他们的政策是否正确，资源是否丰富，人民的智慧和勤劳是否得到发挥。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部条件也是一个国家发展必须考虑的因素，所以中国很希望世界对中国的发展有较为正确的判断。反过来看，中国则是他们的外部条件。如果对中国的分析感情用事或意识形态用事，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对他们也是不利的。所以，正确地认识中国不仅是中国人所希望的，也是西方明智人士应当持有的态度。
奈：总体来讲，和记者相比，西方的工商界人士更愿意了解和接受关于中国的信息，他们乐于倾听中国的真实的故事。但是，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有自己难念的经，都要考虑自己局部的经济情况，都有他们自己的计划和希望。所以，要让他们对更宏大的景象产生兴趣常常很困难。
赵：对中国的观察，西方的企业家往往比政治家更客观，因为他们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必须仔细地观察中国的投资环境，并且要计算他们的投入和产出。他们如果不客观的话，就会导致他们的企业走入泥潭。所以，在美国国会举行关于中国问题的听证会的时候，企业家的意见往往更加实际，也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