堑钠笠底呷肽嗵丁Ｋ裕诿拦峋傩泄赜谥泄侍獾奶せ岬氖焙颍笠导业囊饧邮导剩哺诱贰１热缢担改昵霸谔致凼欠窀柚泄罨莨龅氖焙颍蠖嗍拦�500强企业都是赞成的，他们向国会说明了中国应该享受最惠国待遇的理由。他们这些建议也起了作用。
除了您刚才所说的，西方的一些人对中国强盛以后在世界上起什么作用表示担心，还有种种不正确的想象。其实，观察中国也不容易，因为中国太大，变化太快，现在又是一辆疾驰的列车，你必须开着另外一辆车子——像你们夫妇这样，跟上中国车的速度，才能观察到中国这辆列车是什么样的。如果你站着观察，即使用望远镜观察，你也永远看不清楚。
速度与稳定之间要有一个微妙的平衡
多：我来提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刚才您提到中国现在发展速度太快。作为一个西方人，我会说：“对呀，中国高速列车现在行驶得已经超过限速了，因此，中国必须减速。”
赵：这几年，我们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必要每年保持甚至超过10％的增长。我们感到需要稍微放慢一点，稍微控制一下速度，较全面地、用心地考虑一下中国发展中出现的关系国计民生的不平衡问题、文化发展问题、环境建设问题。这符合中国领导人*近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不只看GDP增长速度，还要看整个社会的进步，并保持可持续的发展。
奈： 我觉得发展既要有速度又要有质量，在这两者之间其实要维持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我知道对于中国来讲，维持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你要想维持稳定，就需要有一个持续的经济增长，也许不是每年GDP增长10％，但是你应该保持一个持续的经济增长。总之，你要在发展速度和维持稳定之间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非常微妙的平衡。
赵：这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个考验。中国这几年大家愿意谈的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如何在保持持续的发展当中，保证适当的速度；另一个是如何在保证适当速度的同时，还要焕发人们的文化自觉性。就是说经济进步和文化进步应该同步，发展太快容易忽略文化的建设。这是中国人近年来普遍的看法。
我曾对中国的一些大学生说：“当你们在运动场上进行100米赛跑的时候，会把暂时多余的衣服都脱掉。在跑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就是拼命跑。跑完了100米，还得走回来，把你们的衣服再穿上。”学生们听明白了，也就是说文化不能丢。中国的建设是很长久的事业，应该像跑马拉松那样跑下去，总是用跑100米的速度去跑马拉松是不合适的。中国要调整到一个合适的速度，以适应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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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主动及时地向西方记者提供充分的信息
奈：我们接着幽灵司机和超速列车的比喻继续探讨。我觉得对于中国和西方来说，双方都需要努力克服彼此之间存在的偏见或误解。
在此，我想到了一个历史的事实。过去的500年以来，西方国家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最后由美国创立了现代*。拿交通来讲，几乎所有这些交通规则，都是由西方来制定的。他们希望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能够遵守西方制定的交通规则，这个规则成了国际的规则。这对于整个世界来讲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西方还有一个观点认为，西方所制定的这些模式，比如说*模式，实际上是最完美的，是人类社会最终的规则、最好的模式。就如同美国的弗朗西斯·福山（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美籍日裔学者。兰德公司顾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历史的终结》、《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等。）教授在他那本《历史的终结》中所言，“我们眼前看到的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点，西方的自由*制度作为人类发展的最终形式被普遍接受。”他认为西方的模式就是人类所追求的终结了，是最好的了。所以，他希望其他国家都能够接受西方的这些规则。
当然我们不一定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现在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体系，中国也相应地在制定自己的一些新的规则，这些规则可能比西方的现有规则更适合中国。我觉得，从沟通上来讲，中国有义务也有责任向西方记者及时提供充分的信息，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就西方记者而言，他们也有责任尽可能及时、全面地搜集关于中国的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告诉他们的读者。但是我觉得目前这两个方面做得都还不够。从中国方面而言，可能并没有很及时、很全面地把信息提供给西方媒体，而西方媒体在客观报道中国方面可能做得也不够。所以，两方面都需要改进。
赵：您提到弗朗西斯·福山的这本书我读过，但是并不能苟同他的观点。就是在本周，他对日本记者又说了一番话。他说，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他认为中国今后的*法制建设不太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基层官员*等具体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的进步和升级。他还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历史终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参见日本《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对福山的专访：《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
多：我们很赞同福山先生的这个观点，他修正了他自己的历史终结的学说。实际上我和约翰在《中国大趋势》中，一直都在描绘中国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如果要继续探讨下去，我想问：什么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不可以来描绘一下？
赵：好主意！当前世界有着不同的中国观，比如说“北京共识”（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伦敦作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论文随后发表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上，旋即在欧洲、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中国模式”一时成为世界的焦点。）也是一种中国观，对中国模式的不同看法，就是不同的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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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中国模式”（1）
奈：人们对“中国模式”做了种种描述，但我未曾听说过一个清楚的“中国模式”。人们是怎么说的？中国是怎么说的？我想中国除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一直没有解释过她的模式，但这样还是解释不了许多事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
多：我想补充一点，提到模式，或者提到制度，就西方而言，如果简单地说，它的制度就是*制度。如果以非常简洁的语言，或者用一两个词，来描述中国的制度和中国的体制的话，您怎么来概括？
赵：的确，中国人自己没有首先使用“中国模式”这个词，因为“模式”在英文中有多种含义，它有模范、示范的意义，中国人慎用这个词就是为了避免把“模式”变成“要别人学习”的那种意义。如果一定要给“中国模式”下个定义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战略、政策、实践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也包括出现的问题。也许称为“中国案例”更合适，它还在进行中，处于现在进行时。
可以用比较通俗的话来概括中国体制的几个特点：一是在理念上，是执政党为人民执政，并且在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科学进步上引导人民向前进，执政党应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在发展方向上，是从人民的需求出发，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也就是“科学发展观”；三是在实践上，谨慎和大胆相结合，重大改革都是先试验，再推广，如我曾经工作过的上海浦东新区，就做了很多先行试验，然后推广至全国。
奈：刚才您作了解释，但实际上我还是不太理解。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有不兼容的地方，似乎市场经济不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与其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如说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赵：按传统的观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有不兼容的地方，所以*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参见《*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是他的伟大创造，并在中国实现了。
多：尽管我很敬重您，但我还是要说您在绕圈子。刚才我的问题是：您能否用一两个词描述中国的政治体制？您的回答是一长串答案。
赵：中国特色的社会体制是30年前才提出的，是新生的事物，世界还不能一下子就看清楚，所以详细的说明必不可少。西方的制度大体有200年了，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了，自然可以简单描述了。
多：或许我刚才的问题不够清楚。打个比方说，如果有人问：多丽丝和约翰是什么关系？你可以说，约翰和多丽丝一起享用美餐，多丽丝做饭，约翰洗盘子，他们合作得很好，他们建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分享同样的爱好，为共同的目标工作。这样说只是解释了我们关系的一些特点。但答案只需一个词：约翰和多丽丝“结婚了”。他们是一对夫妻。
奈：我们坠入爱河。（大笑）
多：别打岔！我重复一下问题：中国现有什么样的政体形式？您能否用一个词来描述中国人民与其政府之间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