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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4）
当时全国学习解放军，解放军的社会地位最高。中学生都喜欢穿军装。杜恒昌也不例外，不管春夏秋冬，他一年到头总穿着军上衣、蓝裤子（空军军服当时是蓝裤子）。常年戴顶绿军帽，脚上总是军用解放鞋。他穿的军衣常常洗得发白。有些中学生爱模仿电影里有游击习气的战斗英雄，不系领子下面的扣子，露着脖子和胸脯。杜恒昌穿的军衣最上面的扣子总是系得严严。
他有老大哥情结。在农村家是老大，来北京的家后也是老大，到六中后还是班里老大，他对待同学就像对待自己的弟弟妹妹，从不与他们争抢、攀比、计较。比如吃饭时，有人爱开玩笑，彼此抢夹一点好菜吃。杜恒昌绝不开这种玩笑，他总是一副长兄的样子，什么好事都尽量让给别人，自己不要。
他性情温和，很少发脾气。人们都说无论什么时候，他看人总笑眯眯的。继母解释说他的眼睛是笑眼，单眼皮的眼睛张不很大，老微微眯着，带着笑意。但给人的感觉他不只眼在笑，内心也在笑，绝对不是老狐狸式的假笑。所以他的群众关系极好。
他讨厌显摆。因为当干部又住校，家里给他买了块手表。在高中生中，当时能戴上手表的寥寥无几。杜恒昌平常总把手表藏在袖子里，看表时动作很小，看完后迅速放下，缩进袖子里，尽量不让人发觉。
他会做针线活，能自己动手补袜子。他的床铺干净整齐，一点不邋遢。
他非常听老师的话，老师说什么就信什么，不大善于独立思考。但他也不是阿谀逢迎的人，不会别有用心的讨好人，巴结人。
杜恒昌的数学较差。当时六中有一位特级数学老师叫李观博，获悉杜恒昌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曾在课堂上说：昨天发展杜恒昌入党，我同意，但我要给他提一个意见，数学课上他从来不举手，不积极回答问题，希望他改正。
李老师的这条意见立竿见影。下一次上数学课时，李老师刚一提问，杜恒昌马上举手。当李老师让他回答时，他站起来尴尬地说：“不会。”这件小事给人们印象很深。不会为什么还举手呢？就因为数学老师批评了他老不举手，于是不会也举。
杜恒昌体育方面没有特长，篮球打得不好。平日很少看外国小说，唱歌比较干巴巴，不够优美。他缺少文艺细胞。
自从抓阶级斗争以后，学校强调贯彻阶级路线，重视出身，干什么都要看出身。那时候，最好的出身是“革军”，其次是“革干”，再次才是工农子弟。杜恒昌并不因为自己“革军”出身，就傲视别人，他待出身不如自己的同学依旧温和谦虚。
北京六中位于南长街南口，距离天安门广场只几百米，和中南海近在咫尺。任弼时的儿子任远远、朱德的孙子朱春园、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以及康生、朱理治、罗舜初、冯仲云、王家杨等的孩子都先后在此学习。学校很自然地就有浓厚的政治气氛，充满着蓬蓬勃勃的革命渴望。
1964年全国开始搞“四清”运动，*确定了全国中学“四清”有两个试点，一个是北京六中，一个是福州二中。来北京六中的工作队由国务院二办、北京市委、团中央三家组成。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海波亲自担任工作队队长。
经过反复学习社教文件，深入领会毛主席关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论述，全校充满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干部子弟纷纷起来批判校领导“打击*工农和干部子弟”——他们因为学习不好，有的被迫离校，有的入不了团，有的评不上三好生，这是学校“不贯彻阶级路线”。开批判学校党支书汪一净的大会时，有高三学生冲上去，抽了她一耳光。当时工作队长就在旁边看着，没有制止。因此早在四清时，六中就开创了打人风。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5）
受农村的贫下中农协会影响，六中还一度成立了“干部子弟协会”。
六中的“四清”运动甚至还把矛头对准了学生。高三一班学生万明的父亲在参加解放军之前，曾在国民党青年远征军203师当过少校教官，是蒋经国的部下。万明在思想革命化运动中，主动交待出了这一情况，结果就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出身，被迫一遍一遍地写对自己家庭的认识。
“四清”开始后，万明成了反面典型。同学们揭发了他两条罪状：一条是说过“托毛主席的福”。当时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时，常说“今天的好日子是托毛主席的福”。万明在与同学开玩笑时也说过一句“托毛主席的福”。某个跟万明最要好的同学揭发了他，批判道：你万明没资格说这话，你不配说，你说这话是挖苦讽刺。
另外一条是“四清”前，全班讨论当遇到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时，你应该怎么办？多数同学回答说要首先奋不顾身抢救国家财产。而万明却说要首先保住自己性命，从危险中逃出来，之后再救人。结果遭到同学批判，说他贪生怕死，遇到危险先想自己。
这个万明功课门门五分，全班学习成绩最好，是数学课代表。时不时爱跟同学辩论一些政治问题，说了些大实话。结果为一些干部子弟所痛恨，认为他出身反动军官还穷狂，太嚣张了。
四清时，工作队决定批判万明。全班人人表态，上纲上线，给万明扣了很多大帽子。杜恒昌与万明同班，自然要带头与万明划清界限。原来杜恒昌经常向万明请教数学难题。自万明受批判后，他再也不找万明。最后干脆与万明断绝了一切来往，平时见面连招呼也不打，装作没看见。杜恒昌对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导深信不疑。从那以后，一直到离开北京去内蒙古，他没与万明说过一句话。
当时班上有个叫任建华的团员私下表示，我看不出万明怎么反动。杜恒昌还在团组织生活会上，严肃批评了这个团员。工作队感觉杜恒昌政治上可靠，根红苗正，沉稳成熟，经常让他参加一些秘密会议。他最大的特点是听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嘴巴严，谨言慎行。
“四清”结束后，全校发展了一批优秀学生入党，高三一班入党的就是团支书杜恒昌。
恒昌入党，众人皆服。记得在发展大会上，同学们踊跃发言，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年轻人都比较狂，不轻易服人，但大家对杜恒昌入党都心悦诚服。恒昌也很激动，表示一定要继续严格要求自己。他那不善言辞、局促不安的神态，给同学们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学校干部子弟很多，却单单把杜恒昌树起来，成为同学的楷模，不是偶然的。他这人不走极端，不锋芒毕露，不爱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所以群众威信高，各科老师对他评价都很好。
“四清”后，杜恒昌与出身不好的同学拉开了距离，跟他们说话时面容严肃，没有笑意，他那总微笑的眼睛变得冷漠。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果，同学之间被人为地划成两个群体：一个是出身好的，一个是出身不好的。
◆“*”中杜恒昌（左二）与同学在天安门前1966年“*”开始。中学生纷纷起来造反，炮轰校领导。以往经常在大会上出头露面的杜恒昌似乎沉寂了，消失了，公开场合很少看到他的身影。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6）
六中一向很“左”，填出身也讲究级别，父亲官儿小的不能填“革干”出身，必须是13级以上才能算“革干”。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凤就曾被六中红卫兵打了一顿。因为别人问她：你什么出身？她说革命干部。六中红卫兵说：你他妈也配！你爸不就是个小县长吗？按照六中红卫兵的逻辑，家里起码是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干部才能填“革干”。一般县团级的干部不许填“革干”。
起义将领傅作义的儿子傅立也在六中挨了打。一天他在操场踢球，红卫兵问他什么出身？他说：“革干。”红卫兵马上抽他一皮带：你算什么“革干”？
他只好改嘴：旧军人。
红卫兵说：好，就打你个旧军人！
无缘无故给他抽了一顿。
杜恒昌出身“革军”，自然而然成了红卫兵。当时红卫兵所向披靡，被中央誉为捉拿牛鬼蛇神的天兵天将。可杜恒昌参加红卫兵后，表现却相当低调，不显山露水。六中红卫兵到社会上抄家，打五类分子他没有参加；六中红卫兵抓捕痛打学校附近的流氓，他没有参加；六中红卫兵打砸抢中央音乐学院，他没有参加；六中红卫兵参与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他仍没有参加。
比如他与万明是一个班。“*”开始后，六中红卫兵把万明抓了起来，关在小牢房。一些学生为了表现自己“革命”，除了口头批判辱骂万明外，还一次一次地打他。可杜恒昌却从没斥责过万明一句话，更别说碰他一下。
万明说：在红卫兵打人最凶的那一段，杜恒昌是少数没训过他、骂过他、打过他的红卫兵。万明感到奇怪，杜恒昌对他这个“反动学生”的罪状知道的最多，“*”前就跟他划清界限，彼此不来往，为何“*”中却表现出少有的消极？
虽然“*”后杜恒昌这个校领导的红人不再那么风光了，靠边站了，他并未因此而去拼命巴结迎合学校的那几个“左派”高干子弟。他也没有拼命揭发校领导，来赢取“左派”头衔。不，杜恒昌从来没有。他变成了很不起眼的普通群众，不出头，不上台，不打骂黑帮，只是默默地观望，默默地思索。
◆曾与杜恒昌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战友们与杜恒昌的父母急风暴雨中，才可以看透一个人的灵魂。杜恒昌的善良本性在“*”中表露无遗。他不渴望当积极分子，没有参与批斗“四清”中自己整过的反动学生万明。那时出身不好的人被统统称为“狗崽子”。可杜恒昌的嘴中一句“狗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