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月７日，罗振玉据情上奏溥仪，并代递了一封遗折，这封遗折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对王国维的死因众说纷纭。其实这封遗折是罗振玉感念他与王国维的友谊，对于两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为了弥补自己的歉意，不惜冒着欺君的罪名为他谋求谥法，因此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作了个“遗折”。
溥仪看过“遗折”后大受感动，发出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恻朕怀”，于是特“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当天前往祭奠，赏给陀罗经被和两千银圆治丧。3个月前，康有为猝死青岛，门生们曾向溥仪申请谥号“仁忠”，但遭拒绝。可见溥仪对王国维的“殉清”相当看重。
王国维的家人遵照他的遗命，于阴历五月十七日（公历6月16日）申刻卜吉营葬将灵柩下葬，墓地选在了清华园往东二里的七间房。
下葬当天下起了雨，道路非常泥泞。由于正值暑假期间，研究院很多学生都放假回家了，送葬的只有包括校长在内的几十人。
事后，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一年内，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为王国维写下墓志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此后，中国战祸连绵，国将不国，人人自危，一代大师魂魄飘零，伶仃于昆明湖上。然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正当盛年的天才学者如此决绝地走向不归路呢？
遗书藏玄机
王国维遗书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16字意味深长。
王国维生于光绪三年，父亲王乃誉也是读书人，喜欢画画，能临摹钱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国起义时，弃儒从商。他曾在日记中写过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国维天资聪颖，16岁就中了秀才，之后到杭州敷文书院进学准备应考。
王国维自己有选择地读书是在16岁时，他在杭州以自己积攒的零用钱买了《汉书》的前四册，爱不释手，以究经史大义为乐，对八股时文不是特别上心。1893年、1897年两次乡试均名落孙山，非常灰心。如果在以前，他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考下去，直到取得功名；另外就是选择坐馆教书或者当师爷去，他的父亲就曾经在浙江溧阳当过幕僚。
但是这是一个列强入侵、朝政腐朽、思潮涌动的时代。
甲午战争之前，西学的影响仅限于国内沿海的几个大商埠，中国的几大书院都没有西学的痕迹，科举考试制度尚未被触动，大多数的读书人仍在四书五经的氛围中。战后，西学在国内陡然兴盛，日本成为学习的样板，学新学、救国家的风气使许多人在传统科举考试的道路之外多了一个选择——留学。20世纪头十年中留日学生总数即达5万人以上。
王国维顺着社会潮流学习新学，但也像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有一种人生目标被颠覆和理想实现途径被阻断之感。就是在这种苦闷的情绪中，王国维接触到了悲观主义哲学。可是随着他对西学思想的深入了解，逐渐产生了厌倦之情，认为西学的根本精神在于“竞争”和“贪”，中国人本以中庸为贵，但由于对西方的盲目学习而导致“纪纲扫地，争夺相扔，财政穷蹩，国几不国”。可以看出，传统的“三纲六纪”执行得好坏，是王国维评判朝政的标准，他对于西学救国的主张是持批判态度的。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避居日本5年，回国后发现，社会风气日见败坏。他曾做《论政时疏》说：“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他对代表着周孔统治之道的清朝体制念念不忘，而对西方人的立宪、共和，则认为是由贪心不足而造成的画蛇添足。他寄望于废帝溥仪能励精图治、重振朝纲，但是天下共和大势浩浩荡荡，已无可挽回，溥仪自己也旦夕不保，这使得王国维思想上陷于绝望。
1917年，张勋复辟。王国维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灭。
1923年，王国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这个时候溥仪已经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内依然保持皇家体制，称朕称诏敕，保持君临天下的态度。跟随他的人，依然称陛下，称皇帝，不改忠义之心。王国维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特恩直拔。由一个秀才荣升为“帝师”，欣然从之并深感溥仪的知遇之恩。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苟安一时。此时王国维已是受过溥仪册封的命臣，对于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件非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便约罗振玉、柯蓼园同沉神武门御河，后因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未果。
既然没有死成，王国维在心理上便觉得名节有亏，遗书中说“只欠一死”，应当是指此次自杀行动，而“欠”字则代表名节有污，必当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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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哲到经史的痛苦历程
1898年，王国维第二次乡试落第后，希望去国外留学，可家里无力资助。不得不于1899年到上海谋生，利用工余在东文学社就读，主要学习新学及日语，为前途寻找方向。
在此过程中他对西洋哲学萌发了兴趣，发生了他学术人生的第一次转变。以后数年醉心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但是他研究哲学的最后收获却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理智上虽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却与中国旧文化无法割舍，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逐渐，王国维对于哲学有了厌倦之情。
接下来填词成功使他在文学中找到了乐趣，遂转向文学研究，是为学术方向的第二次转变。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所以愈加苦闷，在文学、哲学之间徘徊不定，不能决定专攻方向。
1909年，王国维随罗振玉进京，在清朝的体制内谋到了一份职。这个阶段的他心态相对安定，开始转向戏曲研究，这可算作是第三次转向。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打破了他怡情弄性的生活。跟随罗振玉流亡日本京都之后，王国维的治学发生了第四次重大转变。
这时的王国维正处在家国无望，漂泊异乡，前景渺茫的时期，内心的苦闷是显然的。
罗振玉在这个时候起到了精神导师的作用，他坚定地告诉王国维：“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未由也。公年方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
王国维听了罗振玉的慷慨陈词，如闻雷击，觉得自己从多年的茫昧中醒了过来。以前觉得济世无门，才灰心于西洋哲学、文学、戏曲研究。现在罗振玉指出了一条道路，让王国维看到了他一直苦苦追索的人生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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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轶事
不跟王先生同桌
王国维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很少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的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将这些提供给他做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会说：“靠不住的。”不附和，也不驳难。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名家评价
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李大钊
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清水安三博士（日本汉学家）
吾人之于辜氏，毁之固属无当，而尊之亦不宜太过。辜氏譬如有用之兴奋剂，足以刺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康增进也。——吴宓
寂寂而终，两女为尼
1917年，辜鸿铭踊跃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学教他的英文，不过等待他的却是激进的师生们送给他的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面对新文化阵营的讥嘲，辜鸿铭两次在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上发表题目为《反对中国文学革命》和《留学生与文学革命》的文章，言辞激烈，讥笑胡适以“音乐般美妙的声音”、粗庸鄙陋的“留学生英语”谈论所谓“活文学”和“重估一切价值”，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
辜鸿铭的反击显然势单力孤，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对他一阵“炮轰”之后就掌握了话语权。
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无理撤换法专、农专校长，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重赴欧洲。辜鸿铭与蔡同进退，随即也辞去北大教职。这可看作辜鸿铭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