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不写新闻- 第1部分

梁文道：记者的感想就是我的感想
俄罗斯名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她的遗著Nothing　but　the　Truth　里面，有一句话写得既自大又自伤，她说：“在巴黎，没有人对我吼叫，没有人跑过来刺激我，也没有人说我是叛徒。每个人都崇敬我。”这句话伤感，是因为她在祖国受到的对待正是一连串的威胁和侮辱。只有到了国外，她才能感到一份记者的荣耀。然而，这句话也是自负的，因为她不只没把同胞的辱骂当成自己的失败，反而还用它们证明了自己干的事果然是对的。后来，安娜被人枪杀，倒在莫斯科一栋公寓的楼梯上。
　　历史不乏这种记者的典型：勇敢无畏，不只对权力说真话，还要对被权力笼罩和洗脑的读者说真话，终致应了那句老话，成了一个在祖国不受欢迎的先知，遭人敌视，为人唾弃，甚至以身相殉自己所坚持的真理与正义。我想象他们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就和古老传说里的英雄一样；小孩子会在火堆旁摇着老爷爷的手说：“我还要听，再说一个他们的故事吧。”于是老人再说，一个名字又一个名字，那些死者的名字，那些英雄的名字。
　　安娜与她的前辈共同构筑了一座宏伟的殿堂，奠定了我们所知的新闻事业之神圣体系。有多少年轻人最初想当记者就是为了成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他们不一定想也不一定能做得成烈士，但至少要是这个体系的一员，景从先人之道，遵奉并且实行着坚定、勇敢、细致和认真的美德。然后呢？然后绝大部分人却都平庸地老去，甚或偶而收点小钱做点帮闲，客串权力的喉舌，说权力爱说的话；也许会有聊发少年狂的时候，顶一回压力，少说几句谎话，顿时便自我感觉良好了不少。
　　这没有什么可悲的，这是现实。
　　任何行业、任何角色的光环都只来自塔尖少数人的兀自闪亮，被这光芒吸引而来的，最终往往都只能埋身在那暗夜里无光但是巨大的塔身，支撑起一座小小的塔顶灯光。
　　曾经，我很怕看见时下记者写的采访感想和职业心得，因为不知从何时开始，他们流行自称“小记”，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不只仰视他们采访过的大人物，还要仰视他们亲历的一切事件（哪怕是一桩历史性事件）。这种自甘卑微的形象实在与我们所知的传说英雄相去太远；而且他们写的那些东西又是这么的细琐，这么的凡常，没有任何惊人的戏剧效果，更谈不上发人深省。
　　年岁渐长，我才知道“小记”这个自称不是没有道理的。世界如此无味，我们大部分人过得如此庸碌，谁有资格要求那些每日观察世界，天天跟踪吾辈生活的人应该要活出英雄的气慨呢？渐渐地；　我看懂了那些小小的感慨。这些年轻的作者背负了社会期盼的重担，然后一头栽进黑暗的泥沼，试图有所作为，但常常只能落得无奈如你我，奔走在随时变动的墙壁之间，进退于怎么也看不透的迷雾阵中。他们的感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有时欣喜，就像我们也曾体验过的难得喜悦。既然记者算是我们的代表，替我们看见我们不一定都能亲眼看见的世界，帮我们说出一些不一定有人要听的小小抱怨，所以他们的挫折和困惑，我们也就不难领会了。如今我仍然仰慕英雄，但我更能认同那些和我很像的凡人。
　　　。　想看书来

王小山：好记者都有一副好下水
在中国，工作有两种，一种是在南方都市报工作，一种是在南方都市报以外的地方工作；在南方都市报，工作有两种，一种是做记者，一种是做编辑、主任、总编辑……有那么一批人，已经在做世界上最好的工作，还不安生，想破脑袋多做一些，这些人，就是本书的作者们。
　　简单地说，一批一线记者，放下“屠刀”，写新闻以外的文体——其实，这没有什么可期待的，固然有很多作家出身于记者，但文笔好坏并不是判断记者好坏的标准，好在，这些人拥有真诚，他们的文章，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两个字。
　　好记者未必有一支好笔，但一定有一双好眼睛，一副好下水——我是说好肝胆。有理想的记者未必能成为好记者，但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精神的，一定不会是好记者，尤其是在南方都市报，缺了这个，会没有立足之地。
　　综上，你手里捧着的这本书，是由一批充满朝气、充满理想的年轻记者撰写的非新闻类稿件，可能是一个故事，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种心情，可能是一个角落，甚至只是改变了一下看这些东西的角度。他们放弃了平素采写新闻的近乎苛刻的严谨，开始抒发自己。
　　他们是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群体，30年来，深圳一直是中国之最，最前卫也最落后，最富庶也最贫困；前卫的思维，落后的管理，富庶的商政，贫困的打工人群……浓缩华夏，在这座城市做记者，拥有的是和任何人都完全不同的人生。
　　从这些年轻人身上，你或许得不到未曾有过的感悟，但一定会有未曾体验的经历。我们都不是记者，不可能像他们一样每天都和从未见过的人打交道，每天都遇到从未想过的事情——他们把自己的人生片段挥洒给我们。
　　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人能比记者经历更多，在我从事过的十多种工作中，记者也是我自己最满意的一份，那个时候，还有青春，还有汗水，还幻想着自己有足够的未来。
　　我曾经是个杂文作者、专栏作家、一线记者，也曾书生意气，也曾挥斥方遒，走遍华夏，踏过五洲。现在已经老了，安于朝九晚六，在办公室忙忙碌碌的日子，可我想，终究还会有一天，和本书作者们一样，再梦天边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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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舟：出入于垃圾成山的世界
1995年春天，我进入刚刚创办的《南方都市报》的时候，南方报大院内就有一个大坑，此后十多年过去，那个大坑一直在，但到了2009年，当我告别这个大院时，一幢新楼刷的窜起来。巨变，总是不知不觉间完成的。
　　2009年秋天的一天，我办完离职手续走出大院，回头看了一眼，忍不住笑了：在这儿，我留下了十几年的青春和数以百万计的文字垃圾，埋在那大坑里。
　　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有时不免会想：在我死后，墓志铭上应该写着：这里埋着一个制造了数千万文字垃圾的人。
　　杜鲁门·卡波特曾经如此赞美弗吉尼亚·伍尔芙，“就听觉而言，她不曾写坏过一个句子。”而约翰·巴斯又曾经称誉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不可易一字”。一想到这个，我就满心惭愧。
　　这就好比一个屠户，最要紧的是磨好一把快刀，而对于刀下汹涌澎湃的肉块，既没工夫鉴赏，也来不及向它们道歉了。
　　新闻之所以新，恰恰因为它是速朽的。因此记者是一个跟死神赛跑的职业，但他写下的东西，不管写得有多么汹涌澎湃，可能第二天就尸横遍野了。尤其是在资讯爆炸的网络时代、手机时代，新闻刷新越快也就越速朽。或许你辛苦采访所得，仅仅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丁点转瞬即逝的谈资而已。
　　但不可救药的新闻理想主义者总是少不了的，有时候，“南都”这两个字似乎就意味着“新闻理想主义”。比如，有些“和死神赛跑”的记者，可能真的能帮助人们从死神那儿抢回生命——至少是抢回生命的尊严。
　　倒不是说南都记者就活该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悲壮模样，做英雄的机会毕竟是极少的，一个普通记者的常态生活基本上仍然是垃圾成山的生活，因为这个世界终究是垃圾成山的世界。你呼吸着城市的肮脏，你忍不住想逃离，却又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也许这既不是爱也不是恨，一个记者能做的就是日复一日走进这个垃圾成山的世界。
　　但你也可以不时走出来，饮杯茶。这本书，就是一班生活、工作在深圳的南都记者的一场茶会。当然，茶杯里也可能犹有风暴。
　　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都市报大院对面高楼林立的珠江新城，也许就是南都15年的最好见证。15年前，珠江新城只是一片荒地，每天深夜编完报纸后，当时的主编关健会带大家走过马路去吃宵夜，如今他在另一个世界每天喝早茶读南都。那时候的珠江新城老鼠出没，垃圾成山。当年我宵夜之后不经意的一泡尿，也许浇灌了你今日每平米两万的豪宅……当我睁着血丝通红的火眼金睛，会恍然觉得有一头猛兽潜伏在荒芜的午夜深处。
　　是千万人的呼吸让这头猛兽渐渐成形。15年，南都犹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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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己有文化的都没文化
“读书是一件很安静很私人的事情，如果你喜欢读书，读过很多书，不要讲出来；如果你会画画、会做几行诗，也不要说出来。”长着一双牛眼睛的陈丹青慢悠悠地说道，他不是读书人，读书不是用来炫耀的事情。
　　2009年11月，有幸采访了读书月论坛，这个和我父亲差不多年龄的人坐在我的面前，不到两个小时的讲话够劲。他吸引人的地方除了他的画，他幽默犀利、一针见血的言辞，于我而言，更多的是低调的谦逊。“明明是很牛×的人，可人家就是不说自己是读书人，不认为自己是大家。”在陈丹青看来，这是一种教养。相反，他回国后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动不动便说“我是读书人，雕塑系的”，“我是读书人，画画的”。说者无心，他可是替这些新朋友们害臊不已。
　　陈丹青说，现如今有许多人将“读书人”看做一种身份，就像名片上印的“处长”、“厅长”一样，不知什么时候起这形成了一股风气。他说陈寅恪懂近20种语言，可是陈寅恪在填表的时候通常只填2种语言，不到非用不可的时候，你都不会知道他懂日语、法语等多种语言。
　　若用陈丹青的这个标准来衡量，近几个月来我见到的某些作家便显得有些没有涵养了。记得11月的某个下午，我推开那扇通往采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