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用陈丹青的这个标准来衡量，近几个月来我见到的某些作家便显得有些没有涵养了。记得11月的某个下午，我推开那扇通往采访地点的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只听见传来“我这本书不仅仅是上一本的延展，内容上有一些突破，文本写作也比上一本好”。待我恍过神来，才发现所有的记者都坐在一旁，静听对方自吹自擂。做过主持人、策划人……她也太了解媒体需要什么样的新闻点了。什么第一，什么特点，什么突破，不用你问，对方会自我缴械，通通告诉你。我在心里暗暗地想：“今天这气场不对呀！”
按理说，遇上这样的采访对象，我应该很高兴才对，都省了我去问问题了。可受了陈丹青的熏陶，心里总在想“打书”也不要太高调吧。亦舒曾有一句经典名言，“真正有气质的淑女，从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她不告诉人她读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有多少件衣服，买过什么珠宝，因为她没有自卑感”。或许每个人都曾有过想炫耀的心理，真正地做到没有自卑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有些话从别人口中说出来才是表扬，自己说出来便变了味道。亦舒说，“真正的才华如火焰般难以收藏，总会燎原”。
（吕婷）
一条狗的符号意义
宠爱也好，杀戮也好，不会有人去征求一条狗的意见。
2009年3月10日，那条为同伴守尸六小时不吃不喝的情义犬，再次成为动物界中忠诚的代名词。一位爱狗的朋友问我，当看惯人性百态开始变得麻木之后，需要从狗的身上去重温纯真的情感，学会以真诚和忠义待人，这是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我说那些美好的本性其实一直都埋藏在人内心的最深处，只是需要被激发唤醒引起共鸣。忠诚和情义的化身，这些都是人给它添加的一种符号意义。
在经历和同伴的生死离别后，那条义犬开始逐渐重归正常的生活。代为领养义犬的巡防队支队长说，除了偶尔的情绪低落外，义犬已经恢复进食，偶尔还和巡防队里的两只同类嬉戏。只是听闻的人们纷纷前来看望，有的还想高价领养。有人想领回家当宠物，有人想用它来看家。
养过狗的人大多对狗有很深的感情，小时候为了外婆家一条被人毒死的狗，我曾伤心了一个礼拜。童年的印记一直影响到现在，以至于成为一名记者后，我还经常主动去选择一些狗的题材，不过采访的经历总是令人不快。
在梅林关附近的一家地下屠狗场里，近百条狗被关在铁丝网围成的院子里，旁边是用汽油桶盛满的开水和一地的狗血。不时地有同伴被挑出在附近宰杀，以至于狗都出现了条件反射，看见有人靠近就纷纷往角落里躲，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在曝光这些非法的地下屠宰场的同时，我也在想，消费决定生产无法改变，只要有吃狗的人存在，这种场面无止休。
人对事物的不同认识在狗的身上格外明显。中国的生肖纪年中有狗年，而埃及人自认为是天狼星的后代，崇拜神的形象也是狗面人身。在抽象化的想象空间里，狗似乎是一种正面的化身。而在人类的语言中，狗却基本上以负面的形象出现。脏话中用到狗字的地方自是不必细说，狐朋狗友说的是交友不慎，狗仗人势比喻借恶作乱，狗皮膏药是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狗追耗子多管闲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从被驯化驯养到现在，狗与人类共存至今。只是经过从漫长的农耕时代而迈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中，狗的功能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从最早的看门护家，到后来的宠爱玩物。之前被广泛认可的描述被加以戏谑的后缀，一位知名网友半开玩笑说，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因为他们的肉很好吃。
宠爱也好，杀戮也好，不会有人去征求一条狗的意见。我常想，狗眼中的人类世界到底是何种面目。如果有一天人类和狗的世界互换，它们成为地球上的统治者后，又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曾经的主人。
（郭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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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利用我心底的善意
多年来，我一直在探寻我的姓名是不是有某种更深的含义，以期能为所谓卖文为生的穷酸心理找到一种*布，后来看到老子《道德经》中有句名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引申一下，“有友若水，不亦乐乎”，大概就可以和我的名字靠上边了。
我欣喜的不是找到名字的起始意义，而是惊叹，我的名字是教人向善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也因为此，身为记者，总是在内心留存着善意、善心、公平、正义，就连宣传部门都要刻意淡化“弱势群体”这个词，而记者在工作中，可以说无形中是在为“弱势群体”呐喊着。但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道义有时候并不站在弱者一方，有时候，记者的善良会成为被利用的把柄。
在大家心目中，对城管的印象并不好，有一次我接到红岭路一个小贩和城管起冲突的线索，到现场后发现因拍摄小贩和城管冲突而被打的一名无辜路人穿着个烂红褂子在现场等着，他的一番倾诉，让我不由地产生了同情心，最后在稿件中，字里行间也多少为小贩说了话，直到后来，我才发现，这个所谓的路人，其实是小贩的老乡，甚至还带着亲戚关系。
布吉大芬的芬龙一巷是乱摆卖一条街，路中所有肉菜摊点都是无证无照经营。从我的个人认识讲，摆摊者往往困难，睁只眼闭只眼也罢，但这里情况实在有点糟糕，除了蔬菜，还有卖鸡鸭鱼肉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工商部门监管的，安全隐患可见一斑，至于卫生也是差得离谱，月薪800元的扫地阿姨就是累死也扫不完垃圾。2009年11月30日，布吉城管执法队闻讯去执法，第一天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所有摊贩销声匿迹。正当感叹时，突然听到有人感叹，“记者来了是我们的荣幸，明天咱还接着摆（摊）。”第二天一早，如这名陌生的摊贩所言，摊贩像准时上班的人一样，照常摆摊。而执法队为了维护执法成果，将一台执法车停在芬龙一巷，车上的两名执法人员因为面对太多的摆摊者无法下手，只能和摆摊者相视而望。其实，附近并非没有正规的肉菜市场，政府或摊贩自己完全可以组织前往正规市场经营，取缔乱摆卖并非就是断了摊贩们的生路。但我所看的是，记者的曝光被藐视，执法队被轻视，人们心目中的“弱势群体”非常强势。
城管来了，小贩你至少也学会撒开腿跑一下吧；媒体曝光了，你至少也学着收敛一点吧，哪怕做做样子也让人心里好受点。
领导说过，任何时候，处理任何问题都要记住不卑不亢，我深以为然。每个人或每个团队要真正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要不卑，不亢，也不要越格，这个格是个人或团队能够被社会所认可的内在平衡的格，如果越格了，就会有人看不顺眼，平衡打破了，自然会有事情发生。
我本善良，请不要利用我心底的善意。
（肖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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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与猪头
飘荡的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飘动的是蓝底黄十字的瑞典国旗和五星红旗，飘洒的是黄玫瑰和白玫瑰的馨香。2009年11月，这是瑞典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进入深圳的开工仪式现场，优雅、温馨的情调和气氛，充满了欧式风情——直到一转头，猛然看到角落里赫然摆放的一个猪头。
宾主觥筹交错间的是白兰地；尽管邀请的大多是来自中国各地的重要客户，但照顾到“主人”的身份，当天活动的“官方语言”全部是英语。在主持人的致词中，她向瑞典的这些嘉宾们介绍说，在开工仪式上摆放猪头并向其行礼，是广东一带的风俗，预示着能够给公司带来财运。而更加激动人心的一幕，是该公司一位金发碧眼的总经理，手拈三炷香，在众多西装革履仪表非凡的嘉宾注目中，毕恭毕敬地对着这只猪头连连鞠躬。
虽然回想起来有些滑稽，但实际上，这样的一幕已经不算是新鲜了。在深圳做记者的几年里，参加了大大小小的开业仪式和庆典，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企业，都会上演类似的活动——不过绝大多数还是舞狮，拜猪头相对比较少。而放到100年前，这些仪式和风俗，或许被心理优越的西方人看做是“未开化”的荒蛮之举。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服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这是英人军官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的描述。而同时代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在他的小说《白与黄》以及《黄手帕》中，对当时大批涌入美国却从事铁路工等血汗劳动的华人进行了漫画式丑化。而从当年的鄙视、漠视、坚船利炮的进攻，到今天对于一个猪头的顶礼膜拜，态度已经是180度的大转弯。
大学里学习外国经济史，第一节课老师列出必读书目，第一本书就是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时至今日，“文明的冲突”仍然是各个国家出现矛盾（其中相当多数是商业纠纷）时搬出来的解释词。《时代》曾让我们的一位前国家领导人穿上了LV的服装，在他们觉得好玩的时候却招致不少国人的斥责。有时候，这种文明的误读更多的需要时间来抚平，在吴晓波的《激荡30年》里记载了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有趣细节，1978年一个外国旅游团在兰州被10万兰州人围观；1980年夏天游故宫的人竟然不看国宝和宫殿，只为了围观外国游客；1978年法国人皮尔·卡丹走在北京长安街上，引来清一色样式服装的中国人的诧异目光……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