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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这些国外企业，不要犯几百年前他们老祖宗的那种想当然——鸦片战争后，英国商人曾以为打开了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而欣喜若狂。当时英国棉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的商人曾估计，中国有4亿人，哪怕只有1亿人晚上戴睡帽，每人每年用两顶，足以让整个曼彻斯特的棉纺厂机器日夜加班而瘫痪。但当他们把大批的洋布运到中国却大量滞销，因为中国人没有戴睡帽的习惯，衣服也用自产的丝绸或土布。尽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中国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并没有被摧毁，洋布在中国并没有市场。
今天的外商，在向一只猪头低头的时候，是否已经在重新盘算了呢？
（徐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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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宠坏的地产商
2009年7月，又有一个开发商打电话给我，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为什么没有按照他们的通稿写？为什么要写他们的缺点？大体是我有一篇报道，披露了他们不愿说的一个项目，让他们很不爽。
这样的事情在我，已是见怪不怪了，更多的时候，我甚至都懒得去解释。似乎这个行当，大部分地产商在面对媒体记者的时候，都带有很明显的优越感，甚至他们看媒体记者，跟看广告公司、代理商似的，觉得一个是甲方，一个是乙方，乙方就是要听甲方的。而且这种强势，还似乎是没有太多道理可讲的。比如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宝安一别墅，开盘销售当天还剩下几套，开发商就说售罄了，然后要求记者也这么写，而当你没这么写的时候，他就会大为光火，觉得你很不听话，而骨子里他认为你应该很听话。
这样的事情多起来之后，不由得你不去想，是什么让地产商觉得，媒体应该按照他的意图来？又是什么让他们觉得，媒体只应该给他们唱赞歌？用行话讲，谁都知道这叫媒体的商业操纵，就是市场主体通过自己与媒体在经营上的合作，或者是合作意向，来对新闻报道进行干预，或者叫干扰。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已是司空见惯，不过，像地产界这样对媒体渗透得如此强硬的，似乎也不多见。
那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强硬？我的一个资深同行跟我分析说，是因为地产商被宠坏了，不仅仅是媒体在宠他们，地方政府也在宠他们；不仅是现在宠他们，10年之前就在宠他们。相信他说的能得到很多同行的共鸣。我们在这一轮的房价涨跌中就能看得很清楚了，房价涨的时候，地方政府的确也出过政策，但更多都是在行业秩序的维持和整顿上，但在增大土地供应量方面却总是言行不一。每年的土地供应计划里说得挺多，但几乎每年都完不成。但在房价跌的时候，他们便坐不住了，南京的官员就开始喊话，谁降价就查谁。一大堆的优惠政策也出来了，当年房价涨的时候，紧缩政策可是陆续不断地出了3年才出完，房价一跌，优惠政策半年之内全部出光光了。这给开发商的信号就是，政府可以容许房价涨，但不容许房价跌，不会见死不救，换了谁，谁腰板不硬？
话说到这里，就有些黑色幽默了，不过，还有更幽默的。开发商认为记者应该听他们的话，理由很简单，说得最多的一条是，我们在你们报纸上有广告。言外之意是，我有广告，大家就是一条船上的，你就应该只报喜不报忧。
其实，每到那时候，我就忍不住想笑，因为，你会发觉，真正需要被教育的恰恰不是媒体，很多人纵然清楚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角色，但仍会很自以为是地想改变你。所以，有时遇到我很不喜欢的媒体对接人这么问我，我也经常反问：为什么我要按你的通稿写？
（朱文策）
算账记
什么事你较起真来，还真有点“椰风挡不住”。上周深圳出租车价格调整方案正式公布，对于这个方案深圳人期待已经有5年了。还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就参与过出租车降价听证会，当时主题是降价，市民从8元起步，到10元/3公里起步都进行过热烈讨论。但这一切都被油价的高企打破，经过听证会后方案却变成遥遥无期的“空头支票”。作为记者，我并不甘心，多次在公开场合向分管的市领导问及此事，虽然屡次被拒，但终于在2006年得到一个正式的答复：“油价涨了，出租车价没有涨就是变相降价。”这句话却总算是给了老百姓一个说法，不降了！
这句话在当时也引发了网民的争论，但相比5年后，那次舆论压力还真只能算是“毛毛雨”。2009年6月，发生被网友们形容为“最不明智”的举动，深圳召开了出租车运价调整听证会。虽然政府竭力解释是调整不是降价，但根本挡不住5年来人们情感的倾向——降价。于是，政府和民间就在这么一个“误会”中，各说各话。我从多方打听到，此次调整关键在于调整“绿的”的结构，改变不打表的现状，而“红的”则真正作为“绿叶”。但“红的”12000多台，从数量上来看，它就是天生的主角。一场闹剧上演了，演员们没有对话，只有独白。
在这场戏剧里，记者天然地站在了市民的一方，揪住政府的方案，仔细地研究起来。本应作为陪衬的“红的”，却成为媒体攻击的对象，什么事你较起真来，真的挡不住。上周，南都一篇《市民等五年 降了1毛钱》的报道几乎轰动了整个物价和交通系统，也为市民的情感宣泄提供了出口。这篇短短的文章，我的确做得非常辛苦，运价是一堆数字，记者的任务就是在这一堆数字里找到规律，并提炼出来。十余年不用的方程式都用上了，我和编辑一个计算，一个检查，耗费了近三个小时，终于看明白了方案的规律，那就是对于绝大部分市民来说，只有一毛钱的优惠。当然，事后物价局制订方案的“高手们”对我的这个说法非常“反感”，他们说，为什么只提优惠1毛的事情呢，还有市民享受了两块五的优惠呢。好吧，我理解他们，或许换了我们任何人坐在那个位置上都会说出这种话来。但老百姓也不是吃白饭长大的，比记者优秀的数学精英多得是，我相信记者看明白的事情，老百姓也看得明白。
真理从来就是*裸的，*裸的东西就不是那么容易让人接受。不过，这次政府官员也觉得很委屈，他们的重点在“绿的”，人们却揪住“红的”问题穷追猛打。媒体呢，也没有义务做和事佬，什么东西好看出彩就做什么。于是，出租车事件就演变成为市民、的哥、政府甚至企业四方都有怨言的一件事。如此看来，把好事办好也真的挺不容易的。
（任笑一）
媒体人的咖喱餐
2008年年底，在香港和朋友谈论圣诞节如何吃大餐，说到各种美味的印象，朋友神秘地说，最期盼的是在2009年能收到政府新闻处的邀请去吃咖喱餐。原来，作为传媒人，能在政府新闻处成立50周年被邀请吃饭，还是特别有意思的，要是邀请报道香港的内地媒体，意义更是不同了。
之前听说过香港警察请人喝茶，廉政公署请人喝咖啡，但没有听说过政府新闻处请人吃咖喱餐。在香港与政府新闻处也曾打过交道，每次有求必应，然而却没有被请过咖喱餐。对于香港传媒来说，咖喱餐却是一种见证传奇。朋友说，上世纪80年代香港做记者的，就开始流行围堵采访最快最新的新闻，很多事情力求最快报道。当时的港督尤德爵士（1982—1986年在任）在一次出席活动记者争抢位置时，被数个话筒伸过来围住。可当时有记者不小心，话筒打了尤德的头。政府新闻处后来推出新动作：组成“行街队”。
凡是有政府高官外出活动时，新闻处就负责组织记者采访，既满足传媒要求，又不会让传媒吃饭的铁家伙碰到被采访者。有时候遇上场地限制的采访，政府新闻处会挑选一些报纸、电视、电台的代表组成联合采访队，采访后的结果，交给未去的传媒共享，没有参与的媒体下次有机会轮换。而当时的新闻处长曹广荣（1983—1985年在任），则更进一步与传媒搞关系，在香港历史上，第一次请各家传媒高层聚餐。政府买单请吃饭的事情，在香港还是有规矩的，不好去酒店“奢侈”。但传媒高层人数众多，后来看中了香港辅警的饭堂，而辅警的伙食最出名的就是咖喱餐。此后的二十多年至今，历任新闻处长都要请传媒高层吃“咖喱餐”。
不过，话也说回来，传媒高层吃了二十几年的“咖喱餐”，已经成季节性节目。今年年初，新一任的政府新闻处处长冯程淑仪的“咖喱餐”再有突破，除了传媒高层外，首次增加席位请新闻一线的记者吃“咖喱”。不过，新处长还卖关子，说2009年是政府新闻处成立50周年，到时有特别活动。这个包袱埋得巧，让朋友惦记着快一年时间，不过也快了，就两个月时间。
中国人爱喝茶，老外习惯喝咖啡，但是咖喱因为味道独特，无论中外人士都非常喜欢。听完了新闻处的故事，当天我和朋友一起去吃了次咖喱餐。
（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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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倪顺义的良心账
18天前，他曾给我们打来报料电话，自称欲办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却一直没有通过，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8天前，他背着菜刀和锤子到社保局，关门，抡锤，一个进医院，一个进拘留所，愤怒与希望，一同被砸碎。
现在，2009年11月，我们的同事在接近零摄氏度的兰州街道上，奔走于各个局之间。犯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我们只希望能多搜集一丝证据，还他之前的“无理取闹”一个公道。
但或许，还有赎罪之心，不是吗？如果18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