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却历举直系军阀制造四川内战和在福建、广东两省进行军事挑衅的一些具体事实以证明直系没有和平的诚意。于是曹锟又打来一个皓电（7月19日）力言“双方有推诚相见之必要”。由于孙洪伊为直系作传声筒，国民党骂他是曹党奸细，章太炎也劝孙中山不要接近这个“一脚踏两边船的政客”。
曾经是洪宪帝制祸首的杨度，此时已顷向孙中山，他向曹锟建议停止进行大选，“迎孙北上主政”，并召开南北和平统一善后会议以表示对和平的诚意。此时曹锟一面放出“曹正孙副”的空气来进行和平试探，一面却和吴佩孚一道积极布置南征军事，孙中山识破了他的阴谋，当然不会上当，因此直系的联孙计划成为纸上空谈。
黎元洪被逐逃到天津后，曾再次发布文告，声明北京处于直系的暴力下，无法行使职权，他的总统职务并未解除。他拿出部份私财“招待”到天津议员，每人给五百元“旅费”，打算凑满法定人数，便在天津召开国会，成立政府。这是他企图继续保持其总统地位的法律根据。此外，他派策士金永炎、韩玉辰等到上海与章太炎、汪精卫、褚辅成及卢永祥代表邓汉祥等接洽，还派多人分途拉拢西南“联治派”，国民党和奉皖两系军阀，作为他恢复总统职权的实力基础。他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原来的角色：当直系捧他上台的时候，他甘于做直系的傀儡总统，而现在被直系驱逐下台，又想利用别人的力量来恢复职权。国民党和奉皖两系对他当然不会有良好的印象。
当时段祺瑞与安福系也在天津进行反对直系的活动。黎段虽然有成见，但是此时政治方向相同，因此黎想引用###张勋时期的前例，任命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张作霖、卢永祥为副司令，共同出兵###直系。这个计划也因黎本身毫无实力，不受皖奉两系的重视而无法实现。
关于国会问题，此时孙中山已经抛弃了护法的旗帜（这个旗帜已被直系夺去），不拟迎接国会到广州开会，“反直同盟”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以折直系的台。孙中山派人到北京招致国民党议员和反对直系的议员到上海，卢永祥指定以上海纸烟捐、电报局收入、烟酒税及盐税余款为国会经费，张作霖表示财力如有不足，愿意予以接济。来沪议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津贴三百元。当然，黎元洪的个人财产力远远不如皖奉两系，因此到津议员纷纷到上海，反对直系的核心也就在上海而不在天津了。7月14日，到沪议员约二百人举行移沪###仪式。发表对内外宣言，但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正式召开。
卢永祥与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变元因为争夺上海而久已互相仇视。齐准备联合另一直系军阀、福建督军孙传芳共同出兵，并由王承斌带领第二十三师南来打接应，杜锡珪带领海军为辅助力量，进攻浙江和上海，7月上旬，齐变元指使江苏团体通电反对在上海召集国会、组织政府，同时松沪护军使何丰林也质向江苏当局何以增兵昆山，于是江浙局势突然紧张起来。但是曹锟和吴佩孚反对两面作战，认为直系当前的大敌在奉天而不在浙江。皖系在浙沪一带的兵力相当雄厚，驻沪海军将领林建章又表示了反对直系的态度。孙传芳在福建又受到皖系力量的牵制，一时不能发动。而另一方面广东内战未停，孙中山难于抽调军队北伐；张作霖正在埋头训练新军，不利速战；皖系孤掌难鸣，也不敢首先发难。当齐卢双方调兵遣将相互戒备时候，江浙绅士张謇、张一鏖等组织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南京、杭州之间，进行弭兵运动，在这些形势下，8月19日齐变元、卢永祥、何丰林成立江浙和平公约五条，双方声明“凡是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避免之。”这个条约成立后，就使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和召开各省联席会议的种种活动完全破灭，江浙局势大为缓和。
这个时期，离京议员虽然日益众多，但是其中大多数都是些追逐个人名利的政治投机分子。津保政客的利诱政策使不少到沪议员又被吸引回到北京。“反直联盟”鉴于此种不利的形势，便想利用黎元洪为工具，迎接他南下以加强反对直系的政权气氛。黎接到上海议员刘楚湘等催他南下的电报后，8月26日在本宅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南下的问题。出席会议的安福系政客传达段祺瑞的意见，同意他南下组织政府，但须声明总统任期到###（十月十日）为止，届时应当任命段为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黎觉得任期如此短促，还是不走为妙。随后不久，安福系忽又交来卢永祥催促他迅速南下的密电，叫他务须于9月13日以前赶到上海，否则北京贿选总统告成，就更难应付了。这个电报使黎大为###，因为卢永祥是皖系的实力派，有了这位实力派捧场，他在上海组织政府就不会发生任何阻力。9月8日，他和庄景珂、陈宦乘日本“铁城丸”号轮船离开天津。
9月11日，黎在上海杜美路（现东湖路）26号寓所招待中外各报记者，说明他到上海是为“维护法律、整顿纪纲”而来，本人任期在国会未作出决定以前不能随意去留。这是他准备在上海组织政府的初步活动。
黎到上海后，江浙绅士担心影响江浙和平，纷纷阻止黎在江浙地区内从事“足以引起军事行动”的任何政治活动，有的劝黎早日离开上海；“反直联盟”认为黎在上海是个人行动，无足重轻；卢永祥在致齐变元的电报中强调尊重江浙和平公约，并向杭州商会表示，黎在上海作寓公，来去可以自由，本人对他采取既不欢迎又不拒绝的态度；张謇劝黎“冷静自处，杜门谢客”；自称为黎的“故人”的孙发绪有电报呼黎为“先生”，劝他到海宁去观潮。9月13日何丰林出了一张布告说，“倘有破坏治安、扰乱秩序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这个布告显然是对黎而发的。
13日晚间，湖北籍议员刘成禺登门来访，问黎为什么要突然来到上海。黎说：“卢永祥有电报欢迎我，来得并不突然”。刘把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他才如梦初觉地出这个电报是安福系所伪造的。他不禁失声而呼，“我上当了”。
黎在上海组织政府计划失败后；11月1日，黎又一次邀请西南各省代表在寓所谈话，宣布他不久到日本去养病。11月8日，他乘“高丽丸”轮船东渡。到1924年5月11日，他又人不知鬼不觉地从日本溜回天津去了。
津保政客筹足贿选经费后，便放出空气说，约法规定总统辞职后，国会应在三个月内选出新总统，摄政内阁的命运不能超过三个月。随后山东省长熊炳琦（原任曹锟的参谋长）到北京主持大选问题，在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大选活动的机关。这时，在沪议员每月只能领到三百元，而在京议员每月可以领到六百元，因此议长吴景濂收买议员的政策取得了效果，回京的议员越来越多。
8月24日，吴景濂在两院谈话会上提议常会出席费增加为每星期一百元，自27日起实行。此案在出席者152人中77人同意得以成立。8月29日，摄政内阁正式备文催促国会选举总统。于是反对派议员彭养光、韩玉辰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控告吴景濂、张弧、熊炳琦、王毓芝、刘梦庚公然对议员进行变相行贿，离京议员也纷纷通电揭穿这个黑幕。但是，截至8月底止，离京议员已减少为385人，其中还有不少是北京派去作内线的破坏分子，也有奔走津浦道上三面领款的投机分子，拆台派的阵容越来越涣散了。
9月2日，山东省长熊炳琦、内务部总长高凌霨等在甘石桥议员俱乐部设宴招待议员，熊炳琦公开提出大选问题。此时已经不是什么“先宪后选”的问题，而是“先付后选”的问题：保派政客担心付款后议员不投票，议员担心投票后保派不付款。票价早已规定每张五千元，有人建议先付三成即一千五百元，保派认为必须足够法定人数才能照办（总统选举会的出席人数须有583人以上）有些“大议员”要求在普通票价外另给特别报酬，有的不愿得钱而愿得官。当天协商的结果，决定先开总统选举预备会以测验出席人数，但是先付后选和争多论少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9月23日，国会各政团在甘石桥的在京议员已有600人以上。9月30日，大选问题由于人款两足而有水到渠成之势，于是张作霖、卢永祥、何丰林、林建章和西南各省军阀唐继尧、熊克武、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等，先后通电反对直系贿选总统的丑剧。
10月1日，甘石桥俱乐部发出支票573张，每张五千元。支票一律未填日期，须在总统选出三天后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私章才能付款。除普通票价外，还有一万元到一万元以上的特殊票价。
10月5日上午8时半，选举会主席吴景濂到院，立刻吩咐秘书查点到会人数，但签到者不多，临时改为不定时开会，即何时签足人数，何时开会。甘石桥大选机关派出汽车180辆，分途迎接议员到会。上午11时40分，签到者还不过400多人，吴景濂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便又派出可靠议员分途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每人至少要拉一人回来，因此有些患病议员也被他们拉来。为了凑足人数，临时决定凡不投票而肯前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五千元的支票。一直到下午1时20分，签到者有593人，才摇铃开会投票。4时唱票完毕，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总统”。孙中山也有18票。废票12张。
曹锟于10月10日到北京就职为###总统。 。 想看书来
五、北京政变被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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