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因此，财富不是由天赋的“地大物博”所决定（“地大物博”当然好），而更重要的财富是源自于理性化的制度机制和金融创新。住
房贷款对房地产业、汽车贷款对汽车业的刺激效应以及由此带动的整体内需扩张，应当给我们许多政策上的启示，值得深思。
近几年有关金融创新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企业融资上，融资工具与途径显然对企业是决定性的。实际上，金融创新对市场的另一方
—消费者是同等的重要。在政府提供的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或灾难救济都非常有限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类型的贷款、没有任何类型的针
对消费者的证券，那么居民的未来生活很容易一会儿太饱、一会儿太饿、有时太富、有时太穷。面对这种前景，居民们只好靠银行储蓄存
款来规避风险，尽管银行存款是一种非常低效的避险工具。
有意思的是，今天的中国在一些方面跟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很类似：已经建立了有规模的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建体系，
已经有了各类经济立法，已经开启了针对消费者的金融创新，等等。如果20世纪30年代后的美国经历对我们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话，那
就是只要制度与金融创新能上升到另一高度，就不用担心缺乏内在增长的动力。
制度与财富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过去二十几年中国轰轰烈烈的改革实践，不仅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生活内容的改善，而且也似乎在一些方面挑战了现有
的经济学理论，比如制度经济学。由于制度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斯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瞬间我们都认识到制度资
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可是，当转过身看看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与法治水平，我们又开始纳闷：中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
相当欠缺，可是这些年中国的GDP却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特色还真的能使在其他国家成立的结论在中
国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国有中国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
制度资本与制度成本
本文的主题属于制度经济学范畴，探讨的角度有两个：第一个是“为什么”这些制度机制是必要的，第二个是“如何”构建这些
必要的制度机制。
制度经济学判断制度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
，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我们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
本”。当然，制度成本不仅仅指在市场交易发生过程中所实际要支付的成本，而且也包括由于制度障碍而根本无法做的或选择放弃的市场
交易（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包括“本来可深化的市场”但因制度障碍而只能半途而废或者勉强发展的市场。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狭窄的主题实际上包括了一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制
、政府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等。比如，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最后归结到对私人产权与合约权益的侵犯，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
问题最终也是一个产权、合约权益的保护问题。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是经济深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可靠
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不能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而经
营、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不愿做出投资，即使他们想进行市场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
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①
制度与财富
对中国经历的一种解释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近二十几年中国的制度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离真正的市场制度结
构还相去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变革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可是，这些并没有阻碍中国经济在近二十几年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
种经历似乎否定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其实则不然。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其人力资本和自
然资源出奇的丰富，那么这两种资本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在给定
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情况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潜力并使市场达到最深化的地步，那么制度资本则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可用劳动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的替代性来解释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
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道理，我们不妨想象这样一种局面。假如郑州市要盖一栋特别的仿古中国戏剧大院，用料全部是传统的青
砖青瓦，并且声称要用在全国能找到的最好的泥土烧出的青砖青瓦。结果其建筑公司找到江西景德镇，决定从景德镇买来1
000万吨泥土，每吨售价为100元，共10亿元。
为了说明问题，假设大家对法院解决合同纠纷的公正性和可靠性都不放心，没人相信正式司法解决合约纠纷的能力。现在的局面
是，景德镇卖方在没有收到付款之前不肯发货，而郑州建筑公司又声明在没有收到货之前决不付款，原因是在没有可靠的正式司法的情况
下，双方都不相信书面销售合约能值几个钱。怎么办呢？有两种选择：双方要么选择“绝对不跟陌生外地人交易”（那么经济会无法发展
），要么通过某些运作上的安排来规避“交易制度风险”。
一种规避交易合约风险的办法是把这笔“大交易”分成100份“小交易”，每次运10万吨泥土，等两天将泥土运到郑州之后
，郑州方立即付给景德镇卖方1 000万元。这样，即使哪一次郑州方不能付款，卖方最多损失掉1 000万元，而不是整个交易的
10亿元。但问题是，如果分100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完成。相比之
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够非常可靠地处理合约纠纷，那么双方就能以交易合约为准，签约即可发货，整个交易可在两天内完成，而不是要等
200天。
在这里“制度成本”包括以下几项：第一，郑州的中国戏剧大院工程被拖后200天，而不是立即就可以开始。当然，如果整个
经济的市场交易环境都是如此，那么整个社会里人们在单位时间能创造的价值整体上就会很低，也就是生产力很低，每人每年能完成的交
易次数和交易量都会很少，经济增长就慢。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市场（比如跨区域市场）可能根本不会发展。第二，本来两天可以
完成的交易被拖延到200天完成，在中国或许还能接受，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劳动力数量也多，只是“多辛苦一点而已，忍一忍
就过去了”。相比之下，如果是在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这种规避交易风险的安排显然难以执行。换言之，正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我们
才有对冲高制度成本的可能性。第三，正因为制度资本的欠缺才使人们单位时间的产出（生产力）不可能很高，每天能创造的价值很低，
这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收入也不可能很高，迫使劳动力收入只能很低。因此，制度成本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低收入水平。
上面的例子只是谈到一类制度缺陷。制度障碍也可以体现为那些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还有许多灰色和
朝令夕改的规章。这些都拖延了创业时间与交易速度。比如，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能得到营业执照、开业这一层层审批过程是创业者要
经过的第一道关，走完这一道关所需时间的长短基本能反映一国、一地区的制度环境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创业和更广义的市场交易。可是，
审批步骤数仅反映了书面文件的要求，实际运作的过程可能会长短不一，尤其是不同国家的政府机构效率千差万别，同样内容的审批在不
同国家所需的时间会大相径庭。Djankov、LaPorta、Lopez…de…Silanes 和Shleifer
4位教授在2001年对85个国家完成这一审批过程所需时间做了估算①
，结果发现加拿大最快（只需2天），美国需7天，意大利最长（121天），在中国需要111天。
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周七天都
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工作，晚上十一二点还在通工作电话，这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人比世
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奋，但我们却还是那么穷，道理也在这里。苦力和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
国经济得以增长的重要原因。
制度与财富
经济增长靠什么？
在制度资本欠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能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增长所依赖的行业，也就是，制造业的发展和服务业的发
展对制度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众所周知，中国这些年主要靠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吸收外资、发展经济，使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
。这种政策选择不仅发挥了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让众多廉价劳动力能够如上所说的那样弥补制度成本，而且在目前和当年的市场制度架构
下也差不多是唯一可行的发展政策选择。
任何市场交易所需要的制度支持包括两方面：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