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也差不多是唯一可行的发展政策选择。
任何市场交易所需要的制度支持包括两方面：第一是消费者权益或买方权益的保护机制。如果买方事后发现所买东西并非如卖方
所说或者是次品，那么买方可以诉诸正式司法。虽然在商品交易中往往除了收据外并无正式合同，但至少有某种隐性合约（在你决定买那
样“东西”时，你和卖方对所买的“东西”是什么当然有起码的共识），因此由产品质量或产品规格引起的纠纷也属于合约纠纷的一种。
第二是交易双方的信息披露机制，可信的信息披露是帮助买方准确评估交易产品的价值的必要条件。对这两类制度机制的要求程度会因各
行业自身的特征而有所差异，有的行业对这两类制度的依赖性弱，而另一些行业则会很强。
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在汽车买方（消费者）和卖方（制造商）之间交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它有式样、颜色，买方可打开
汽车查看各部件的设计、做工、组装，也可自己试开一次或多次。
按照前面谈到的两类制度要求看，正因为汽车是有形物，也可以让买方多次试开，等等，这种商品交易市场对信息披露的要求相
对较低。就产品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而言，汽车交易对正式司法的依赖性也较低，因为即使正式司法不可靠，即使产品责任与消费者权
益得不到可靠保障，张三们、李四们或许可以在交钱买车之前多试开几次、多找几个懂车的朋友帮助检查几次，这些举措可以大大降低买
方被骗的可能性，是规避交易风险的手段（于是，“即使正式司法不可靠，也还行”）。这里的关键是交易的客体是有形、有色的物品。
服务业（第三产业）则不同。以证券市场为例，深发展卖给股民们的东西是一种金融合同，是一份写在纸上的许诺。交易的东西
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味道、也没有声音，这种合同所保证的权益可以值很多钱，也可以一文不值，关键在于上面讲到的两类制度保
证是否可靠。第一，投资者能否得到关于深发展的公正可靠的信息？这不仅要求上市公司经常披露相关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要有不受控制
的新闻媒体去独立地验证信息、挖掘有损股东权益的内幕，因此新闻自由、信息自由至关重要。第二，是否有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法律及相
匹配的司法体系与诉讼程序？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产权保护、合约权益保护问题。如果没有可靠的保护合约权益的制度机制，那么股票所代
表的金融合同就没有意义，当然就一文不值。
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看到，制造业远比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业容易发展，前者所依赖的交易市场相对于后者不容易被骗（尽管在
绝对意义上任何产品交易中都会有欺骗的空间），因此制造业市场的发展对制度机制的依赖性较低。而第三产业所交易的是一些看不见、
摸不着的无形的“服务”或“许诺”，道德风险和阿克洛夫（Akerlof）所讲的“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在制度资本欠
缺的社会里，这种市场、行业更容易停滞甚至关闭。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阿克洛夫，其最主要贡献是他在1970年发表的《柠檬市场理论》一文①。他的基本论
点是，如果旧车交易市场的信息混浊，让买方无法分辨“好车”和“坏车”的话，那么在旧车市场上不管是好车还是坏车，买方愿意出的
价格就只能基本一样。如果长此以往，那些有“好车”的人自然就不再愿意参加这种混浊市场上的交易，会选择退出市场，使市场上剩下
的旧车只能越来越差。看到这一局面后，买方愿出的价格当然只能越来越低，迫使那些有“较好车”出售的卖方也选择退出市场。依此下
去，到最后旧车市场就会无人光顾。这种“逆向选择”过程最后只会促使市场关闭，而不是促使其发展。
汽车市场与证券市场相比，虽然都面对着信息混浊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但前者的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远较后者的要低
，因此对制度机制的要求也低。这就是为什么制造业在中国也可以发展（更何况制造业能最好地发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而证券市场在
中国则发展艰难。
下面我们重点分析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否真的对新闻媒体的自由度、对法治有这么强的依赖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在2–
7中把107个国家按其1990年的新闻自由程度分成三等份组②。之所以根据新闻自由程度将这107个国家分组，是因为媒体报道
的自由度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信息环境的可信度、客观度和完全度。一般来讲，媒体言论权受到的限制越多，它们就越会只
报喜不报忧，愿意收集信息的程度和范围也都将大打折扣。结果是，一方面市场参与者能得到的信息的失真度与片面性就越大、客观性就
越低；另一方面虚假信息的可能性也越大，那种社会里市场信息的混浊程度只能越高，到头来，以无形产品（服务）为交易对象的第三产
业在那种国度里就越难发展。
2–7？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依赖于开放的新闻媒体
2–7给出在2002年时三组国家的第三产业占其GDP的平均比重①。一般讲，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越高，说明该国的
第三产业越发达。由2–7可见，新闻媒体最自由的国家其第三产业也最发达（平均占GDP的62。39％），媒体最不自由的国家其
第三产业最不发达（占GDP的48。49％）。
为了进一步依靠107个国家的数据验证我们的命题，我们再以1990年的新闻自由评分、1990年的人均GDP以及那时
候的法治水平作为起点解释变量，然后用这些变量来解释从1990~2002年间不同国家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工业）年均增长率
之差。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在这12年间的增长速度有差别，那么，我们想知道这两个产业的增长速度差到底
跟起初的制度因素和人均GDP有无关系。这种回归分析比2–7中所作的相关性分析更能帮助我们得到关于因果关系的结论。回归分析
的结果是：1990年新闻媒体越自由的国家（或者是越富的国家），在随后的年度中其服务产业相对于工业增长得越快。因此，一个基
本的实证结论是：如果一国的新闻媒体不开放，那么其制度环境相对更适合发展制造业工业，而不利于发展第三产业。这一实证结果跟我
们的理论命题完全一致。
除了新闻媒体这一制度机制外，我们也可以分析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与产权保护的关系。根据一国对产权保护的程度我们先把各国
分成三等份组，然后将每组国家在2002年第三产业占GDP的平均比重放在2–8中。2–8表明，产权保护最好的国家，其第三产
业也最发达（占GDP的64。90％）；而产权保护不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最不发达（占GDP的52。47％）。前面谈到，制造
业与第三产业对产权和合约权益保护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制度资本欠缺的国家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2–8从产权保护的角度也证实
了这一结论。
2–8？产权保护与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
最后，2–9比较中国与印度的第三产业发展情况。在1980年，印度第三产业占GDP的36。6％，中国第三产业占GDP 的2
3。8％。但到了2002年，这两个比重分别为50。7％和27。5％。同一期间，印度的第三产业在其经济中的分量增加了14。
1％，而中国的只增加了3。7％。一方面，这说明中国并没利用制造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带动第三产业的同步或更快步地增长，没能发
挥出更大的内生增长潜能；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在同是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的条件下，各自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相应的行业：中
国选择了制造业，而印度则利用其相对的制度资本优势发展服务业。
2–9？中国与印度的第三产业历年占GDP比例
制度与财富
为什么强调第三产业？
说到这里，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第三产业对制度机制的依赖性这么强的情况下还要推动制度改革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答案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制造业的经济增加值低、利润率低，是“硬苦力”活，而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利润率相对要高。其次，第三产业
是经济持续增长、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点所在，靠“硬苦力”的制造业是无法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大份额的。而且，在当今世界上
决定一国竞争优势的已不再是自然资源的多少、土地是否肥沃宽广，而是取决于你的制度机制是否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使交易成本
最低。在现代运输技术、通讯技术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跨地区经济市场还没完全形成，那时的市场交易可能依赖道德规
范、习惯法即可，有没有新闻媒体（更不用说开放的新闻媒体）、有没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可能并不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优
势，那时“地大物博”决定竞争优势。但今天不行了，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交易中与你交易的不再只是熟人、本地人，而越来越多的是外
地陌生人和外国商人。道德规范、习惯法已不够用了，只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和开放畅通的新闻媒体才能促进交易更高效地进行。
通过以上的讨论以及所看到的多国综合经验，我们不仅认识到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而且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过去二十
几年的改革成功不但没有挑战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反倒更加显示出制度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意义所在。
制度与财富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个人创业在哪里都艰难，在中国做“民营”创业则更难。一方面，各种融资途径对民营企业基本都是关着的，银行贷款优先给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