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官办”也是多有警惕、提防。盛宣怀在19世纪70年代论及煤铁矿务、航运企业的创建时称，此等企业“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
无弊”，“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可是，洋务派一方面面对西方炮舰、洋行经营势力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又缺乏规模融资途
径，同时又无任何经营新兴工业事业的经验，觉得完全由民间经营洋务又会显得力量太薄。按李鸿章的说法，“此等创举，责之民办，而
民无此力；责之商办，而商无此权”，“此等有益富强之举，创始不易……倘非官为扶持，无以创始”①。因此，虽然由于工业化任务的
挑战使洋务派感觉到国家应承担一定的主角，但至少晚清并没把国家推到“创业者”和直接“经营者”的位置上，而仅是“官督商办”。
到民国时期，两大因素把中国推上“国营”之路。其一是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计划经济，使其
经济在30年代按照12％~13％的年速度增长，那期间又恰逢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市场经济发生大危机。看到苏联“
国营”世界与西方“民营”世界这种巨大的反差，南京政府的“国营”决心可想而知。包括马寅初在内的学者大声呼吁中国也追“国营”
。其二是德国于1914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也对德宣战并停止支付一切德国债务，并没收了德国在山东等地的资产，这变
成晚清之后的第一批新国有资产。当然，抗日战争期间以及二战之后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矿产和其他财产成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大笔“国有”
产权，东北的重工业一夜间使中国经济的“国有”成分大增。当然，出于当时的需要，南京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初先是以官股强行进
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随后以各种手段达到以“国营”控制主要银行的目的。尽管如此，到1949年之前“国营”并没成为中国经济
的主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先是针对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等没收私人财产。到1952年底，全国已经有80％的重工业和40
％的轻工业被收归国有，国营在商业领域也占有了50％的营业额。1953年10月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地把中小型以及
个体工业、手工业、商业的私人资本和私人财产收归国有。4年之后，私营和个体经济规模由20世纪50年代初占全部产出的2/3下
降到1957年的不足3％。运输业的总额中，国有企业已占62％，公私合营占36。4％，私营仅占1。6％。再到“文革”结束的
1976年，个人经营性财产全部灭绝，人们的生活资源也全部由国家和集体提供，使个人几乎除了两只手和起码的居住条件外，就没有
属于自己的东西了，还有就是一份名义上的国有资产。
在我们今天讨论“国退民进”所带来的社会冲击时，我们对不公正的民营化程序所造成的贫富悬殊当然愤愤不平。可是，如果你
再看看当年国有化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你又会有何感受呢？往事确实并不如烟。关于中国的国有化经历已有不少书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
重复。
在当时苏联的国有化过程中，情况也是很糟。比如，1930年1月苏联只有21％的农民家庭被集体化，同年3月则达到58
％，到1938年时94％的农民被集体化。那次集体化过程中苏联农民不断抵抗，政府则使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强制其集体化。几十万
“不服”的农民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做劳动改造。最大的一次抵抗运动发生在1932~1933年的乌克兰以及北考卡斯，为抵抗集体化
，当地农民烧毁自己的农作物，屠杀自己的牲畜。为报复农民的抵抗，政府干脆把农民留给自己吃的食物也全部收缴归公，让那些农民去
吃荒草，由此所致的大饥荒使上万农民活活饿死。
产权与财富
国家持股是世界现象？（2）
当然，“国营”不只是发生在苏联、东欧、中国、朝鲜、越南等地，而且也吹遍了世界各地。我们常说，这个也是中国特色，那
个也是中国特色，但实际上，如果你去看看世界各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各国的进程和遭遇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也出奇的同步，在
同样的时期做同样的事情。英美的工业革命到了1850年不仅对晚清中国，而且对其他所有国家都形成史无前例的挑战，比如，就在中
国洋务运动者为中国如何追赶英美工业革命的同时，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也在那时期琢磨着同样的问题：如何通过“国营”追赶
英美的工业革命？
德国（当时的普鲁士）在1850年的时候，工业化程度远远落后于英国。1870年后，为了尽快赶上英国，德国做了一系列
的国有化运作，开启了它的国有企业历程。意大利也是在19世纪末慢慢地做一些国有化运作。
但是，就像中国一样，世界各国真正的国有化浪潮是发生在二战以后，因为那时人们已看到苏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成就，
都以为终于找到了经济增长的妙方，尽管现在看来苏联一个国家在短期内的那次经历只不过是另一个“阿炳的故事”而已。西欧的法国、
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都加快推动国有化。到1985年，德国国企占总产出约12％，法国占24％，意大利占20％，西班牙占
12％，英国占13％。可是，到1990年时，英国国企只占总产出的4％，法国还剩18％。20世纪90年代，所有西欧国家继续
做了更大规模的私有化。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也基本上是在二战以后进行国有化的。这些国家中有相当多的是在1945~1960年间从殖民地中独
立出来的，然后把外国人投资本国的资产收归国有，如伊朗的油田、委内瑞拉的油田、矿产与银行等。拉美那些早就独立的国家则在20
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也大量没收外国人的财产。这些发展中国家没收的外国人资产都自然成为当地的国有企业基础。到1980年，
发展中国家的国企产出平均占本国总产出的25％以上。
从这些介绍可以看出，第一，国有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是一个更近代的现象，其主要起因有两个：英美工业革命对世界各国
如何赶超的挑战和苏联计划经济初期短暂而令人炫目的成功。在那之前，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基本都是民营。第二，世界不同的国家，
其国有化都是在二战之后、1980年之前达到最高峰的。既然那次实验从整体上都失败了，而且那次尝试是由于从苏联的短暂经历中得
出“要想作好曲，需先把眼弄瞎”这样荒诞的结论，我们为什么还非得抱着国营、国有不放呢？
产权与财富
全球民营化后的业绩如何？
自英国1982年的私有化开始到今天，已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民营化运作，从本质上180度地逆转了在那之前的
国有化运动。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1980~1987年间全世界共有696个国有企业民营化运作，在1988~1993
年有2 655个。其中，发展中国家1980~1987年间有456个，1988~1993年有2
279个，金额达960亿美元。那么，那些民营化举措到底带来了什么效果呢？企业业绩变好还是变坏了？
为回答这些问题，William Megginson教授及其同事等过去几年发表了多项研究论文。以他和JulietD
’Souza于1999年刊登在《Journal of Finance》上的一篇论文为例，他们研究了28个国家在1990~
1996年间的85次国有企业民营化运作，以不同指标来研究民营化之前和之后的业绩表现。
总资产收益率：民营化之前3年平均6％，之后3年平均7％。
净资产收益率：民营化之前3年平均18％，之后3年平均19％。
以民营化的那一年为基数，民营化之前3年平均员工的销售收益要高2％，之后3年平均则要高出23％，显示民营化提高了生产力。
以民营化的那一年为基数，民营化之后3年里单位员工创造的净利润是民营化之前3年平均值的2倍。
这篇论文还按照竞争性行业和非竞争性行业来区分。
单位员工创收：竞争性行业民营化之后是之前的2。4倍，非竞争性行业民营化之后为之前的2。9倍。
负债率：竞争性行业民营化之前和之后分别为28％、25％，非竞争性行业民营化之前和之后分别为30％、19％。
如果按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来区分，那么按平均毛利率算：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前为8％，之后11％；发展中国家民
营化之前32％，之后37％。按单位员工创收算：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后是之前的1。96倍；发展中国家民营化之后是之前的
2。24倍。按就业人数算：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前和之后的平均员工人数分别是16 914和16
158；发展中国家民营化之前和之后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3 911和25
985。当然，在很多国家，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前提是不能减少就业。
其他针对捷克、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的私有化运作所做的研究结果也都得出同样的结论：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后的效率、生产力
、负债率，甚至就业率等都得到改善。
产权与财富
为什么国有企业搞不好？
跟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只有苏联计划经济经历这样一个“阿炳的故事”的局面相比，关于国有经济的经历到今天至少已有120
多个国家这样的大样本。它们从整体上放弃国有经济，代之以更全面的私有经济，而且转变后业绩也明显改善。特别是，这些国家的制度
也千差万别，没有哪种制度被证明可让国有企业运作得好，这当然以最有力的实证否定了当年的“国营”、“国有”理念。
关于为什么“国营”、“国有”行不通，这些年已有无数的论述。这里我们简单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对其做一种解释，并看清楚
国有企业的某些弊病。国有企业运作得不好的原因在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