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某些弊病。国有企业运作得不好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带来的道德风险最高，对公民权益保护制度的要求也最高。
为便于比较和理解，我们来看看不同类的企业。最原始的企业形式可能是夫妻店，既是经营者又是所有者。这里当然没有所有权
与经营权分离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因为“花自己的钱最心疼”，你不用为武大郎担心他会对自己的钱不负责任。
如果换成是由十个、几十个熟人朋友参股的合伙企业，这时所有权与经营权开始有所分离，主管企业的经理有可能会“花别人的
钱不心疼”了，这就有道德风险了。但效率损失可能还不太严重，因为毕竟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距离比较近，可以有时间就去盯一盯。即使
发生纠纷，通过合同法等简单的法律安排即可解决。
再上升到类似“深发展”那样的公众公司，可能有上百万个分散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股东，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得非常远，这
时公司的管理层真的可能完全“花别人的钱不心疼”了，甚至还可能让某些“特殊”股东或经理直接、间接地掏空公司资产。为了避免这
种道德风险，我们就需要一系列制度措施，比如董事会、股东大会、证监会、法院、立法机构，还有审计、律师、券商、媒体等各种各样
的管理、监督、执法、司法、中介机构，目的是为了迫使公司管理层“即使花别人的钱也心疼”。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即使在美国，也
会出现安然、世界通信之类的丑闻。这里面的道德风险很难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大众股市的发展对制度的依赖性极高，所以并不是所有国
家都能够发展好股市的。对于“深发展”这样规模的上市公司，中国目前的制度架构还很难促成其“即使花别人的钱也心疼”的境界。
那么，国有企业呢？我们不妨把国有经济看成一个“超级公司”，是全国人均一份的公司，各家国有企业都是其下的分公司，议
会（全国人大）相当于它的董事会，总统（国家主席）相当于它的总经理。这个“超级公司”是股权最分散而且最均匀分散的方式，股东
数量最多（在中国有13亿），“委托–代理”关系当然也最极端。所有权（老百姓）和经营权（国企老总）间的距离最远，其道德风险
和效益损失与“深发展”上市公司的情况相比，是完全不同量级的概念。这时，我们如何保证国企老总“即使花别人的钱也心疼”呢？至
少得需要民选的董事会（议会）和总经理（总统），否则一层扣一层的“委托–代理”关系链就断了，会使花钱的人跟出钱的人毫无关系
、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委托关系，“心疼”就无从谈起了。
实际上，搞好国企这个“超级公司”比一般的上市公司还要难得多，因为老百姓无法把这个“超级公司”的股份卖掉、无法用脚
投票（虽然人们可以选择移民国外，等于自动放弃股权），通常的市场压力（如敌意收购、并购重组）对这个公司也不能起作用。另外，
这个“超级公司”的管理层还掌握着执法机构和法院。
从夫妻店到合伙制企业、到上市公司、再到国企“超级公司”，每上升一层道德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其对制度的要求就又增加一
个或几个数量级，对权力制衡的要求就越高，否则腐败会多得不可收拾。正因为连股市发展都这么难，道德风险如此高的国有经济在哪个
国家都搞不好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制度机制越不发达的国家（比如没有民选的政府），就越不能搞国有企业，如果搞腐败和贪污就会无
处不有，代理成本和利益扭曲就会出奇的高。在制度机制不发达的国家，最合适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传统的夫妻店和合伙企业。但是，实际
的历史经验却是：越不发达的国家，在1980年之前反而越是去做国有经济，由此而增加的腐败和贪污机会使它们反倒更落后于那些以
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另一方面，人口越多的国家越不适合搞国有企业，因为那样的国有经济里“所有权”和“经营权”会离得越
远。
产权与财富
民企不如国企？
过去几年，有人对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业绩比较得出结论说，民企不如国企。这似乎与上面讲的以及与其他国
家民营化后的结果不同，是不是又是中国特色呢？
其实，这里存在严重的研究方法上的问题。第一，在香港上市的国企都已经过产权改制，像中移动、联通、中石油、中海油、中
石化等虽然是国家控股，但它们上市后有民间和海外持股，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因此，如果想回答“产权改革是否改进国企
业绩”这样的问题，一种方法是比较这些企业在产权改革之前和之后的业绩变化，另一种方法是比较这些经产权改革过的与那些没改过的
“同类”国企在同期的业绩差别。这样做研究才能真正回答“产权改革是否应该”的问题。
第二，在香港上市的国企和民企不仅属于不同的行业，而且即使属于同一行业，那些国企享有各种融资特权、行业垄断权以及方
方面面的政府照顾，相比之下，那些民企就没有这些特权。因此，香港上市的国企样本和民企样本没有可比性，不能由此得出任何可信的
关于“产权是否有关系”的结论，更不能帮助回答“产权改革是否值得”的问题。即使拿国内上市的国企与民企做这种横向比较，其结果
的可信度也同样很低。
为什么不能拿没有垄断权（包括银行贷款权）的民企与具有垄断权的国企直接作业绩比较呢？道理很简单：有了垄断权，即使产
品差、效率低也没关系，反正可多收费。民企做得再好，也很难赶上。因此，这两类企业的业绩差异并不能说明国企更有效率。奇怪的是
，香港上市的垄断国企的业绩比民企只高出一丁点，而没有高出很多。
既然国企的垄断权可给国家带来高收入，那又未尝不可呢？表面看似乎如此，但实际上是老百姓在为国企的低效埋单。比如，在
国内我用中移动的神州行打国内电话每分钟要0。6元，我从美国的家里往国内打电话每分钟才0。3元多一点。为什么国内的电话费下
不去呢？你愿意继续为垄断埋单吗？
可以很容易证明的是：国有控股比例越高，企业的垄断权与其他特权就越多，其业绩当然就越好。其实，不管是竞争性还是非竞
争性行业，只要哪个行业既有国企或国家持股的企业又有民企，那些国家持股的企业就会是“特权”企业，那些民企的日子就没法过，这
就是为什么哪怕是在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期间，政府一介入哪个行业，哪个行业的民间商人很快就得关门大吉。按政治学的定义，国家
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是唯一可改变法律的机构、是唯一可增加各类审批权、准入权的机构，再加上国家也垄断金融，所以国家
一旦持股某企业，那家企业的特权就有了。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海外基金经理知道民企管理得像“花自己的钱最心疼”，但还是愿意买中石
油、中石化、中移动这些国企背景的股票。这也说明只要有“国有”股份，就不可能没有“国营”。甚至是在有了“大政府”之后，即使
没有“国有”股份，也照样可以有“国营”，原因是在那时候“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这就是说，只有“国退民进”才能让中国企业培养出最强的国际竞争力。除了当事人外，谁都会支持追究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
但最重要的是保证国资转让过程的透明度，保证广泛的竞标权以及媒体的自由报道，以国家得到最好的价钱和尽量保证就业为目标。
产权与财富
农村土地所有权明晰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现在讨论农村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时，大家都喜欢以“如果这样做，会不会出问题”来判断方案可不可取，所以，总拿不存在的
“十全十美”的方案作为参照系。
土地所有权明晰后会不会有问题？当然会有，但是不是比现在的局面更糟糕？各国的经验证明—不会。现在的事实是，在土地国
有或集体所有制度下，土地照样在转为非农用途，在此过程中获益最多的不是承包土地的农民，而是行政权力和资本，保留土地集体所有
等于保留特权阶层的利益。
相比之下，如果土地所有权明晰，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权，是交易的主体方，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
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农村土地所有权明晰的制度收益是，农民会更富有了；其制度成本是，那些掌权者少了捞钱、捞权的基础。
有些“禁区”应该碰
目前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是先画了几个不可碰的“禁区”：土地必须集体所有，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不能合一，土地不可兼并转让。
如果这几个禁区不可碰，那么不要说找国际、国内农村发展专家，即使让上帝来给中国三农问题出主意，他也无能为力。这就好
像去找最好的救命医生，同时又事先给这些医生规定不能用哪些能救命的药方与药品。结果，医生救不了命，这当然不奇怪。
有国内农村问题专家甚至说，“那些国际农业问题专家大多数不是专家，而是十足的白痴！”这不奇怪，因为这些人被请来时就
给划了这几个禁区，他们来了当然无法。我们反倒应该问问自己：是真的要解决农民的问题，还是只为了自己以及权贵的政治前途，借农
民的话题为既得利益遮掩而已？
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建立及其成功恰恰说明一点：应该让农民个人的责任感尽量地发挥，给他们更多的自由选择。土地所有权明
晰就是给农民最根本的激励。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制度设计都要围绕这样的基本原则：农民自己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