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西惨案大揭秘- 第11部分

　　国民党丰县六区区长穆伯仁、矬楼乡长包守臣对季庄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严刑拷打村干部，不准和八路军有联系。与此同时，黄体润将丰县常备队扩编为七个大队，分别由王朝臣、薛廷燧、渠伯奎、许汝嗣、张明瑛、李旭辰、李星浦兼任大队长，加上新编的程元圣部，共计八个大队，枪支四千有余，五千余众。

　　正当国民党发展地方势力的时候，湖西地区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肃托事件”，许多共产党员和抗日义士被冤杀，致使抗日运动一时转入低潮。。。。。。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肃托”首先从湖边地委搞起来
第一章

　　
　　早在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的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抛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康生又于1938年２月８日和28日在延安《解放》杂志第29、30期上刊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一文，虚构夸大托派的声势，造成了恶劣的后果。1938年８月，康生担任*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涉及全党，很多共产党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受到的影响是把“托派”这个词当成“汉奸”，这份珍贵的抗战通俗读物，其中一个章节专门介绍了“托派”，可从中体味当时人们对“肃托”概念的理解。全文如下：

　　中国的托匪

　　托匪是托洛斯基的党徒，这次中国抗日，这些匪徒也暗在抗日阵营中，勾通日本，来破坏我们的抗战。

　　他们说：“中国不应抗日，应先武力统一”，又说：“只有打倒国民党，才能得到抗日胜利。”这不是挑拨内战吗？

　　他们又说：“共产党所号召的统一战线，不过是一种欺骗抗日的手段。”这不是离间吗？

　　又说：“应和敌人妥协，延长时间，多做准备。”这不是不抵抗吗？

　　总起来说，他们说这些话，是破坏团结，叫我们投降敌人。

　　我们要想抗日胜利，必须彻底肃清托匪。　

　　“肃托”的文件传达到山东和苏鲁豫边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湖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

　　湖边地委就设在山东鱼台县谷亭镇。

　　为了适应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湖边地委开办了一个干部学校，组织一些爱国小知识分子学习。干校挂名负责的是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而日常工作则由教员魏定远具体负责。

　　魏定远是河南南阳人，早年随叔父到杞县大同中学读书，思想比较进步，他与穆青等同学一起搞学生爱国运动，在国文教师姚雪垠的指导下创办了进步刊物《群鸥》。“七。七事变”后，他与穆青一同奔赴延安参加了“民先”组织。不久，由“民先”负责人夏秋水介绍来山东工作。他带领其他七人到了菏泽附近，因徐州失陷，经李毅等动员，便到了单县加入了王须仁所在的第二游击司令部。1939年春，他被调到湖边地委干校当教员，时年22岁，因负责干校领导工作，平时人们都叫他“魏校长”。

　　干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军政教育较差。来干校学习的学员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抗日热情很高，有为国捐躯的志愿，但又缺乏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必要的组织纪律性，思想浮动大，在学员中自发组织了文艺团体，写文章，写诗歌，发表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并经常向区党委的报纸《团结报》投稿。

　　1939年6――7月间，干校学员面临毕业分配问题，展开了“要不要服从组织分配，到自己不愿去的地方或单位工作”的讨论。当时校内自由主义倾向较为严重，丰县、沛县、砀山等县来的一些学员都要求回家乡工作，不愿统一分配。

　　有一些学员、特别是安徽沛县来的知识青年不愿留在湖边工作，想回家乡去，便提　出“哪里来就回哪里去”的要求，并组织了“同乡会”，负责日常工作的非党教师魏定远，正巧在沛县工作过，也觉得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

　　距谷亭镇二十几里地的大田家村地委干部学校是一片躁动。

　　湖边地委领导得知此情后，大为惊慌，以为这是阶级敌人在搞鬼，必须马上追查清楚。此时地委书记李毅正患疟疾，就将此事交给了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进行调查处理。调查中发现，带头不服从分配的是沛县学员，不愿意留湖边工作，要回沛县去。

　　魏定远对学员的议论持支持态度，加上他曾在沛县工作过，与某些沛县学员较熟。

　　王须仁经过一番“调查”后，便王须仁捕风捉影，罗织罪名，将学员中一般的思想问题与托派联系起来，向地委汇报说：“干校里的确有托派活动，散布谣言，暗中煽动学生不服从分配，这都是魏定远在背后操纵的，他的问题最大。学员“闹事”是因为有“托派”活动，耸人听闻地宣称：魏定远居心叵测，他就是这次学员“闹事”的鼓动者。

　　湖边地委作出决定：立即逮捕魏定远！。　最好的txt下载网

2、难以封堵的缺口
1938年8月，李毅等人亲临干校，以开会为名，派警卫员把魏定远叫到会场，当即逮捕，然后押回地委严刑逼供，并将审讯大权交给了王须仁。

　　王须仁是个投机分子，他于1933年3月曾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过“*启示”，后来又混入革命队伍。。。。。。

　　王须仁接过审讯魏定远的大权之后，便开始了他大搞“逼供信”的生涯。他乘康生的小册子《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在边区党内干部中造成不良影响之际，便搅浑水摸鱼，对魏定远开始了审讯：

　　“魏定远，你是不是托匪？”

　　魏定远答道：“不是。”

　　“你不承认是不是？看来非用刑不可了！”

　　王须仁再问：“你是不是托匪？”　

　　魏定远当然说不是，不是就打，先用皮鞭抽、又坐老虎凳、再灌辣椒水，魏定远还是不承认。

　　王须仁急了，用电刑！拉过来一部摇把式电话机，把正负极绑在他身上，可怜的魏定远像一只羔羊任人宰割。

　　“老子看你说不说！”王须仁又搬过手摇电话机对魏定远施行“电刑”，顿时，一股强大的电流搐动他全身，惊恐得失声惨叫。

　　王须仁狞笑着：“你该承认了吧？”

　　魏定远摇摇头，紧咬牙关。

　　“再用辣椒水灌！看你还硬！”　王须仁吼叫着。

　　魏定远肚痛得满地乱滚，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王须仁再次凶狠地问：“你是不是托匪？什么时候承认了，什么时候算完！你说不说？”

　　无休止的折磨，使得魏定远实在受刑不过，只得屈打假招：“我又不是……党员，我承认……”

　　王须仁见有门，继续逼问：“还有谁是托匪？你属于谁领导的？你要交出湖西地区的托派组织！”

　　王须仁又逼问道：“和你一块的还有谁？”

　　“还有曹广善。”

　　魏定远摇摇头，又把眼闭上了。

　　“怎么？死到临头还不说？不说，再用刑！叫你顽固！”　王须仁又是一声厉喝。

　　魏定远睁开怒目：“我承认是托匪，还不行吗？你硬要我交出组织，好吧……我说，我都说！我是托匪，是托派领导的托匪……组织有省委，……特委……县委……区委……支部也有……”

　　王须仁急忙拿笔记着，接着又问：“湖西地区的托派组织叫什么名字？谁领导的？说！”

　　魏定远继续编起来：“湖西地区的托派组织叫苏鲁豫边区特委，是受托派山东省委领导的。”

　　“好！魏定远，你接着说。”　王须仁叫着：“正在地委组织部等待分配的郝晓光是不是你们的人？”　郝晓光是等待分配工作的干校干部，他这样问是别有用心的。

　　魏定远此时已被折磨得神志不清了，王须仁还在逼问：“郝晓光也是托派领导的吧？”

　　魏定远胡里胡涂地点了点头，接着脑袋一耷拉，又昏死了过去……

　　就这样，在王须仁的连续严刑拷打下，魏定远便以想当然的办法，按照我们党组织的系统，编造出了一套有省委、特委、县委、区委、支部、小组的“托匪组织”。谁料，正是这“胡编乱造的口供”，却给湖西地区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恶果，为后来湖西“肃托”的恶性发展，扒开了一个难以堵封的缺口。

　　共产党内部出现了“托匪”！

　　这还了得！这种情况非同小可，必须紧急汇报给上级领导。

　　李毅见到魏定远的“口供”，大吃一惊，认为苏鲁豫边区真的有“托匪”存在，不敢怠慢，连忙同王须仁一起带着王对魏勒逼来的材料，准备向即将来谷亭镇开会的军政首长报告湖边地委发现“托匪”的情况。

3、飞驰谷亭镇
湖西平原象个粗犷的汉子，四仰八叉地躺在九曲黄河的下游。黄河故道从湖西平原贯穿，仿佛一条苦命的绸带，飘在百里荒滩上，黄烟滚滚，翻卷着如泣如诉的浪花，记载着无数苦涩的岁月。

　　1939年秋天的一个凌晨，轻纱似的雾气缭绕在湖西的上空，天地之间浑然一色，万物扑朔迷离。太阳才从东方露出笑靥，给渐渐消散的晨雾染上了一层玫瑰色，大地万物开始呈现出清晰的轮廓。

　　几匹快马破雾而出，跨越了一道道圈堤，跃过一丛丛红柳、紫槐，将一个个村子甩向那遥远的天际。

　　俯身在第一匹马背上的人脸庞越来越清晰，他二十五六岁年纪，中等身材，二目有神，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