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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虹飞：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海 岩：我没有宗教信仰，我是共产党员。但是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远景，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和谐、世界大同，它其实和很多宗教所追求的极乐世界是殊途同归的。我对宗教是很喜爱的，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思想。比如道家、佛教、还有基督教都是劝人向善的。你做善事未必现在就有报答，也许未来会有。
吴虹飞：你会相信这个吗？
海 岩：我不完全相信，可能我们受到的科学教育太深了。但是，关于人是否有灵魂，灵魂是否不灭，是不是有来世呢，都是不太完全确认的。我只知道，从常理来讲阴阳是平衡的，善恶也是平衡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多数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
吴虹飞：你相信你自己写的小说吗？
海 岩：不相信，只是心向往之。
吴虹飞：你怎么看待金钱？
海 岩：金钱的作用很大，这个时代，大部分的恶都是金钱弄出来的。和过去不一样，过去可能就是权力，或者说某一种荣誉啊，现在主要是金钱。你看所有的光鲜亮丽的事物背后，只要是在利益空间比较大的地方，都是有黑幕的。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主角，男一号兼女一号，它的推手太厉害了。
吴虹飞：你觉得通货膨胀对爱情会有影响吗？
海 岩：……
吴虹飞：你和出版商、投资人、娱乐圈打交道，看起来游刃有余。
海 岩：其实我做的工作和我的个性是相悖的，比如我在政府机关、在警察机关、在企业，那就是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这是一种后天的磨炼、生存的需要。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选择，我想选择一个自己独立的工作，不现实。不像现在，社会给大家提供了机会，我想当个画家，我画就行了，我想当个作家，我写就行了。那时候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你自己当作家、当画家不现实的，你什么都没有，劳保、医疗、住房，等等，你自己解决不了。
吴虹飞：体制对才华有遏制吗？
海 岩：其实遏制得很多的。要是我一开始就做小说家，可能成就会大些吧。我大量的精力，最美好、最旺盛的时候都是贡献给了机关工作啊、警察啊、企业管理啊，每天16个小时在上班，占去了你90％的精力。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海岩：造星者的诉说（4）
我觉得，好像受我益的比较多，包括我的演员，我受他们益的也有，但是互相受益，平衡一下，我可能付出的更多。所以算命的也说，可能我是上辈子做了恶，伤害了不少人，这辈子就是要还给很多人。所以只能问耕耘，不问收获，下辈子可能生而有福吧。
吴虹飞：出演你电视剧的演员，很容易就红了。
海 岩：其实选演员的时候，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投资方要求主要演员要跟他签约，而我们看中的演员都有约了，都有公司、经纪人，就很复杂，或者他的片酬比较高，或者又有一些其他的戏，结果都不能用。
你看我用的演员多是新人。可能他们个人在第一部戏上表演能力、气场并不够。公平地说，我剧本的角色，对演员帮助更大一些。
海岩穿质地很好的西装，待客的地方有上好的茶水和古典书籍。他是自信的，只有在照相的时候，他露出了微微的紧张。而后来，他也承认了：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
他和荣辱富贵紧密相连，到现在他更愿意独处，他和动物相处得非常好，并且以他们为荣。“动物对爱的回报是最直接、最本能的。”
他有时也是孤独的。
“当你一个人空虚寂寞时西瓜也许是你最好的发泄。你可以用刀割它、削它、砍它、劈它，同时你可以发泄自己，高声喊：‘我杀瓜，我杀瓜，我杀瓜啊！’”
他的生活是“被动”的，“命运都是被动的，工作都是组织安排的。”他一生当中，“几乎没有主动要去追求一个什么事。”
吴虹飞：写东西呢？
海 岩：写东西？这算事吗？我在地摊上看到那么多人写的东西，我想我不会写得比他们更烂。
多年前，公安处的海岩拿着他的第一部小说《便衣警察》去找已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的前总编严文井，严文井建议海岩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他果然投了过去，却音讯全无。他自行找了过去，却发现自己的稿件，厚厚的，却连打开都未打开。他开始劝编辑打开来说：“请你读一下第一章的前几段就好。”
当时华国锋出访日本，国内出版部门印了一本新闻画册，这样紧急的政治任务也是半年后才印好，以至于画册送到日本的时候，日本还以为华国锋又访问了一次日本，而《便衣警察》的出版速度远超过了华主席。到了后来，他的长篇《舞者》，从动笔写第一个字，到卖出30万册，仅用了7个月时间。
“现在，一夜暴富的人、一夜成名的人太多了。你看超女、快男，你看北影这几天在招生，人多极了，可是能成功的是少数。
“我其实很少主动地去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有时候，年轻人问我人生理念或者处世哲学，我说信天命、尽人事，对你们这个年龄来说，可能嫌悲观了。你不把眼前的事做好，这么一点点的积累，你哪有未来呢？”
阿来：近乎传奇的个人史（1）
这个传奇式的人物矮矮胖胖地坐下来，言语不疾不徐，也并不十分响亮。嘴里来句“他妈的”，强调个人化的体验却总是用“我们”来指代“我”。他强调宿命感，但是作为一名藏族人，他却对藏密持强烈的怀疑态度。
藏族作家阿来正坐在成都一家咖啡厅的椅子里。灯光昏暗。他在劝说对方吃这一家的牛排，因为那是“最好吃的”。他整日无事可做，便是坐在那里喝咖啡。没人认出他来。相较于他出生的那个只有20户人家却归4个土司管辖的小山寨，他太像一个城里人了：挑剔吃，“你让我到农村去，我一点也不高兴”；是西方古典音乐的乐迷，热爱女性、 赞美女性，他认为那是藏族人的天性，也会在朋友中“调查”“性和爱是否能分离”这样的问题。
当然，阿来也确实是城里人的身价了：他的下部小说准备和英国一家出版社合作，小说还没见影，出版社就预付了6万英镑的版税。“预付版税可能是对某些比较重要的作家采取的措施吧？”“那是。”阿来一点都不含糊。
过去，阿来算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因为觉得“人没什么意思”。现在，阿来仍然经常到外面扎个帐篷住，热衷于拍摄花朵，他称之为“听到自然的呼唤”。在他有些清冷的家里，他为记者展现他拍的花朵。高原上有的花很小，他却全部给了很大的特写，仿佛在强调它们短暂的生命。他经常独自驱车前往青海等地，在天地间即兴野溲，他享受这样的孤独。
阿来的个人史，近乎传奇：底下兄弟姐妹一大串的老大，光脚在山坡上放牛放羊的牧童，初中毕业后成了寨子里水电建筑民工，后来当了拖拉机手，而要握方向盘，他屁股下还得垫块板子，因为个头太小。他曾经想当个地质学家，却被分去当乡村教师，要到学校，需要大半天汽车走到公路的尽头，再骑3天马，翻越两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他是一个性格强悍的人。
两年后，阿来调到县城中学教历史，为了交8毛钱就能吃到肉他参加了一次“笔会”，开始写诗。那个诗歌遍地的时代，小县城的阿来崭露头角，竟写起了小说，《尘埃落定》是个4年嫁不出去的姑娘。回头看来，阿来还是认为自己的诗歌比小说好。他拿出他的诗歌集给记者看。
1997年，阿来被借到《科幻世界》杂志，“文化产业”提得少，阿来却很成功，一路由编辑而主编而社长；1998年，经过4年退稿的《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当年茅盾文学奖。放牛娃、文学大奖、文化商人，阿来的传奇历程，在同代人中，似乎是另外一条人比较少的路。若是有人说他的写作没有进步，他并不承认这点，他也不认为写作需要“进步”。
但当这个传奇式的人物矮矮胖胖地坐下来，言语不疾不徐，也并不十分响亮。嘴里来句“他妈的”，强调个人化的体验却总是用“我们”来指代“我”。他强调宿命感，但是作为一名藏族人，他却对藏密持强烈的怀疑态度。
● 我早就是知识分子了
吴虹飞：你出生在只有20户人家的小村子，童年的记忆，家庭的氛围，对你有什么影响？
阿 来：我家庭影响不太多，从小我自己的想法比较多，大概10来岁的时候，我就强烈感觉这个生活没什么意义。因为觉得人没什么意思，就会觉得风景很优美，自然界很强大，天空、雪山、风、山花、青草，从小对自然非常热爱，我记得小时候跟石头说话、跟树木说话，不是真说，在心里，好像在童话里，跟这些东西好像能够沟通，建立起对话的关系。 。 想看书来
阿来：近乎传奇的个人史（2）
可能我现在跟中国其他作家不太一样的就是，自然在我的作品中始终是一个角色。我现在还需要不断地返回大自然当中，晚上在草原上，车子旁边扎一个帐篷，睡在里头，什么都不想，不下雨打开帘子看星星，下雨关了帘子睡觉，经常这样。
吴虹飞：西藏本土的文化对你有什么影响吗？比如可能你小时候听到的那些在民间口口相传的神话之类？
阿 来：我听过很多，也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叫做《文学表达的民间性》，来说这个问题。藏族文化没有书面的东西，文字都是佛经，或者对佛经的阐释，它是宗教的，不表达日常生活，而且除了神职人员之外都是文盲。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