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件？没有，我没有任何信件”。爸爸平静地回答，语气稍带不屑。
“那书呢？”
“所有的书都在这里，”爸爸说着打开一个黄色的小柜子，指着下面的两排书架，“你们找找吧。”
“那我们去隔壁看看。”另一个军人说，他穿着红棕色的皮夹克，带着同样的鸭舌帽，穿着宽腿的蓝色裤。
“请便。”
他走进热妮娅和莉莉娅的房间，脱下夹克放在桌上，开始在书和练习本里翻来翻去。我站在走廊里，咬着指甲，表面平静地看着搜查的过程，把对这帮人的愤怒与憎厌埋藏在心里。
他们的脸恶心得要命，第一个走进来的那个人穿着军大衣，长着金发和叫人不寒而栗的灰眼睛，他微笑的时候，薄薄的嘴唇微微下扯，这让他的脸看上去很不舒服。第二个穿着夹克比他矮些的人应该是个犹太人，留着削短的黑发，典型的犹太鼻子和棕色的小眼睛。他的脸上透着亮堂的粉色，剃掉的胡须还留有清晰的轮廓，皮肤好光。长得真可笑。
我走进房间，坐在床上，还在咬着手指甲，并努力止住腿的颤抖。突然，我听到姐姐们的声音，就跳起来冲到走廊。姐姐们回来了，她们相当镇定地脱下了外套。妈妈意味深长地看着她们：“饿了的话就去吃点儿东西，厨房里有面包。”我们都过去了，热妮娅和莉莉娅吃面包喝茶的时候，我告诉她们发生了什么。
警觉占据了内心，我的腿抖得更厉害了。那些人的搜查还在继续。莉莉娅坐下来开始画漫画。热妮娅随便拿起一本书看，我坐在她身边，先看了看那个矮小的犹太人，再看了下门卫，然后瞧瞧莉莉娅，又注视着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的妈妈。
我们对那个士兵的每一句评价都小心翼翼，陪着笑脸回答。比如，他拿出储钱罐，笑笑说：“我猜里面有不少积蓄吧？”
“是不少。”妈妈赶忙回答。
“用刀撬就能拿出来。”热妮娅脱口而出，声音里有一丝讥讽与嘲笑。当士兵在书架上的旧纸堆里搜东西的时候，热妮娅说：“你的手一定被弄脏了。”
“嗯，是有点儿脏。”
“你们下次来搜查，应该提前通知。”
“好吧，下次我们会通知的。”
“那我们就会撒更多的灰上去。”妈妈用极轻的声音嘀咕。
时间过得很慢。莉莉娅担心她的日记被查，当我猛然想起自己的日记本里写了什么时——就比她更担心了，我害怕极了。那个士兵去我的房间时，我紧张得简直快受不了了。我们三个待在房间里，门大开着。一个沿着走廊踱步的红军长官探头进来微笑着看看我们。不久，第二个搜查者也进了我的房间。爸爸在走廊里来回踱步。
“他这辈子一直这样。”热妮娅说。
“你说谁？爸爸吗？”
“是的，这样子怪有意思的。”
金发军官搜完了房间，就去了走廊。他不戴帽子了，露出了浓密曲卷的头发。他打开放毛巾的橱柜，腰都没有弯，用脚踢开又脏又旧的鞋子。然后打开盖子，去搜一只大箱子，箱子里的东西不是特别干净，他转身对妈妈说：“请把这里打扫一下。”
“这可不是我份内的事，”妈妈顶了他一句。门卫开始把脏脏的毡靴往外提。
我们都聚在走廊里，带着讽刺的微笑关注着搜查者的行动。搜查结束后，所有人（除了我们姐妹三个）都到了妈妈的房间里。我在那扇门前来回地走，想把听到的只言片语重新组成对话。大约3点，他们的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都紧张地坐在床上，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带走爸爸。时间过得异常地慢，爸爸的房间里安静得要命。后来传来了脚步声，只见五个不速之客都从妈妈的房间里出来到了走廊。
“再见！”
“欢迎再来。”
他们大笑，摔上了门。
“万岁！一切平安。”
早上我太想把发生过的一切告诉伊琳娜了，在快下课时，我才完全放松下来。
监视与警方搜查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间俄国社会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一系列的逮捕、驱逐和死刑都始于20世纪30年代。内务人民委员会首先把矛头对准了富农（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富有农民），接着是经济人（买卖人或商人）、神职人员及资产阶级专家。尼娜父亲因为反革命的身份而成了头号目标。为了找到如日记、信件或者反动报刊等犯罪证据，警方的突袭搜查变得司空见惯，并常常在晚上进行。紧随搜查之后的往往是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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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5日
今天，他们像赶畜生那样把我们赶出去*，这让我气愤到了极点，也觉得更为无助了。在空气潮湿、光线阴暗的秋天，走在冰冷泛灰的路上，时不时停下来跺脚取暖时，我在心里暗暗怀疑这样的政权，讨厌他们对外国人和其他人所说的谎言和自我吹嘘……那难听刺耳的集体合唱让我直皱眉头。我是绝对不会再参加*的，这样想着，受伤的自尊得到了些许安慰。
合格的苏维埃公民会被公然要求参与*，以示对政府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势下，和其他许多机构一样，学校会把学生们送上街头，参与这样的群众*。*的人要伴着铜管乐队演奏的音乐和苏联流行歌曲，手执斯大林的画像或者苏维埃国旗前进。遇到斯大林生日、国葬或者五一劳动节等日子，此类*必将举行。上文所指的可能是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尼娜不参加校外*的决定会被视为没有爱国情操甚至更糟。
1932年11月8日
真是不可思议。伊琳娜来看我，她竟然不会直接问我11月2日发生了什么事情。还真是个孩子！我不停地回答她的问题，直到她自己拼凑出了真相，然后——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的脸上竟然显出奇怪的表情。我猛然意识到，尽管发生的一切对她来说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特殊意义，她还是害怕提到这件事。是的，她太小了，没法儿承受这种事。
噢，这个小女孩竟然就连谈论警方的搜查都觉得不适宜，我看着她觉得很有意思。她走出去带上身后的门时，我就站在窗边，望着她即将走过的街道，讽刺地笑着轻轻自语：“她还太小，还真的只是一个小女孩。”天哪，人竟可以如此天真。我以前当着她的面说她太幼稚，还真是说对了。哈哈！她没想到我会那么说。现在她很有可能正吓得发抖，说不定还会担心因为她来过我家，他们就会把她爸爸抓起来。在我家这次遭搜查之后竟然还敢来看我！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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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12日
就在最近，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连一点儿可记的事都没有。唯一还能写写的大事，就是昨天斯大林的夫人阿利卢耶娃的葬礼了。那里挤了好多人，看着一群欢快兴奋的人们好奇地往里面拥，一张张洋溢着快乐的脸争着要看灵柩一眼，当时就觉得特别不舒服。男孩子们跺着脚在路边快跑，嘴里还叫着“万岁！”
我来回走着，试着听清路人们在讲些什么，他们的言语里充满了惊奇与鄙视十足的讽刺。不知什么缘故，我并不同情这个女人……
还有那份报告，报纸上的那份声明——都让我对她反感。想想看吧：他们竟然称她为一位伟大的皇后！斯大林竟然有自己的家庭，因为我从没想过他竟然也会有私人生活，知道这些反而让我觉得很奇怪。晚上，热妮娅和莉莉娅回到家里，不知为什么，我竟在生着所有人的气——他们都在微笑着喋喋不休地谈论葬礼，还有他们对阿利卢耶娃的灵车满腔的爱慕惹恼了我。
等热妮娅和莉莉娅开始跟我讲她们的大学还有绘画时，我又觉得妒忌了，或者说不是妒忌，但有那么点儿意思。我的姐姐们能歌善舞，会画画，会弹琴，还会所有那些我永远也学不会的事。可我怎么就这么差呢？
我只会在这里可怜巴巴地挥笔写点儿东西，除了浪费时间还真是一点儿好处也没有。而所有的事情都那么需要时间，无论你想做什么，都得花时间。
斯大林在1919年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十几岁的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结婚。据传，他们的婚姻关系相当紧张。娜杰日达被发现死于卧室，头部中弹，身边还放着一支左轮手枪，看似是自杀行为——尽管，新闻媒体报道她死于腹膜炎。还有未经证实的流言称，是斯大林策划了这起暗杀行动。两人育有一女，名叫斯维特拉娜，她于1967年叛逃到美国，引发了一场国际骚动。尼娜这里指的可能是一篇带有“伟大的皇后”字眼的颂扬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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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16日
今天我告诉妈妈娜塔莎请我参加派对的事，如我所料，她没有反对，好像还挺赞成的。我把所有有关派对的事都告诉了妈妈。刚刚洗了打算在派对上穿的裙子。我就这么一条裙子，现在正放在煤油炉边烘着呢。
我穿好了裙子，先去奶奶的房间吃点儿东西。莉莉娅也在那儿，她狡黠地斜我一眼，问：“这算什么，尼娜，要去赴宴？”
“是的，”我用异常冷漠的口气满不在乎地回答。5点半到了伊琳娜家——她自然在家——看到她还没开始打扮我真是松了口气。时间慢慢过去，喀秋莎还是没来，我开始有些担心。后来她到了，我们就一起出发了。空气凉爽得很令人感到惬意，街灯发出微弱的光。我尽力不让自己总是想着派对的事，以免紧张。喀秋莎也不敢多想。
很快我们就到了娜塔莎家，上了五楼。我想象自己能听得到门后的喧闹和笑声。伊琳娜按了门铃，有人来开门了。进了走廊，环顾四周，空无一人。
“我们肯定不是第一批到的人吧？”
“噢，不是。”
房间摆放着一架很大的钢琴，还有许多镜子挂在墙上。我们坐了下来，对于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都有些无所适从。
幸运的是，其他人很快到场了，有人弹起了钢琴，我们玩起了洛托（一种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