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说不- 第8部分

　　　　一个广大壮丽的国家在一次狩猎之后，便四分五裂。这使我感到一种宿命式的悲哀。

　　　　同样，作为强大国家而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似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种很强大的积
累是以民用消费品短缺为代价赢来的）。同样令我感到震惊和困惑。

　　　　民主德国的实例也能印证我的困惑，民主德国曾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紧随英国，在东欧
阵营中光彩夺目。然而在完成统一以后，却变成西部财界的巨大无底洞，这不得不让人们发
问：到底咋啦？

　　　　理念的崩溃、秩序的崩溃一夜之间发生了，当这些国家在痛感中翻过身来，似乎变成了
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发出了丧失言说能力的嘤嘤。

　　　　五年以前，俄驻北京大使馆曾热情支持一本中国企业专题画册在俄境内的传播，那本画
册充斥了白砂糖、猪肉之类的产品。一时间，独联体国家的萧条令我们有许多嗟叹。

　　　　可是我们差一点忘掉了基本概念：即使俄罗斯在世界风景中继续黯淡许多年，她也永远
不可能是一个二流国家。就像我们越发痛责自己，越发不满足于我们硬件和软件的缺乏，我
们就越发坚信我们作为现代化大国的基本素质已经具备——一样，一回事情。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俄两国基于未来宏大目标的合作，我们热情地注视着中国和其他独联
体国家的亲善。我们以尊敬的心情看待俄罗斯的痛楚，认定这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福
音。

　　　　着眼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俄罗斯必将成为思想上和利益上的盟友。同样的着眼点也将放
在未来世界事务中比较有前途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如德国、东欧、东盟和南非。这绝不是一
种诗意式的跳跃．而是基于世界变化趋势的深刻事实。

　　　　我们的利益守恒原则是基于未来的不求回报的原则，这出自于东方佛教的“功德”观。

　　　　因为我们深信世界大同的思想源泉在中国——关于这一点，已经由拿破仑起造了两个多
世纪的舆论。今天已经拥有了实现的空间和模具。

　　　　对远大目标的企盼不意味着对现实的轻弃和对西方采取孤立主义态式。

　　　　因此，利益守恒原则对于西方主要国家需采用双重标准，哪怕是缺乏大度的、睚眦必报
的。麦克米伦小语：“只有永恒的利益。”

　　　　李鹏总理出访法国，带去一大堆订单，全然不顾英美人幽怨的眼神。此举我双手造成。

　　　　我极端赞成对西方贸易的“长官意志”，——不要跟我奢谈“政治和贸易是两回事
情”，这一守则对西方政客们不合适。在我们看来，西方七国对我国市场的争夺正好是我们
贯彻“麦克米伦精神”的最好契机。

　　　　“费厄泼赖”——公平竞争对于西方大国来说，从来就不是商业成功的法则。对于顽冥
不化的西方列强来说，取消订单才是医治他们忘乎所以的最好药剂。

　　　　坚决赞成把订单交给尚有思想活力的法国。

　　　　同样的，坚决赞成把订单交给具备良好大国雄心的德国。

　　　　以后也赞成把订单源源不断的交给那些政治上表现一贯良好的发达国家。

　　　　只有这样做，才能在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一言概之，才是最大的“费厄泼
赖”。

　　　　同样的，关于《论“费厄泼赖”还是应当缓行》的题目，也想试图就中国对于不发达世
界的责任做一点探究。

　　　　我们曾有过“坦赞铁路”这样的工程。

　　　　因此谈到责任问题，我们的民众有一些逆反心理。

　　　　我们可以完全不理睬台湾当局的“银弹外交”，——跟他们较劲没多大意思。但是我们
是否应该采用一种更博大的战略。以铺开我们的善果、打开我们的经营、丰富我国劳动者的
世界经验，为我们走向全球做更全面的预备呢？

　　　　要知道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相比，后者是无法“费厄泼赖”的。我们曾经有过同样的痛
苦经验。

　　　　因此增加对世界贫困地区和弱小民族的援助也是中国最大的“费厄泼赖”。

　　　　“沉默的大多数”就要发言

　　　　尼克松曾经一语而譬之的“沉默的大多数”，可以启示我们：什么是决定政治进程的内
在动力。

　　　　时髦人物的政治花祥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景观来丰富新闻的可视性的。但是不能否认——
时髦人物（或事物）容易引起错觉，就像我看《阿甘正传》，重温那两首著名歌曲《答案在
风中飘》和《圣弗朗西斯科》，我长期以为——反战和嬉皮士就是那个年代的美国社会主
流。克林顿就是搞反战出身的嘛，但克林顿为什么又如此费神地否认那段革命历史呢？克林
顿也偶然吸过大麻，但克氏于吗又要请求美国人民的谅解呢？试看吧：“特种战”照样在
打，柬博寨照样在炸，海岸线照样在查。这就是美国的基本历史和现状。所以不要认为那些
可以上头版新闻的校园抗议、亚拉巴马暗杀是构成现实的头等要素。美国人热衷于输出这
个，有没有标榜其社会生命力的居心？我看是有的。我喝天津的美国牌子可乐，这是一种纯
外销（指美国以外——作者）产品。里面有一股让人腻歪的浓浓的砂糖味，而我知道美国人
自己喝的可乐没有这种重的糖份，美国人卖给我的香烟，尼占丁含量也比他们自己抽的高得
多。所以静下心来。思量一番到底我的错觉出在哪里。

　　　　当我年过三十，我意识到我亦加入人生当中的“沉默的大多数”了，尽管——特点是不
太那么“沉默”。我在电台工作，曾同“美国之音”业务上有所联系，这些同行们工作上非
常认真，从他们寄资料的行动中也看得出他们很有财力，我向他们的认真和慷慨致敬。我相
信他们作为美国政府的雇员，和我一样也属“沉默的大多数”——不太那么花哨的中坚势
力，我至今认为他们对我们在业务上的帮助是开卷有益的。

　　　　但是我要说：“美国之音”在整个亚洲的推广，从汉语、泰米尔语到乌兹别克语，它所
源源散布的一切，从社论到摇滚乐节目，又何尝真正占领过亚洲的心灵？当它竭力鼓吹世界
的一种“变化”时，它又何曾看到了另一种更为深刻的变化？后一种即是世界格局的“多
数，’，今天也不算是太沉默寡言的“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概念——或称思维方式，首先适合于我们。我们长期以来认识政治全
貌喜欢用一种轻巧而浅薄的方式，即：高层内幕、时髦人物的沙龙怪谭才是决定国家方向、
透射国家真实现状的权威窗口。这种肤浅的见解，缘由于我国人民千百年以来独特的政治热
情以及——怎么说呢？——长期以来政治权力受压制的历史。直到今天，我们尚对政治频道
传播的正统讯息存有疑虑，存有很大程度的不满足感。老实说，对这种心情，我是有同感
的，我也对现状有很大的不满。但我可以肯定他说，每一个普通人从政治频道接受的讯息，
包容了他所迫切了解的国家进展的基本大势。从这一点上说：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一切是真实
而有份量的，国家的进步、社会的思潮的演变——尽在你认为是很普通的消息之中。

　　　　是什么促使我们不珍视身边发生的事情而到“美国之音”里面寻找真理呢？是什么令我
们迷信“美国之音”的道德勇气和自由姿态呢？他们住得那么远，却装着用一两颗卫星就能
窥视中国偏远山村械斗事件的样子，装出一付每时每刻都能洞悉政治局会议发言记录的样
子，他们对我们采用一种对待小国的态度。它的社论，对世界上每一件稍有影响的事件说三
道四，企图以此来影响别国的知识阶层。冷战以后，“美国之音”继续向美国所不喜欢的国
家传播蛊惑性的言论——话说回来，美国所不喜欢同样不喜欢美国的国家实在是太多太多
了。然而“美国之音”的随意性及其记者的老顽童式态我们已经领教得够深的了。

　　　　在美国新闻业繁荣和新闻手段发达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东西——我怎么说它好呢？我记
得中国的一位小说家曾说：小说是什么？小说是《圣经》的语言，意谓小说家须像上帝那样
说话。美国的新闻工作者至少是对我们的报道方面，明显的有那么一种《圣经》笔法，这种
笔法对我们感知上的贻误不只是一次两次了。

　　　　比如说，某个事件由十个画面组成。美国人往往不是公正而智慧地把最重要的几个画面
组合一下，使之成为有世界气魄的新闻产品。他不这样做，他是把其中对他的立场最有利、
对公众最具轰动效应的一两个画面重复那么七、八次，其他的哪怕是最有说服力的画面，只
要是他认为对其武断不利的，他会毫不犹豫地隐去。美国的新闻好不好看？好看！连我都这
么说，因为它确实像艺术广告，很精采。还想不想看？对不起，ByeBye，尤其是美国人几次
对世界性重大事件的惊人歧误之后，我越发坚信我的上述判断。

　　　　美国的歧误是有祸心的，它就像童话里吹魔笛的小丑那样，引着城中的老鼠向别处走。

　　　　美国的世界阴谋，就是以魔笛呼唤世界各国未来的领导人，循着它的动静向它靠拢。

　　　　然而就在它陶醉于广告奇效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世界上“沉默的大多数”要举手发言。

　　　　我认为中国从来不是孤立的发言者。

　　　　而且中国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多数。

　　　　早在七十年代，美国人就讥嘲中国是“有一等雄心的三等国家”，这种理念支配着它的
政界要人同我们打交道时，自傲多情地悲我们的天，悯我们的人。尼克松最爱唠唠叨叨的一
个细节，是他如何如何去抚平周恩来那一颗受伤的心灵（编得有鼻子有眼：二十年前在日内
瓦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向迎面而来的杜勒斯伸出手去，杜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