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向迎面而来的杜勒斯伸出手去，杜勒斯耸耸肩膀，摇摇头，说声
“NO”扬长而去）。尼——周之间的握手固然是战后最伟大的世界性事件之一，然而尼克松
急吼吼的抢先握手又基于一个认识错误——这个错误在当时看来是史实性的、不那么重要
的；现在看来，这种心理上的谬误从中美重逢的一开始就在作怪，且演变为中国已经日趋富
强的时候，这种谬误开始兴风作浪了。
有人间：如今在中国在安理会上比较频繁地投弃权票，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已有逐渐丧失
对世界事务的决定性影响？
同样的疑虑也诞生于这佯一个事实：即中国援外政策的巨大变革。
而事实是：当今中国的外交是赢得了国内人民和当事国人民的巨大同情的。中国正在为
未来大国外文的巨大能量积累功德。
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
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
唯有人民中国的外交，是大国当中绝无仅有的具有崇高道德风范和正义精神的外交。
而美利坚合众国则是孽债累累，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得到报应，而且势必将面临一场世
纪末式的总清算。
美国世界性能量的全盛时期的标志——欧洲煤钢联营、中央条约组织、中美洲果品公司
等等，有的已经更生，有的在人民革命中土崩瓦解。
有一种变化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过去，在国际会议会场上，每当出现谴责美国霸权的声
音，美国代表，总是非常傲慢地站起来，下巴一摆，像黑社会老大似的指挥着欧洲的和第三
世界仆从国的代表集体退场。而现在，这样的国家几乎是没有。
美国国内几个世纪以来的道德败坏已经形成了孽果，这一点用不着再做预言，让我们看
一看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成熟的世界：“沉默的大多数”意欲发言的世界。
这个世界令大中国的外交视野无限开阔。
困极权主义传统而倍受美国压迫的大国，我指的是像俄罗斯、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
它们在国际事务上的东山再起，为我们中国提供了世界舞台上足够的发言权。
那些战后世界革命橱窗式的中小国家，如越南、古巴、南非和正在诞生的巴勒斯坦，皆
以巨大的善意和真诚的热情寄予中国以希望。上述国家可谓说代表了第三世界的民意。
认可能性上看，中国几乎可以跟所有的主要大国及国家联盟成为密友，这就是中国在世
界形象方面美国所不能匹敌的优势。
百余年前汤因比的预言在二十世纪未不再成为超前的了。我再将其内容明确一下：
中国将是世界的希望。
时间表就在我老去之前。
中国目前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极端类似七十年代初期的日本，且赶超的时间表是跃进式
的。中国成功地避免了墨西哥那样的歧路。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国顶尖人物群体的素质已具
备了肩负伟大责任的能力。
需要刹一刹那些动静：对国家进步视而不见的嗡嗡吵闹，尽管这种吵闹过去一度是有益
的，现在所有的“意义”只能归于玩世，而过去最玩世的先锋分子已经变得很有出息，并且
成为世界声音的一部分。中国的内部已经变得很真实，气沉丹田。中国人的“沉默的大多
数”在领略思想繁荣的热闹场面后，正在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劳作着，而这恰恰是构成伟大国
家基础的原动力。
是到了重估我们劳动成果的价值的时候了。是到了正确估量我们劳动成果的价值从而正
确估量我们国家价值的时候了。需要涤清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普遍的怨恨情绪，以面向未来的
心情歌颂工地一般的中国。需要驻止流水之上抗逆的脚步，以痛楚后的清醒来审视中国社会
中的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因为上述一切黑暗和即将照耀我们前程的光明一样丰富看
我们大中国民族的感情。给中华民族一颗坚韧的心，引我们走向至大至美的二十一世纪。
下个世纪，“一即为多”的哲理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活动舞台上变为现实。中国
的怒吼将成为多数，中国思想、中国经营能力的当量将深刻影响世界，井将成为领导未来人
类思潮的唯一动力。
我唾弃那种中国人
我有一位姓王的朋友，在北京某高校任教。这位朋友最大的也是最持久的乐趣便是与来
到北京的各类外国人打支道，他总有机会也总有能耐跟老外们混得倍儿熟——然后，再找机
会把各个国家的以及他那些外国朋友的各种奇闻轶事叙述给我们听。他有一位英国朋友叫马
克，据说他跟马克的交情已有多年。我们经常听到他这佯大声嚷嚷：“马克这小子昨天夜里
三点打电话把我吵醒了，一问，他在哥本哈根喝多了酒，说要劫持架飞机过来看我。哈哈哈
哈哈。”诸如此类的消息特别多：“马克在日本跟一个尼姑好上了。”“瞧见身上这件T恤
吧，是马克寄过来的，这个图案是牛津大学的标志。”………
不是说他吹牛，我知道那个马克。有次正好我去王先生家找一本书时，马克来电话了。
王先生拿起话筒后一下子激动非凡，满脸的青春痘都熠熠发光，他一迭声高叫：“哦马
克，哦马克……”然后用一种显然装饰过的（装饰得更有牛津味）英语热烈交谈起来——为
了避免他接完电话后再宣布消息，我俏悄地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打了个寒噤，我的
这些同胞怎么啦？
1995年在北京惠侨饭店，我认识了一位其貌不扬但据说诗歌写得极先锋的女诗人。
她旁若无人地说话，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五月份我从加拿大回来——先去的
美国，呆了三个月，过边境去加拿大——啊，我从没有看到过那样美丽的天空，还有那种气
候——从来没有过——好像上帝过于偏爱他们！
写起来像一个杜撰的讽刺小品，但我一点都没有添油加醋，女诗人就是这么说的。我不
想再去描绘她说话时那种痴迷的表情——笔力不逮——反正她眯着眼睛，似乎竭力要再让自
己的感受能与那里的天空气候再契合一次。后来我发现不对：电视里不是经常报道美国什么
什么地方暴风雪肆虐、冻死了多少流浪汉吗？要开奥运会的亚特兰大据说夏天的气温也会达
到摄氏四十多度吗？也许那位女诗人去美洲时正赶上了好季节。但是中国显然也有这样的时
候啊？她就那么轻易地下结论：上帝偏爱美国人。
不能否认，在中国人中间，确实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他们恨不得能换掉自己的血，恨
不能从来就不懂汉语；他们也是种族主义的拥护者，只不过他们歧视的正是自己。我们还记
得多年前的费翔热。当这位三流歌星来到上海时，不知多少女青年赶往万体馆想一睹这位有
西方血统的歌手的丰姿。我记得当时有一家报纸还刊登了这样的花絮：两个女青年站在印有
费翔照片的演出海报下，对费翔的眼睛到底是灰色的还是蓝色的争执不下。
这是一种可怕的、致命的症结。这是另一类的中国人。这种病有两大症状：一、在洋人
面前，他们表现得唯唯诺诺，像宋强所说的那样，极想变成奴隶，并且如果变成之后还欣喜
若狂；二、在自己的同胞面前，他们又出现了某种臆想，他们暂时变成了洋人，汉语变得不
流利了，有些关键的词必须要借助其它语种的词汇才能使整个句子连贯起来。
今年三月七日，我去建国门外的国贸大厦与X国汽车公司北京代表处商谈一笔广告业
务。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国雇员，这位看上去不足三十岁的小伙子在我落座以后居然用英语和
我交谈——这使我大为惊讶——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建议，问他能否使用汉语，这佯我们可以
谈得更到位一些。他说：“在公司内部必须用英语，这是老板的要求——而且我们也习惯
了。”话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很宽容，同意用母语与我谈判。只是在整个过程中他不断地
插入英语词汇。比如他转身吩咐一位下属（名片上他的头衔是副主管）：“请递给我一张
paper（纸）。”
我们的四大发明之一快要失去它原来的名称了。
我们的报纸上有不少文章都提及法国人是如何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荣的，而且，他们
捍卫法语的决心和自觉性都不能不使我们感动。如果在法国你向一位老人打听道路，最好不
要用英语，那样的话他很有可能瞪你一眼然后拂袖而去。在法国请使用法语——这似乎成了
法国人的一个信条。不错，文明不应该相互拒斥——但是，当某种文明开始对其他文明进行
倾覆和鄙夷时，我们就必须意识到自己具有这样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文明！
前些日子，我在《小说选刊》上读到一篇小说，具体内容忘记了，但里面有一个情节却
引发出我的感慨：某外企老板特别青睐他的一位中国雇员，井准备把他送到国外培训以便能
回来后担任更重要的职务。这位老板带着喜爱的雇员去吃西餐，不厌其烦地教他如何使用刀
叉。如何喝汤。当雇员用勺舀咖啡喝时，老板厉声制止：“不对，把勺放到小碟上端起来喝
——千万要记住，没有那种喝法！”（大意）
西方人来我们中国用筷于是种什么情形呢？简单他说，怎么拿的都有，怎么用的都有。
他们一边哈哈大笑，为自己在异国的种种尝试感到趣味无穷，一边把筷子并在一起去碗
里捞菜——而中国人则是宽容的，甚至根本不会想到去取笑他们。老外嘛，用筷子笨拙一点
并不丢份。那么，为什么我们去外国就非得熟练老道得跟他们无异地使用刀叉，为什么非要
把他们的姿势和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