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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水和痰还是一种身份性象征。在我印象中，地位越高、越有钱的人口水和痰就越多。因为这类人离不了酒烟和女人，食物中胆固醇、脂肪、嘌呤的含量又高，肾和肺都有问题，“痰火”特别大。过去，中国人有种特殊用具——痰盂，相对应“痰火”的旺盛程度，痰盂的多寡表现出这家的地位高低和富裕等级。大户人家里每一对太师椅之间的茶几下必备一尊痰盂，床前更少不了。“有痰必吐”早已是中国传统的养生之道，尤其是老太爷，有了痰必须“一吐为快”。有道是“两不忍”：有屁就放，有痰即吐。痰和屁是决不能忍的，忍住不吐不放，“肺气”和“肠气”就会郁结而致病。李鸿章到国外考察，就因为找不到痰盂又不能忍，干脆把痰吐在克里姆林宫的地毯上。在中国历史上，最高档的痰盂是活人的嘴巴，主人咳嗽一声，奴婢马上张开嘴去接。这种现象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才绝迹。至于普通的痰盂，我们一直使用到80年代，后来，谁也没下限制令，不知怎么就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看，痰盂的历史可以做出一本书，最后一章就是中国人因失去了痰盂而不得不吐向世界。
排泄与喧嚣（2）
还有，你怎能不让中国人随地大小便？我们自小穿的就是开裆裤，自小就随地大小便惯了。大人喜欢小男孩，还常以摸小“鸡鸡”表示疼爱，不但弄得中国男人都有露阴癖的隐疾，还使我们对自己的“鸡鸡”特别关心。长大了进入学校（且不说至今还没有全面落实公民义务教育），学校只开设政治课却没有公民课，仿佛只要政治思想好就一好百好；我们只知道主流意识形态却不太懂普世性的社会行为规范和起码的礼貌，小时养成的习惯延续到大、到老改不了。不是嘛？近年居然有使“鸡鸡”壮大的药物，每到深夜，电台电视台播的全是壮大“鸡鸡”和保护女性子宫的药物广告，好像中国人只在这个部位发育不良并且只重视这个部位。政府三令五申却屡禁不止，可是也怪，电台电视台又恰恰是政府的下属单位，可见得我们下部问题之严重，以致药厂和电台必须联手以身试法来解危救困。当然，话说回来，关心自己的身体包括下部本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关爱下部却又忽视它的排泄功能，许多城市很难找到厕所，叫没有改掉习惯的人不随地大小便也难。好了，上级叫搞城市化了，不建厕所显不出政绩了，于是花几十万上百万建一个高档厕所，不仅比一般人家的住房还讲究，更让进城的民工花费不起，望而却步。民工找个背街撒尿，你又说他不文明、下流，你叫人怎么做人？我也搞不懂我们究竟是下部有病还是脑子有病。
再说今天被称作不文明行为的当众喧哗，其实是中国人的特征。中国人一扎堆就想闹出点声响来。“热闹”“热闹”，不“闹”怎么抒发出“热”来？非“闹”不行！中国餐馆最大的特色是备有“雅座”，你在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餐馆都见不到，即使开设在中国的西餐厅里也没有雅座。为什么？就是适应中国人爱闹的习俗。而在雅座里闹惯的中国人出了国没雅座可享受了，只好当众喧哗。还有，政府禁止过年放炮仗了，也非放它一响不可。大城市问题成堆，却少见哪一个议案提案像准放炮、不准放炮的议案提案那样在人大政协会议上认真反复讨论的，可见闹些响动出来对中国人来说是多么大的事。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开始，所有的皇帝都喜欢下面的人“山呼万岁”，想象一下，“万岁”之声像大山一样扑面而来，喊得地动山摇，你在上面是什么感觉。所以，大声喧哗是从上面兴起的，上有所好下必从焉，甚至过犹不及。现在很多人都忘了“文革”时中国人的闹腾，那时，你不闹、不“高呼”就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文革”大大强化了中国人的表现欲，锻炼出中国人的好嗓子。今天中国人爱“闹”，实际上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
写着写着觉得好笑，中国什么事儿都能从历史中找到缘由，拎出哪一件小事都能写出厚厚一本书，而我们现在恰恰忘却了历史，好像什么问题都是当代新发生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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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中国人的英雄观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英雄”这个概念，可是中国人是把英雄和做大事业的人与领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崇拜圣人、皇帝、国家领导人、政治家、军事家等等具有高度文化权势、社会权势和政治权势的人物。不管什么人一旦取得这样的地位，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他们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英雄了。尽管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有数不胜数的英雄行为，也会被有权势的英雄发射的光辉所淹没。在中国电视屏幕上，不论你选择哪个频道都能看到讲述英雄故事的电视剧，闪耀着英雄的高大形象。电视在中国是覆盖面最广的媒体，很多人不看报纸但没有人不看电视，而几乎所有电视剧歌颂的英雄都是上面说的那种具有高度权势的人物。正因为他们拥有了高度的权势才会被编剧选中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在中国观众面前重演他们过去的英雄行为甚至是他们传奇般的神话。所以，中国人会想：要当英雄首先必需要有权势。
还有一种是官方树立起来作为中国人学习的榜样的英雄。他们是从普通老百姓、普通士兵中产生的。这种“英雄”实际上是官方加封的一种光荣称号，服务于官方的政治目的。他们的英雄事迹经官方整理修订后发布，这种人物的一生中似乎从来没有过失和性格上的弱点，好像天生下来就是“英雄”，叫老百姓叹为观止却又无法去做。久而久之，这种人物的姓名也就成了一个社会符号，在老百姓口头传来传去却极少人认真向他学习，即使认真去学的人做到了其中一项，没有官方的正式加封也不能成为“英雄”。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英雄”必须是能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人。中国有句俗话“不以成败论英雄”，也就是说，即使你干失败了，只要你干得大，有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也有可能被老百姓视为英雄。还有，中国人一向偏重于在政治角斗场中寻找英雄，特别是###最极端的形式——军事斗争中，似乎只有在这方面不论成功失败都会显露出英雄本色。这种忽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里偶然表现出的英雄行为（一个人的一生中没有几次表现英雄的机会），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缺陷。如果你问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将来的愿望，绝大多数都会回答他们想当高官巨富或将军，当然也有人想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总之，都想取得高度的社会权势、经济权势或文化权势，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在他们取得了这样的权势后才会成为人们眼中的英雄。
雨·天话语（1）
——与余秋雨易中天的对话
2006年10月，塞外秋高气爽，宁夏请来了两位文化名人，余秋雨刚走，易中天接踵而至，古城银川平添了许多热闹。在二位到来之前，宁夏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就做了连篇报道，商场书肆也张贴了大幅预告。一时，人们奔走相告，街头巷尾谈“余”说“易”，《文化苦旅》《品三国》等书卖到脱销，竟把明星“超女”的风头压下去了。这应该说是宁夏50年来的文化盛事，我到宁夏半个多世纪，还没见过哪位外地文人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宁夏人有精神上的追求，是宁夏社会进步的表现，让我颇感欣慰，只有尽力配合有关方面搞好接待。
二位在宁夏逗留的时间都不长，仅仅三天。他们的主要活动是讲演、接受采访、参观游览等等，鞍马劳顿。余先生在宁夏最大的会场“人民大会堂”讲演，易先生在宁夏设备最完善的现代化电影院“国际影城”讲演，都座无虚席，人人洗耳恭听，可说盛况空前。而二位先生也的确妙语如珠，让宁夏人耳目一新，新颖的理念和观点拓展了宁夏人的视野。
余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开讲之前，主办者致了欢迎词后要我上台介绍余先生。这是个突如其来的任务，因为余秋雨和易中天好像都是不用人画蛇添足地介绍的，而二位除了有名之外，又似乎有个共同点，即都有点“争议”。于是我抓住这点做了这样的“介绍”，我说：
“现在社会上的人可分这样三种：一种人是必须要自我介绍的，走到哪儿先掏出名片：我姓甚名谁、在哪儿工作、职务是什么，请多多关照，如是厅部级官员，还要在名片上用括弧注明‘正厅级待遇’等等；另一种人是要别人介绍的，走到哪儿就会有人在一旁介绍：这位是什么老总或是什么‘长’，引得众人刮目相看。还有一种人是根本勿须介绍的，不管走到哪儿人都认识，可说‘天下谁人不识君’，秋雨先生就是这样的人！现在还有这样三种对人的评价：一种是身份性评价，这人是什么处长教授，人们知道了他具有一定资格，自然用处长教授的眼光和规格来接待他，另一种是社会评价，如获得‘三八红旗手’、获得‘见义勇为模范’等等称号，这是社会给予他的荣誉也是社会对他公认的评价，人们就会对他恭而敬之。可是，还有一种人是只有历史才能给予他评价的，而秋雨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历史将给予评价的历史性人物！秋雨先生访问宁夏，在他来说不过是一次经历，在宁夏来说却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要载入宁夏史册的。我相信秋雨先生对宁夏历史性的访问，一定会给宁夏带来许多珍贵的信息，使宁夏人受益匪浅。”
对余秋雨的“介绍”同样能用到易中天身上。2006年金秋时节著名文化人士“密集”光临宁夏，在宁夏文化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我的介绍并不过分。
其间，宁夏电视台安排我与二位先生各做一次“对话”节目，演播室就设在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百花堂”。二位先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