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后的1月31日，粟裕复电中央军委，重申他在“子养电”中的观点和建议：“在军事上，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⑦
淮海战役第一功臣（上）（3）
接到粟裕的电报后，毛泽东特意把原定于2月1日动身返部的陈毅留下来，再次一起研究。陈毅依然表示支持中央原来的决策。2月4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也给中央军委发来电报，主动建议：他们也“可以组织两个有力支队，继粟裕之后渡江南下牵制敌人一部兵力，一支出川、湘、鄂，一支出湘、鄂、赣，二、三两月做充分准备，3月底或4月初行动，并以第2纵队司令员陈再道率两个旅加强江汉军区，包括经营鄂西及汉水中流在内。”表示了对中央决定粟裕率部渡江南进的支持。毛泽东见电后十分高兴，亲自于2月6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完全同意他们2月4日的建议。⑧在多数人热烈支持的情况下，毛泽东复电粟裕，所部按原计划行动。
然而，敢于坚持主见的粟裕并未放弃自己的探索和研究，一方面按中央军委的要求做好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方面继续反复分析研究敌我双方情况，寻求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最佳方案。
粟裕认为，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解放军还要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将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敌我态势来看，要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分兵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华东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渡江南进，虽然会威胁和牵制敌人，但是难以实现中央预定的战略企图，特别是不能调动在中原战场上的四个国民党主力军（包括刘邓极盼调走的整编11师），相反却会分散和减弱人民解放军在中原战场的兵力。权衡利弊得失，粟裕认为，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更有利于迅速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夺取全国胜利。
4月18日，粟裕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再次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电报说：
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手榴弹之补给（新区因情况不能生产），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大量歼灭敌人（现在的敌人处于交通便利的中原，如无相当炮火，难于歼灭），并求得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歼灭仗，使这一地区人民能较安定地得以夏收，才能使我军尔后有粮食等供应与得到人民积极的支援。如中原三大野战军不能于最近有效地打几个歼灭仗，则将增加其他野战军的负担，待敌后调旅及新训师完成后，则又将增加我们的困难。⑨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粟裕在电报中还提出，如果中央军委同意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那么可以在打完第一个歼灭战以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进逼徐州，与刘（伯承）、邓（小平）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这预计在徐州地区进行的第二个歼灭战，已经成为淮海战役的最早战役方向设想。
粟裕再次独树一帜的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从1946年七战七捷开始即对粟裕的建议从善如流的毛泽东决定，请他到中央当面陈述理由。在4月底到5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等五大书记听取了粟裕的当面汇报，最后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采纳他的建议。
从“子养电”到“三个纵队暂不过江”的战略建议，是粟裕对扭转中原战局，夺取全国战争决定性胜利的杰出贡献。中共中央于4月30日决定同意粟裕的建议，“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它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证明：如果当年没有粟裕将军卓越的胆识，一切从战局的实际出发，及时地向中央力陈自己的独到见解……，那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也许就不会有浓墨重彩、极其辉煌的淮海战役的伟大篇章。”历史实际的发展与粟裕的设想惊人地相似，在第一个歼灭战豫东战役、第二个歼灭战济南战役、第三个歼灭战淮海战役以后，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时候渡长江，已经不是三个纵队南进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回援，而是百万雄师下江南了。
淮海战役第一功臣（上）（4）
三、淮海战役名称的由来：粟裕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唯一由战区领导人命名的中国命运大决战。
1948年6月，粟裕统率华东野战军进行的第一个歼灭战——豫东战役，迅速改变了中原战局，并推动全国战局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发展。实践证明，在中原黄淮地区确有大量歼敌的必要和条件，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而分兵渡江南进以改变中原战局的决策则是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因此，豫东战役以后第7天，1948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再次调整原定战略部署，指示：“粟兵团应在现地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 （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东、东北作战。”这些决策进一步肯定了粟裕的战略见解。
豫东战役的成功实践，使粟裕对解放战争规律的探索又前进了一步，形成了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他后来回忆这一探索过程说：“解放战争以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是个客观规律。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对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开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冀鲁豫老根据地，地处华东、中原接合部，距华北也不远，能得到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还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打蒋系的徐州集团。如兵出中原，我军将处于白崇禧的武汉集团与刘峙的徐州集团之间，桂系可能参战。”
这个过程清楚地表明，粟裕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在实践中不断前进，他不仅预见到随着歼灭战规模的不断发展势必形成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且通过对江南和江北、中原和徐蚌的比较分析，得出了徐蚌地区（即淮海地区）是进行这一决战最佳战场的科学结论。可以说，豫东战役以后，粟裕已经将未来淮海战役的战场规划妥当了。粟裕后来回忆说：“打仗像下棋一样，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来说，不能看一步走一步，至少要看两步走一步。淮海战役，在济南战役前就考虑了。”
他认为，豫东战役的胜利，实现了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的转折，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推动战局向战略决战方向发展，无论是正在酝酿的济南方向作战，还是未来的徐州方向作战，都要同南线战略决战联系起来考虑。因此，当中共中央提出拟令华东野战军许世友、谭震林兵团迅速攻克济南，以保证豫东参战部队休整，然后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的时候，粟裕则建议华东野战军全军首先休整一个月，然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他认为，“只要济南能解决，打援方面又取得胜利，则战局可能迅速向南推移，今冬攻占徐州之计划似有极大可能。”1948年8月23日，粟裕又提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为下一步在徐州地区作战及渡江南进创造条件。
1948年9月，粟裕指挥的第二个歼灭战——济南战役胜利结束，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使中央进一步调整了原来的战略部署。济南战役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用5年左右时间，建军500万，歼敌500个正规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济南战役以后，中共中央考虑到从豫东战役到济南战役、辽沈战役的实践经验以及全国战局的发展，改变了对战争进程的估计。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我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继辽沈战役之后，连续发起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加快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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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第一功臣（上）（5）
济南战役时，徐州增援的国民党军在华东野战军阻援打援部队阵地前徘徊，不敢北上与华东野战军交战。粟裕认为，这说明敌人是想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我军打大规模的仗，也说明我军对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有利条件已逐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