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史上第一"圆满将军"- 第12部分

　　武则天是历代皇帝中的另类，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性别，还在于她识人善任方面。

　　武后的臣子，可以简单地分成两大类，一类为宠臣，如武承嗣、武三思等武家子弟，薛怀义、张氏兄弟等男侍诸人，以及围绕在这些人身边的诸以阿谀奉承为职业的小人。还有一类是贤臣，如狄仁杰、张说、姚崇等人。

　　至于志大才疏的庸人，基本不存在，不得不令人佩服武后堪比太宗（不愧曾在一张床上睡过）的识人之能。

　　一般来说，宠臣和贤臣这两类人是对立的两个阶层，水火不相融，时不时的相互掐架。但武则天在这方面处理得非常到位。她宠信那些宠臣，但对他们对一些大臣的攻击、恶意中伤也置若罔闻。如果武后能一心治理天下，大唐的盛世肯定会提前到来。

　　在她给后来的皇位继承人留下诸多麻烦的同时，也留下了一班能干的臣子。玄宗就是充分利用奶奶留下的老班底，再加上他本身的慧眼识珠，加以妥善的管理，创下的万世留名的“开元盛世”。

　　在姚崇、张说等人相继老去后，玄宗作出了用人上他最大的败笔，用李林甫为相。

　　李林甫此人，其实很有才能，曾制定《唐六典》明确当时的官场制度，尤其是在人事管理上很有一套，比如当时嚣张一时的安禄山，依仗皇帝恩宠，连太子也不放在眼里，但独独最怕李林甫。可惜李林甫此人心术不太正，总是贪恋权势，怕别人抢下他的相位，考虑事情往往只从保住权势出发。

　　用李林甫为相，造成的不利局面很多。首先是人才选用方面，玄宗自认为天下大定，就把大权尽数下放，李林甫控制着文武百官增补和铨选。在他的建议下，玄宗先后以牛仙客和陈希烈为左相，这两位虽然名义上贵为左相，实则衣服架子一般，严格遵循着“凡是李林甫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李林甫的指示我们必须坚决执行。”的“两个凡是”原则行事，其实就是李林甫的听声虫。

　　天宝六年，玄宗不知怎么突发奇想，要广求天下贤士，“凡有一技之长者，皆可进京考试。”并且要皇帝要亲自参与评审。

　　李林甫平生最忌不受控制的贤才，于是出主意，向皇帝进言：“这来京考试的有很多人出身卑贱，见到皇上难免有俚言污浊圣听。不如先由县，再到尚书省进行一级级的选拔，把能力超群的再报给皇上面试。”

　　经过一年多考试，李林甫下指示，一个都不能录取。一众官员大眼瞪小眼，不知所措，好歹折腾了一年，总不能劳费无功吧。李林甫不但不慌忙，还向玄宗贺喜说一名没录取，并不是官员不努力，更是凡是有能力的全都在朝为官，现在“野无遗贤。”

　　玄宗听奉承话已经习惯成自然，甚至想当然了，这么明显的鬼话，竟然相信了，还大为高兴，自以为当真是自己治理得当、已是完美世界了。

　　曾经的果敢、睿智的唐明皇，竟然昏庸至此。

第十六章　　奸相（2）
李林甫被当时称为“口有蜜，腹有剑”，是成语“口蜜腹剑”的始作俑者，而他的行为也不愧于这一成语。

　　言论比较自由是大唐的特点，唐太宗、武则天更是能听忠言、善于纳谏的典范，玄宗也曾是从谏如流，但在后期变得贪图享乐、玩物丧志，已经感觉忠言逆耳了。

　　正是由于玄宗的好大喜功，“善刺上意”的李林甫才能把持言路。

　　李大宰相曾对朝中群臣发表过关于仪仗马的名言：“现在大唐明主在上，群臣和睦，不要没事找事瞎议论。你们没见那些仪仗马吗？一言不发的享受三品的马料，而叫一声就被废斥不用，到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于是，众大臣都如李林甫所意愿一样，甘愿当个不管事的仪仗马，居高位但不发表不同意见，于是“谏诤路绝”。

　　李林甫为保住高位，对他认为有可能危及自己权力的人大力打击，最为典型的就是王忠嗣事件。

　　王忠嗣，可以说是当时的军事奇才，25岁就已经任陇右节度使，连年征战，先后打败吐蕃、契丹、突厥等敌，可以说当时边境安宁与王忠嗣功不可没。由于功高，深受玄宗信任，在他42岁那年，被任命为河西、陇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所辖总兵力达到近27万人。并且王忠嗣慧眼如炬，一手提拔了两位名将：哥舒翰、李光弼，郭子仪、李晟等人也曾在他的麾下效力。

　　王忠嗣为何如此看好哥舒翰、李光弼，把他们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老鱼一直有些疑惑。王忠嗣宽以待兵，最终导致他倒台的事件，就是因为“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哉？”，违反了玄宗的命令。而哥舒翰、李光弼则带有当时胡人带后的特点：对兵士实行高压政策，一向苛刻、动辄杀伐。以至于这两人失势后，没有下属维护。

　　王忠嗣为何如此看好哥舒翰、李光弼，把他们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老鱼一直有些疑惑。王忠嗣宽以待兵，最终导致他倒台的事件，就是因为“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哉？”，违反了玄宗的命令。而哥舒翰、李光弼则带有当时胡人带兵的特点：对兵士实行高压政策，一向苛刻、动辄杀伐。以至于这两人失势后，没有下属维护。郭子仪倒是很有王忠嗣爱兵的特点，但在各项史料中均没有明确记载王忠嗣对郭子仪的偏爱。

　　王忠嗣手握重兵、战绩彪炳，在朝廷内的话语权也就越来越大。有人比自己更受皇帝信任，这是李林甫所不能容忍的。

　　恰逢王忠嗣不愿作无所谓的牺牲，在战场上没有完全按玄宗这军政方针行动。李林甫趁机给王忠嗣扣上了一顶“与皇子勾结，涉嫌谋反”的大帽子。

　　手握重兵的大臣勾结皇子，历来是皇帝心中的心病。李林甫这一招正中玄宗的软肋，当即三堂会审，定了王忠嗣的死罪，后来贬为汉阳太守，一年后，王忠嗣抑郁而终。

　　“但得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以王忠嗣的军事天分，如果继续掌兵，安禄山未必能顺利攻陷唐朝的半壁江山。

　　只可惜大将军往往不能战死杀场，而是死在宫廷内斗。王忠嗣如此，岳飞如此、袁崇焕如此，惜哉、惜哉！

　　王忠嗣身死，李林甫暗自窃喜。为避免再有类似王忠嗣这样的人威胁自己的地位，大力提供胡人将领，胡人虽然勇猛，但文才不足，只能在外领兵，不可能高居朝堂。

　　安禄山、史思明、安思顺、封常清、高仙芝等，全是手握重兵的异族人。不能说异族人就不心向大唐，但由于受教育不同，肯定于汉人对大唐的依附心里相比要淡得多。河北一地更是成为少数民族杂居之地。胡化甚深，这也导致了后来河北兵败如山倒。

　　“胡人治胡”，除非用邓爷爷的“一国两制”，否则焉能不反。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十七章　　兵起南诏
朝廷内部人事管理混乱，官员们都把精力放到了各种享乐上了。

　　在王仁裕著的《开元天宝遗事》中，细述了当时达官贵人的各种贪图享乐、糜烂如醉的生活，现列举一二。

　　申王李成义每夜都在宫中与诸王、贵妃举办大型宴会（看来，李成义的工作可能就是晚上喝酒、白天醒酒），烛台一律用龙檀木雕成，捧烛的童子都统一身穿绿色的衣袍、系之束带，取名为“烛奴”。这种变态的行为，很快风行于长安。

　　也有巨富为显示“咱有钱、咱是暴发户”，用金银叠为屋壁，外面再用红泥糊上。会客室用沉檀木为门槛，用玉石铺地面，用锦文石为柱基，用铜线穿钱砌在后花园的小路上，号称这样下雨就不滑了。

　　岐王每到冬天，没事就把手放在妙妓怀中，称为“暖手”。

　　杨国忠也不差于岐王，他家烧的炭，都是用炭屑和上蜜，然后捏塑成双凤形状。然后用白檀木铺于炉底再生火。

　　长辈们相互比奢侈程度，当晚辈的也不能太差不是。

　　长安贵家子弟们的生活也是奢逸非常。每年春游时，都让奴仆们随行带着宽大的油幕，无论晴雨，都能玩累了就地摆宴。

　　长安士女约定于每年春时斗花，把各种花插在脑袋上，以奇花多者为胜。于是平时就用千金到市场上买名花，然后植于庭苑中，时刻准备着春时之斗。斗完花后，照例是游春野步，在野外遇到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当做宴幄。

　　在玄宗的带领下，长安显贵们都过上了无比幸福、奢华的生活。只可惜后来只是一阵厮杀，这一些就烟消云散了。

　　正是朝廷内部的风行不正，才引起外部民生、军事等各方面的不协调。当然如果把罪过都算在李林甫身上，那李大宰相就太冤枉了，作为大唐集团董事长的李隆基才应该负主要领导责任。

　　如果不是玄宗自认为是“千古一帝”，只顾享乐、　怠于政事，那能最终落个狼狈结局。如果是开元初期的玄宗，李林甫这样的人那能当得上宰相，安禄山又怎么能反得起来。

　　…

　　其实在安禄山造反之前，已经有南诏反叛事件，只是没有从根本上引起玄宗的重视。

　　南诏的反叛的原因说起来很丢大唐的人。

　　朝廷的奢侈、荒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地方上的文官武将。

　　当时的南诏，位于大唐之南，是唐的附属国。按照惯例，南诏王经常带着妻子一起晋见都督，云南是他们的必经之途。在经过云南时，云南太守张虔陀每次都要奸污他的妻子，还要求征送财物。

　　（老鱼瞠目结舌，这也太过分了吧，好歹也是王妃啊。）

　　当然也有可能，南诏王在过云南时，让丫鬟装扮成王妃，让这张虔陀得到变态心理的满足。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南诏王再过云南，张虔陀再次提出奸污南诏王妻女的要求。这一次路过的南诏王阁罗凤是新上任的，听见这种要求不由勃然大怒（看来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