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发生什么之后的心情——罪恶仿佛与普通人无关；成功地激起“半大孩子”们的“英雄梦”造成了什么样的恶果，这些是否真的会远离下一代的少年？这些也无需由普通人杞人忧天；从最个人化的角度来说，成年后的马小军理应对当年向米兰所做的一切说一声抱歉，但他没有。是做不到，还是根本不想？
在《朗读者》的后半部分，苍老的汉娜站在书籍中上吊自杀，这个大半辈子都是文盲的人终于在爱里意识到了罪与罚，然后用一以贯之的严谨和认真完成了自己的赎罪；迈克面对犹太幸存者的女儿咄咄逼人的提问也终于回答了真相：我和她曾经发生过肉体关系。他还选择诚实地告诉他的女儿所发生的一切，即使那是多么地难以启齿；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结尾，成年的马小军在北京的高速路上开车飞驰，他和这座城市一样表面光鲜和现代，但谈到过去，他还是没有力量面对那个让他刻骨铭心的女人——米兰。
米兰没有出现在电影的结尾，最大可能是马小军根本不想见到只在记忆中夺目耀眼，现在必定年老色衰的她。他选择无尽的逃避，与此同时在无尽的追思中找寻当年健康美丽的身影，她们代表着他的青春岁月，她们见证过他的信仰和充实。但是，当信仰被证明是荒诞，当充实只说明了幼稚之后，他是否意识到他还不是以真正的成人的态度来面对现实？成年没能改变他要靠逃避和幻想才能获得自信的习惯，他终于心安理得地和当年让他压抑得无法入眠的环境融为一体。于是，那个夏天，在被扭曲过、涂擦过、修改过的记忆里，永远都是阳光灿烂。
我是怎么替自己前先锋派文学迷身份洗底的（1）
文/sweetii
现在承认以前读过陈染，是很有些丢人的事情。但是也没关系——我今天看吴山专的访谈，他年轻的时候乃至到现在也还忘不掉安迪·沃霍尔尔，“To Buy Is to Create”的意思和“最好的艺术品就在布罗明代尔”是一样的，甚至还没有人家来得生动和强烈。我现在至少不喜欢陈染了，已经成功洗底，是该反攻清算的时候了，搞搞光复运动。
我有时候很像九斤老太。比如说我侄女，是个小八婆，现在有十*岁，在念大学，梳个野鸡头，穿条短到屁股露出的格子学生裙，一副东热素人试镜的派头，还经常捏着粉红色的韩国手机发短信发个眼迷离，我就很看不惯她。经常想要教育她。但其实我也不比她好多少，*灰丝买了无数双，要搭配七厘米漆皮水晶坡跟鞋，用我哥们的话说，“五十步笑五十步”。问题是步子大小不一样啊；但方向是一样的，都是走投无路的下场。那比如说我男朋友的妹妹，那天我陪她去买书，帮她选了一本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告诉她这也是言情小说，但是是美国现代著名文体家的代表作。她一听是言情小说，本来还有点兴趣的，但一有文学史地位，就不要看了。然后，她除了那些垃圾爱情故事，不小心挑中一本岩井峻二《情书》，我看见，表示了肯定，还告诉她有同名电影可看。结果她因为我肯定了这本书，就立刻换了一本。一定要选的全都是垃圾才肯罢休。这些小丫头片子，没出息，还不听劝，一旦发现有一丁点儿绝处逢生的可能，都要立刻消灭干净。这种时候，我觉得金刚那个大拳头捶胸脯“梆梆”响的形象真是生动，周星驰揸开手指抠紧下门牙的动作，实在是不夸张。
当初我们的大学老师大概也是这样被气得要发疯的。想想看，中文系近百号人，学个文学史，要写几个读书报告，那么多大好的作品值得细读分析：中古的不认真思考盛唐气象，要去研究唐人传奇里面的女性主义倾向，近现代的不好好读完长河文学，偏要从李金发的翻译体里找出意象派的中国制造，当代的不考察样板戏，却去抱着陈染林白要分析出些现代性和语言颠覆……这种固执，是无论怎样软硬兼施都没法挪动半点的固执，因为这是最坚定的那种固执，是愚蠢的固执。
后来，我有个朋友对我说：读书人最愚蠢。因为他们读了那么多书，还那么愚蠢。这个话我最喜欢。大概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开点窍了。就是知道自己很蠢了，还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多半是和我有相通之处，也比较蠢。所以我现在要跟人推荐什么东西，那一定要先说明背景：我不知道这个什么东西好不好，但知道这个什么东西和我气味相投。不要扯远了，继续说读书人愚蠢的话，接下来我就想到：中文系的人最不懂文学，因为他们学了文学史还不懂文学。陈染的毒是非文艺爱好者不会中的。
我今天费了好大的劲找到陈染的作品来看，真可怕，原来我大学的时候居然看这样的书。原来我大学的时候，大家都热衷于看这种书。比如这一段我还有印象：
“我从小就有一种特殊的消解、转移或忽略事物悲剧成份的本能。任何一种情形都是如此，我总是习惯在事物的对抗性质上膨胀自己的情绪，有一种奋不顾身地在死胡同里勇往向前的劲头，那种不惜同归于尽的毁灭感，很像一个有当烈士癖好的人。但一遇到悲伤，我便自动地想办法调转自己情绪的脚步转弯。比如这会儿，我对自己脚趾缝隙的泥巴的专注，就很能说明这一特点。”
我是怎么替自己前先锋派文学迷身份洗底的（2）
这些意思用简明一点的话说，就是喜欢跟自己较劲，用术语一点的话说，就是有偏执型自虐倾向，但是文艺青年要用文艺青年喜闻乐见的话来说。消解……转移……悲剧……对抗……情绪……毁灭感……癖好……专注……要把一个故事会题材写成当代艺术论文。如果用同样当代艺术论文体来评价这句话，就是要为文学史写作，为艺术史写作。不过这又要高级一些了，因为讲的是历史书写，这是新历史主义的腔调。前面那个是存在主义文论的腔调，有几十年的时间差。要赶英超美，一定要跟上时代步伐的话，那就该说，要与时俱进。这也是一种腔调，就是反讽。但反讽也过时了，现在要尝试语法的可能性。也不对，凡是我已经想到的，就都不够时髦，现在也许该不说话？
什么样的先锋派才是彻底的先锋派呢？这个在大学的时候，大概是不会考虑的，那时候连先锋派在哪里都搞不清楚。先要找到革命队伍，努力混进革命队伍，再研究该不该加入的问题；如果一时研究不清楚，那就抓紧时间另起炉灶，研究从队伍内部造反倒算的问题——这就是先锋派的正道。但陈染不是这样的。
陈染这种作家热衷于宏大叙事，虽然她写的是私人生活，但那个阵势仿佛这是全世界最严重的事情。宇宙的核心就在她的肚脐眼五毫米深处。如果要撬起地球，这里就是阿基米德点。的确，只有坚持这种态度，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写出那样危言耸听的小说：
“她常常一个人久久伫立在学院顶楼的窗口处，呆呆痴痴地凝望着幽蓝的夜空，她的被无限透明的苍穹浸染得瓦蓝瓦蓝的心，也如同大海一样波涛汹涌，那狂热、庞大然而却没有准确目标的情感一泻千里，把青春期所有莫名的单相思都寄予诗中。”
按照古老的修辞学，比喻是使难以理解的事物变得亲切具体，当然也可以用抽象的事物来比喻日常生活，使日常性获得更多重意蕴。那么，没有这种对比的时候，比喻还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是比喻行为本身了吧。为修辞而修辞，甚至不是诗歌的事情，而只是文艺青年的*。而且不是高级*。高级*是一种写诗。
说通俗的话：有一个关于文学的想象，这种想象存在于某个阶段——在写字这个行为还具有某种神秘性的年代，大家都还不怎么会写文艺腔的段落，还是毛语言一统天下，凡是纤细的、非日常的、私人场景的、提示精神价值的、没有具体指向的、而且尤其是没有体现具体功利目的的语言表达，毫无疑问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或者说，那才是唯一具有文学价值的表达。这一类的表达，用一般人都能听懂的话说，就是不说人话。更进一步说，这一类的表达，是基于某种并非出于必要而读了大量哲学书，且没读懂的痛苦和空虚感受，所进行的关于自己不能理解也没有真正考虑过的事、物的描述和议论。
我始终相信，凡是可以说的，都可以说清楚。我也始终相信，凡是问题，必有答案。陈染这种作家用没有指向的表达，使人以为她们完成了某个世界的虚构，但在这个世界里甚至连词语或者概念都不存在，因为这个虚构根本没有完成。陈染有伤痕文学之后不愿再谈伤痕的羞耻和虚荣，又没有伤痕文学之后另一种不同的文学。有尝试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天真意愿，却没有一点点关于文学或创作的门径，甚至都没有去找这种门径。
先锋派通常是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但陈染这样的先锋是被呼唤出来的，陈染的写作是被中文系写作专业教育出来的。她们不知道读者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只好说些有模有样的话，仿佛这些话是从她嘴唇边轻飘飘地落下来，优雅、独特而锋利。但其实只是做了一个嘴形。那个时期的中国先锋文学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没留下。
那么，说起来，郭敬明这样的年轻作家们，虽然不入流，但其实还是不错的。毕竟存在这样一些幻想，天真、虚荣、浪漫而不切实际，他写下来，然后有人痴迷，就算境界很低，但毕竟是一种境界。就像物与物之间的平等，生活价值与生活价值之间的平等。但文学本身毫无价值，它只是一个等号，连接欺骗与被欺骗、抚慰与被抚慰、袭击与被袭击、讽刺与被讽刺……或别的什么与什么之间。
然后呢，像我这样当年被陈染迷得不轻的一代，大概是虚无主义的，因为我们在懂得真正的宏大之前，已经学会识破宏大叙事的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