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 第35部分

　　

海瑞骂皇帝（5）
于是，隆庆三年（1569年）被授于正四品，南直隶巡抚，驻苏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所言，海瑞是个“不自知其不可通”的死硬派，他不了解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他不知道大厦将圮只手难以支撑。一上任，“海忠介清廉特立，自是熙朝直臣，第其为吾乡巡抚时，有意锄巨室，以至刁风四起，至不可遏。”（徐树丕《识小录》）
　　由于他的不识时务，实施某种程度上的劫富济贫政策，搞得苏州一带的官僚地主，士绅名流，无不反对，只好告退，离职还乡。直到1585年，万历清算了张居正以后，所有受到张居正排挤打击过的官员，包括年已七十有二的海青天，一律重新起用，于是，他老人家又从海南岛老家，仆仆风尘地来到南京。
　　接张居正为首辅的申时行，其实并不想安排他，又不能不安排他，因为他已经成为一种正义的化身，民众的偶象，因此，写了一封信给海瑞，“维公祖久居山林，于圣朝为阙典”，那意思是说，你老人家不出山，是个遗憾，但现在把你请出来，也不过起个政治花瓶作用。
　　但是，他一接手右佥都御史，所做的第一件事，将两条特大板凳放在公堂之上，宣称为专打贪赃枉法者，和为富不仁者的屁股而设，这位刚愎自用，矫枉过直的老汉，觉得打屁股还不过瘾，给皇帝建议，得恢复老祖宗的办法，凡贪官，都给他剥皮揎草。结果闹得舆论哗然，御史弹劾他导使皇帝法外用刑。海老碰了一鼻子灰，才悻悻然住手。从此，对这位道德大主教，神宗索性采取供起来的办法，有职无权，有位无事，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年末，老先生终于在寂寞中悒悒去世。
　　于是，想起一则寓言，森林发生了火灾，火势迅速地蔓延开来，黑烟遮住了天空，烈焰烧红了大地，所有的鸟儿，都来不及地逃出火场，以求活命。只有一只小鸟，它不肯离开，仍从小溪里衔起一口一口的水，冒着生命危险一次一次往回飞，希望能扑灭这场大火。
　　这只鸟，很像海瑞。
　　呜呼，海刚峰的一生，以肃贪倡廉为己任，他本期望他的不懈努力，能对帝国的廉政建设，对官吏的道德重振，有所作为，有所改善。然而，在《明史·王廷相传》里，有一封触怒嘉靖的上疏，说得很清楚：“人事修而后天道顺，大臣法而后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贿赂盛行，先朝犹暮夜之私，而今则白日之攫。大臣污则小臣悉傚，京官贪则外臣无畏。”而到了神宗，这种制度性的贪污风气，变本加厉，已不可收拾。《明史》说：“明亡，实亡于神宗。”海瑞的所作所为，对腐朽的大明王朝可以说是不起任何作用，只好看着朱皇帝打下的天下，走向衰亡。
　　海瑞的悲剧，就在于他认为道德的约束力，可以制止住全社会的颓败风气。个人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垂范作用，能够推动整个公务员阶层的廉政建设。治乱世，用重典，不惜采取剥皮的酷刑，是足以阻吓贪官的最有效力的手段。其实，他不知道，道德的作用，只能作用于有道德的人。垂范的作用，那些冥顽不化者，恶劣成性者，根本不往心里去。而敢于梃而走险者，以身试法者，法律又其奈他何？
　　不管怎么评价海瑞，但他在任淳安知县时期，自己磨谷脱粒，种菜自给。有一次他给母亲做寿，只买了两斤肉，成为人们奚落他的口实。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派御史去考察，“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明史·海瑞传》）
　　无论如何，这样一位终身贫穷而为百姓追念的清官，还是值得我们后人肃然起敬的。
　　

谁比谁活得更久（1）
据科学家研究，战争使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妇女的男婴出生率就大量增加。这说明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在对人类的生存发展，起着调控作用。
　　大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搞得最起劲的朝代，可也是中国历史上文人长寿者最众多的朝代。就看看清代除康熙、乾隆外，那些短命的，夭殇的，死于非命的帝王，便可知道，文人和皇帝在这场谁比谁活得更长久的竞赛中，这支看不见的手，四两拨千斤，还着实作出公正的裁决呢！
　　按说，应该长寿的是帝王，因为帝王得到最好的养生条件，最好的医疗服务，然而，帝王长寿者很较少。中国一共出现过三百多个帝王，夭殇者多，短命者多，而非正常死亡者尤多，能够活到古稀之年的，不会超过十位，活到耄耋之年的，不会超过五位。可是，在封建社会中，中国文人高龄者却为数可观。
　　值得指出的一点，凡是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之际，文人的生命力不但不被扼杀，反而活得更坚韧，更结实，创造力不但不被杜绝，而是表现得更蓬勃，更生气，这就教人不禁生出咄咄之感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不大“待见”文人，特别那些捣蛋的文人，恨不得掐死一个少一个，可事与愿违，无论怎么收拾，怎么作践，谁也不到阎罗王那里去报到，一个个活蹦乱跳地等着看万岁爷驾崩。
　　这颇使历朝历代的帝王伤透脑筋。
　　现在被一些史学家，文学家哄抬起来的清代“盛世”的康雍乾三朝，恐怕是最典型的例证了。从公元1662年起，到公元1796年止的154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文人最走背字的时期，也是中国文人骨头收得最紧，脑袋掉得最多的的时期。虽然，玄烨活到68岁，胤禛活到57岁，弘历活到88岁，但是，这三朝，长寿文人之多，称得上是历代之冠。
　　据不完全统计：
　　享年九旬以上者有，孙奇逢91岁，毛奇龄90岁，沈德潜96岁；
　　享年八旬以上者有，朱舜水82岁，冒辟疆82岁，黄宗羲85岁，尤侗86岁，吴历86岁，朱彝尊80岁，蒲松龄85岁，王翚85岁，胡渭81岁，梅文鼎88岁，赵执信82岁，方苞81岁，张廷玉83岁，纪昀81岁，赵翼87岁，袁枚81岁，姚鼐84岁，段玉裁80岁，王念孙88岁。
　　达到人过七十古来稀者，查继佐75岁，傅山77岁，丁耀亢70岁，顾炎武70岁，王夫之73岁，谷应泰70岁，朱耷79岁，李顒78岁，颜元77岁，陈维崧73岁，王士祯70岁，孔尚任70岁，郑板桥73岁，卢文弨78岁，钱大昕76岁……。对当时平均寿命不超过50岁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文人群落中的寿星老，可谓多矣！
　　在这场统治者和文人的生命力的较量中，强者虽强未必享寿，弱者虽弱未必殒折。于是，强者愈折腾，弱者愈健壮；强者愈打击，弱者愈来劲；强者愈压迫，弱者愈长寿；强者愈摧残，弱者愈不死。这三朝文人生命力之顽强，硬是活到七老八十，硬是活到帝王伸腿瞪眼，真是很令后来为文的我辈振奋不已。
　　所以，在文人与统治者的抗争中，到底谁输谁赢，把眼光放远一点看，还真是很难说的。我始终记得1978年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经过文革浩劫以后依然活着的作家、艺术家们，齐集人民大会堂，那一位位眉宇间的亮色，所流露出来的生命之光，足以说明时间最终是属于文人一边的。
　　因此，说一句非常贱骨头的话，文人的“穷而后工”，其中的这个“穷”字，除去物质的“穷”之外，大概精神上的“穷”，包括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折腾、打击、压迫、摧残，还包括成年累月悬在脑袋上，不知何时掉下来的那把克利达摩斯之剑，也是文人得以成就“工”，甚至是得以成就不死的必要条件呢！
　　读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篇《鸽异》，足可悟出一些诀窍。
　　“邹平张公子幼量，癖好之，按经以求，务尽其种。其养之也，如保婴儿，冷则疗以粉草，热则投以盐颗。鸽善睡，睡太甚，有病麻痹而死者。张在广陵以十金购一鸽，体最小，善走，置地上，盘旋无已时，不至于死不休也。故常须人把握之。夜置群中使惊诸鸽，可以免痹股之病，是名‘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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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比谁活得更久（2）
看来，制造紧张，制造不安，制造恐惧，制造痛苦的过程，有可能也是激活作家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过程。若果真如此，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不定倒要向历代制造文字狱的帝王鞠一大躬。于是，想起俄国作家索尔任尼琴，倒有可能是一个眼前的，现成的，为大家所熟知的例证。
　　此公作为囚徒，流放到古拉格群岛，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多年，很悲惨，很艰难，自不待言。然而，他能够在活下来都不容易的炼狱中，以想象不到的毅力，写出那部关于集中营的煌煌巨著，着实令人敬佩。后来，他走运了，获得了诺贝尔奖，后来，他更走运了，走出铁幕定居美国。但始料不及的，在他向纽约港口那尊女神雕象礼拜的同时，有了自由，从此却没了文学，这真是欲哭无泪，无可奈何之事。
　　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当他在古拉格群岛煎熬的年代里，克格勃无所不在的恐怖，实际起到了蒲留仙笔下那只停不下来的“夜游”效应，老用手枪顶住你的脑门，老用封条糊住你的嘴巴，老用绳索绑住你的手脚，老用死亡威胁你的生命，激发了这位在恐怖下生存的大师，要在恐怖下写作的强烈欲望。
　　后来，这个外部条件不复存在了，他的创造力也就无法激活，便不可避免地患上蒲氏所说的“痹股之病”。我看过他在美国寓所的一张照片，站在门口，有点像伊凡雷帝的那个儿子，恹恹地甚乏生气，估计，从今往后，他的文学的翅膀也许还能展开一二，但若想飞得很高，很远，是不可能的了。
　　这大概就是他在自由的美利坚“鸽舍”里，再写不出什么具有震撼力作品的缘故。
　　《国语·鲁语下》里有一句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