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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谯周的思想和言论，也是他后来要“出卖”蜀国、主张投降的原因。显然，谯周的“卖国”，不是道德品质问题，而是政治立场问题。说白了，他就是要拥护曹魏，反对蜀汉。毫无疑问，周舒也好，杜琼也好，谯周也好，他们的言论都是牵强附会、强词夺理、装神弄鬼。但是第一，当时兴这一套；第二，人们也吃这一套。《三国志·杜琼传》说，蜀汉灭亡后，大家都说谯周算得真准（咸以周言为验）。其实哪里是算得准，是那些人都盼望着曹魏胜利，蜀汉灭亡。
无力回天（5）
那么，蜀汉又是怎么得罪了他们呢？
也有四点。
第一是“分利不均”。实际上，只要看看反对蜀汉的都是些什么人，就不难明白这一点。周舒，巴西阆中人；杜琼，蜀郡成都人；谯周，巴西西充人。这是散布“反动言论”的。此外，还有图谋不轨被诸葛亮所杀的彭羕，广汉人；断言东汉将亡、刘备将失荆州，后来被刘备所杀的张裕，蜀郡人；刘备时期装聋作哑“闭门不出”，好不容易被诸葛亮请出山来又“乞老病求归”的杜微，梓潼涪县人。很清楚，清一色都是益州人。
再看刘备、诸葛亮信任重用的人，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不算，其他的如庞统，荆州襄阳人；法正，扶风郿县人；许靖，汝南平舆人；糜竺，东海朐（音渠）县人；董和，南郡枝江人；魏延，荆州义阳人；杨仪，荆州襄阳人；马谡，襄阳宜城人；蒋琬，零陵湘乡人；费祎，江夏鄳（音盟）县人；姜维，天水冀县人。这些人有的属于荆州集团，有的属于东州集团，但都不是益州人。当然，益州土著也有受信任的，比如费诗，犍为南安人；黄权，巴西阆中人；王平，巴西宕渠人。不过他们的受信任都要打折扣，或者先不受信任（如王平），或者后不受信任（如黄权），或者中间出问题（如费诗）。
平心而论，这个问题，诸葛亮不是没有意识到，也不是没有做工作。比如杨洪，犍为武阳人，就是诸葛亮一手提拔的。据《三国志·杨洪传》，当时，李严在犍为当太守，杨洪在他手下做功曹（办事员）。因为反对郡政府搬家，杨洪与李严分手，到了成都，被诸葛亮发现是人才。结果，李严还在犍为，杨洪就当了蜀郡太守（严未去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杨洪提拔的门下书佐（抄写文书的办事员）何祗，几年后也当了广汉太守，而这时杨洪也还仍然是蜀郡太守（时洪亦在蜀郡）。所以，当时益州人士都佩服诸葛亮能人尽其才（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人之器用也）。此外，被诸葛亮信任重用，同时也敬重佩服诸葛亮的益州人士，也还有一些，比如蜀郡成都人张裔等等。
不过，这些努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既不能改变刘备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又无法消除益州集团的顾虑。他们的账算得很清楚：蛋糕就这么大，吃的人多了，到嘴的就少了，何况“分利不均”？刘璋的时代，他们是“二等臣民”。刘备一来，他们变成“三等”了，怎么会愿意？还不如让曹魏来统治。
那么，曹魏来了，益州集团就不会变成“四等臣民”吗？不会。因为曹魏要夺取的是天下，不是在益州占山为王。何况曹丕接班以后，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各地名流担任本郡“中正官”，负责推荐本籍士人。这对益州士族是有利的。果然，司马昭灭蜀后，就将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调回中原，实施“蜀人治蜀”。这就更让益州集团觉得，他们反蜀汉是反对了。
第二是“治蜀过严”。众所周知，诸葛亮执政，实行的是依法治国，而且令行禁止执法如山。这原本是对的，但也难免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中甚至有这样的话：“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这个说法很多人不赞成，因为第一，这条史料被裴松之认为不实，裴松之的说法是“未闻善政以刻剥为称”。第二，陈寿对此另有说法，他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评语中说的是“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一个是“咸怀怨叹”，一个是“而无怨者”，这就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宁信正史，不信野史，即“蜀人无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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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回天（6）
我的看法，是两说并不矛盾。因为诸葛亮治蜀虽然偏“严”，但基本上“严”得公平（当然也有不够公平的时候，比如冤杀益州豪族常房，就被裴松之认为是“妄杀不辜”）。公平，是诸葛亮大得人心之处。实际上，陈寿对此是有解释的。陈寿说，为什么诸葛亮“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呢？就因为他“用心平而劝戒明”。平，就是公正；明，就是公开。既公正又公开，也就公平。不过，公平不等于不严峻（事实上陈寿也承认“峻”）。所以，民众虽然不会抱怨不公平（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却仍然会抱怨太严峻（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也所以，《三国志》的说法和《蜀记》的说法都对。
第三是“战事太多”。诸葛亮“数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这些都是益州集团反对的事，谯周还专门发表了他的《仇国论》。在这篇文章中，谯周明确指出，现在并非秦朝末年（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倒像是战国初期（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所以，咱们当不了汉高祖，顶多能争取当个周文王（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如果不审时度势，一味穷兵黩武（如遂极武黩征），势必土崩瓦解（土崩势成），可就神仙也救不得了（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
谯周此论，无疑是一篇“反战宣言”，代表了益州集团对诸葛亮、姜维等人不自量力连年发动战争的强烈不满，也是益州集团对蜀汉当局的一次公开叫板。奇怪的是，谯周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后来还官升一级，成为光禄大夫，地位仅次于九卿。这至少说明，谯周的论调很有一些市场。甚至就连朝廷当中许多人，也私下里以为然。
第四是“人民甚苦”。正如《三国志·谯周传》所言，“军旅数出”的结果必然是“百姓凋瘁”，因为打仗是一件需要很多钱的事。这些钱不从天降，不由地出，只能在老百姓身上榨取。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刘禅投降时，蜀国人民有二十八万户，人口有九十四万人，军队有十万二千，官吏有四万。也就是说，平均每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每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是负担不起了！
当然，由于诸葛亮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比较廉洁。要不然，这个政权早就垮台了。但我们要记住，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自己能够吃饱肚子。看来，蜀汉当局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据《三国志·薛综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当时出使蜀国的薛珝（音许）回国以后就对孙权说，我看蜀国是差不多了。为什么呢？走进他们的朝堂听不到正义的声音（入其朝不闻正言），走进他们的田野看不见健康的脸色（经其野民皆菜色）。是啊，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就算诸葛亮再生，怕也无力回天吧！
所以，邓艾和钟会刚刚出兵，有一个名叫张悌的人就断定蜀汉的必将灭亡。理由之一，就是当局穷兵黩武（玩戎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民疲卒敝）。他的话，记载在《三国志·孙晧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里，也记载在《资治通鉴》里。张悌和薛珝都是吴人，他们预言蜀汉必亡，果然亡了。那么，他们自己的东吴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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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回天（7）
请看下集：风云际会。
殊途同归（1）
孙权与士族、名士的矛盾冲突，在曹操、刘备、诸葛亮那里同样存在。因为魏、蜀、吴三国，都是由非士族出身的人建立的。他们也无意建立一个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建国之路不会平坦，也决定了他们的政权终将灭亡。那么，他们的道路有什么相同与不同，魏、蜀、吴三家又为什么会同归于晋呢？
上一集我们讲了孙权与士族、名士的矛盾冲突。这其实也是曹操、刘备、诸葛亮他们遇到的共同问题。曹操杀边让、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废来敏、废廖立，都是这一矛盾冲突的表现。那么，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为什么都与士族或者名士有矛盾、有冲突呢？
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得先说清楚什么是士族。
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一个家族，怎么可能代代都做官呢？因为那时做官不容易。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说，在汉代，一个人要想通过正规途径做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士人；第二，必须通晓经学；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这是德的要求。通晓经学也叫明经，这是才的要求。必须是士人，则是身份的要求。士在周代，原本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到了汉代，则变成了最高一级的平民。平民又分四种，即士农工商。士，就是士民；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农民务农，工民做工，商民经商，士民读书。士以读书为业，其实也就是从事脑力劳动。换句话说，士，就是“脑力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