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人与人之间的书信来往，是一种主要的普遍的通讯联络方式。书信，又称尺牍、尺素、书札、书牍、简札、鱼书、家书。迄今发现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封家书，是战国末期的木简。自汉代始，随着纸张的发明制造，书信这种通信手段的使用，变得更为便捷和广泛。一些名人的书信，往往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流传久远。在《古文观止》中，选入的书信就有十九封之多，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李白的《与韩荆州书》、韩愈的《与襄阳书》等等。
最开始用于写信的纸，大小、质地都没有什么统一的型号。但到了明代，因文人雅士对信纸的经常使用，也就有了更多的审美需要，于是产生了笺纸。笺纸专用于题咏或写信，是一种小幅而华贵的纸张，一般长三十厘米、宽十八厘米左右，纸质洁白匀薄、细腻柔滑，故古诗赞其“南朝官纸女儿肤”。若笺纸上印有淡雅而精美的图案花纹，且是名人手笔的尤为珍贵。一般来说，笺纸上多印有八行红格线，故称为“八行笺”。红格线的上、下、左、右，都留有适当的空白。
“笺纸艺术盛行于明万历、崇祯之间，这大体是可信的。鲁迅先生说，明代木刻‘文采绚烂，夺人目睛’，这与明代士林风气有关”（姜德明《笺纸艺术》）。
这种“八行笺”（又称“花笺”）的信纸常式，一直到今天仍风行不止。
用这种“八行笺”写信，多使用毛笔，称谓、内容、落款，字迹都应在红线之内，这是约定俗成的格局。其一，表示对收信人的尊敬；其二，表示写信人的恭谦、儒雅、合乎规范。
书信最忌“霸王格”。所谓“霸王格”，就是所写的字，超出红线格之外，侵入四边的空白处，显示出对收信人满不在乎的一种狂肆之态，也表现出写信人的自高自大、唯我独尊。可以如此自认为天马行空的人，只有君临万物的“霸王”，故这种书写的格式，称作“霸王格”，是对收信人一种极不礼貌的行为。
历代文人雅士写信，无论对方是长辈、同辈或晚辈，无论是上级、同僚、下属，都不会贸然使用“霸王格”，否则就会被人鄙夷。
已故的上海文史家、作家郑逸梅，不但所撰文史类著作极为丰富，而且是个书信收藏家，古人的，今人的；文朋诗友的，亲戚家人的，日积月累，蔚为大观。他不但研究信中所述的史乘，而且注重书信的文体、格式、书法，写成的数篇文章中，却没有一处说到谁是“霸王格”，他的赞扬倒是随处可见。“我友柳君然，在苏州护龙街旧书铺代我买到一本裱好的晚清名人尺牍册子，写作极佳，很为名贵”；“吴昌硕一札，极精审”（《尺牍的集藏》）。
历年来，我与友人通信，皆以所购之宣纸“八行笺”毛笔书之，并时时告诫自己，字必写在红格线内，别闹“霸王格”的笑话。友人中，也有不知这忌讳的（不是故意，故意则是品德问题了），比如一位很有名声的书法家，行草俱佳，总是无拘无束地把字压在或超出红格线之外，说是为了一种视觉上的美观。因他年少于我，有一次相聚把酒，我便乘着酒兴，随意说起了书信中的“霸王格”，却只字未提到他。他是个颖悟之人，马上听懂了。别后归家，他特意用“八行笺”写信给我，一扫“霸王格”的痕迹，我见之大乐。
秉笔直书话史家
史，是“记载过去事迹的书”（《辞海》），又称历史。同时，也是官名，商代设置，原为驻守在外的武官，后来成为在王左右的史官，掌管祭祀和记事。西周时有太史、内史，春秋时更有称外史、左史、南史的。《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自古以来，我国的史书极为丰富，或通史，或断代史，或皇帝的起居注，还有一些并非史官的文史大家所写的史著。如《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旧唐史》、《新唐史》、《二十四史》、《清史稿》、《湘军志》、《湘军记》等等。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是西汉王朝的太史令。子承父业，司马迁于元封三年（前108）继袭父职，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获罪下狱并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继续完成所著史籍《太史公书》（后称《史记》）。《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并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班固评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
作为史官或治史者，应该具有的基本品格是什么呢？
孔子曾这样评价董狐：“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
所谓“书法不隐”，是说史官董狐刚正不阿、直书不隐的精神。故史官之大忌，是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敢直面所发生的史实，特别是对于皇帝和有权势的人，为他们隐恶掩丑，歪曲事实真相，进行无原则的歌功颂德。
“董狐直笔”成为一个有名的成语。
其事件内容：春秋时，晋国将军赵穿袭杀晋灵公于桃园，身为晋国的正卿赵盾（赵穿之族兄）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董狐认为赵盾应负责任，便在史策上作了记载：“赵盾弑其君。”
这种秉笔直书，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董狐毫无畏怯之态。他的这种史家风范，得到后人的由衷赞美：“董狐常直笔，汲黯少居中”（宋？黄庭坚《王彦祖惠其祖黄州制草书其后》）；“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宋？文天祥《正气歌》）。
写史的人，还忌胸怀窄小，目光短浅，缺乏主见，人云亦云。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所撰《陈涉世家》，肯定了陈涉起义的作用；《河渠书》、《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反映了社会的经济生活；《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记叙了少数民族的活动。这都体现了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家所具有涵盖古今的胸襟、气度和胆魄，以及他阔远的视域和独特的评判水准（古人称之为“器识”）。
到了清代咸丰、同治时期，曾国藩所率湘军起于垅亩，在与太平军长达数年的征战中，屡败屡战，但最终砥平天下。同治十一年（1872年）春，曾国藩辞世，其长子曾纪泽遵父遗命，请著名经学大师王辏г酥脸ど骋樾蕖断婢尽贰�
在湘军将帅的心目中，军志撰修的目的当然首在颂扬湘军功烈。但王辏г嗽虿徽庋衔骸熬窘即锤澹笤级驴沙桑湟獠辉诒碚焦Γ谛鹬温业檬е伞保ü庑魅甓率沼牍愣搅趵ひ恍牛�
《湘军志》耗时七年乃成，全书约九万字。
“曾门四子”之一的文史大家黎庶昌，曾这样夸赞《湘军志》：“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于长叙事理意，近世良史也。”
真实可信，不浮夸其功，不隐讳其过，而且文采风流，体现了王辏г说闹问诽群驮ㄉ钛а�
但是，此书却引起存世的湘军要人的极力反对和批评。“曾国荃看到《湘军志》，认为书中‘虚诬’之处，不一而足，当面责骂王存心和他过不去，扬言要杀王辏г诵购蓿还造狻⒐鶏嬱獬狻断婢尽肺椤皇比盒∠蜕黄保ㄒ病断嫣独访恕蹶＇运》）。
钱基博说：“其书《湘军志》实无大讥弹，自曾国荃以谤书相抵，而向声背实，不悦曾氏者，乃真以太史公（司马迁）目之矣”（《近百年湖南学风》）。徐一士在《王辏г擞胂婢尽芬晃闹幸菜担骸埃海┢舫啤断婢尽芬浴枋怠俏薜币病！�
《湘军志》在当时虽遭毁版，但马上又被人重刻重印，购者蜂拥，好评如潮。一直到今天，《湘军志》依旧光彩四射，一版再版，颇受人赞誉。
尹铁凡在他的书中，作了这样的评断：“虽腐鼠啾啾，毁怨百端，江河万古，何损一代‘太史公’之名！我们惊艳辏г酥谋剩ぐ萜涓呱兄绻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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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忌贴反
一到春节，家家户户都喜欢贴上红纸对联，营造出一派喜庆的气氛，那些吉祥的语言充满着对新年的祝福，给人一种心灵上温馨的抚慰。
对联，又称楹联，俗称对子，是中国一种独特的语言艺术和书法艺术的结合体，历史悠久，并受到广泛的欢迎。最早出现的应是春联，而春联又是由“桃符”演变来的。“桃符”产生于秦代前后，是在两块深红色的桃木板上分别书写“神荼”、“郁垒”之字，或画出二神图像，意在镇邪驱鬼、祈福纳吉。此后，随着南北朝骈文的出现及唐代律诗的发展，“桃符”的内容也与时俱进，产生了题写两句对偶的“桃符诗句”，成为春联最早的雏形。关于最早的春联到底产生于何时、何人之手，至今难有确论。有说是后蜀孟昶所写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有说是南朝梁代文学家刘孝绰和他的三妹刘令娴所作的“闲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落花归仍合，丛兰摘复生”……总之这种充满诗意的民俗习惯，就这样传承下来了，直到今天仍然焕发出诱人的光彩。
“旧时春联不外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门庭清且吉，家道泰而康’‘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柏叶为铭椒花献瑞，龙缠肇岁凤纪书元’等等。横批有‘斗柄回寅’、‘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等。小春条均为四个字，竖写着‘出门见喜’、‘对我生财’、‘吉星高照’、‘满院生春’，农村用的有‘槽头兴旺’、‘肥猪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