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当年我坐在最后一排；空间大；很自由；上课的时间就在后排和同桌的相互打拳头；他一拳的我一拳；这不凑巧的就是父亲从学校路过；透过窗户看到了。当天下午放学回家父亲就给我上了一个多小时的“政治课”；受益匪浅。还是说陈老师留学生的事，二年级里我被他留下过无数次，打不来算盘数错了高粱棒（上小学时的一种计数工具，材料就来源家里的农作物高粱）要留，连课文的最后一小段背不下来他都得留，为了惩罚我们他有时也不吃饭。他怕自己一走学生就跑掉，其实陈老师是很凶的即使他走了我们也是不敢溜。当年班里真还出了不少“留学生”，我可能算是这类学生中学习时间最长的之一。李兰抄了我的日记，自己的劳动果实被盗更重要的是我的“好方法”很容易就被暴露，我气愤了；于是我理直气壮的拉着李兰的手去找陈老师，想让陈老师好好的惩罚她顺便好好的表扬我一下，陈老师是这样说的她，我记得很清楚：那子川吃的啥子饭你就吃的啥饭吗？吃别人的东西哪里有味道，你想抄我就让你抄个够，从明天起你就天天给我抄！她终于被罚，我高兴，青松也高兴。那时我们每周有一节写日记的课，从那以后我写完日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本子递给李兰，那小女生不仅卑鄙脸皮还厚，每次她接过我的本子都还在笑，笑得让我有时不得不跟着她笑，都笑得一塌糊涂。她抄了不到一周，也去找陈老师了，原因就是她相信自己真正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比我好或者能把她在家吃的什么饭菜写得更有滋有味。到了四年级李兰留级了，又读了个三年级，按理说成绩就该好起来冲到最前线，可结果不是这样两学期下来我都没有见她在最前面坐着，不是坐在中间就是掉在尾巴上。那时的留级生我们管叫“老鲫鱼”，喊的人高兴听的人急。我也算是老鲫鱼吧，幼儿园就读了两年。
上小学时我个儿很矮，说青松矮我比他还矮，连家里人都叫我“矮冬瓜”尤其是父亲，老远就能听见他这么喊我。学堂里的同学给我取的绰号就多了，这样瓜那样瓜的什么瓜都有，有些瓜名很奇特现在市面上都还没有卖过。也许就因我个子矮，关于日记的事，李兰在我拉她去陈老师那批评后恨恨的推了我几下，我后退了不止四步，就在第四步时我摔倒在了地上；一块碎玻璃稳稳当当的钉在掌心上，欲哭无泪（想哭不敢哭，我说过那时我的胆子太小了），李兰的一句话很是让我感动，她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篇日记，你总有个时候要求我的。我没把这事告诉陈老师，我担心她又遭殃其实也是怕她报复。那女生当年长得高高大大的；皮肤也不那么好；像个男孩子似的。“归正”后我成了陈老师眼里的红人，找个“撑腰的人”是相当容易。陈老师说天天写日记有助于提高我们语文的作文能力，进而提高成绩。也许陈老师说得对，但我小学毕业时语文只考了七十多分，数学却差一点就满分，这点我记得很清楚。算下来，小学六年我至少写了四年半的日记，前两年所为是被逼的，后两年多直到现在是渐渐察觉到它的味儿了便自觉写上了。
上了初中后不自觉的就想动笔了，一个本子写完了就会再来一个，一学期下来写完三四个本子是完全可能，那些本子里除了日记更多的是对儿时的回忆，人就是这样，换了一个地方或是上了一个台阶后便开始喜欢对过去做总结。我的初中开始了，那些儿时的玩伴在我上初一初二时就纷纷去了外面打工挣钱或在家拜师学艺，日记的内容也变得丰富多彩了，除了写凶巴巴的老师写逞强的某某同学，还写本学期和以后的打算。脱离现实的某些日记绝了。学文科很好好得让我对理科方面的学科几乎完全失去了信心，那时我经常在物理化学课上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写日记。初中的老师还是有些严格，不听他们的课他们就会“收拾”你。“收拾”的“花样”更多。我被收拾过，先是被物理老师再是被化学老师最后是被班主任，“收拾”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物理化学老师不能把班主任“收拾”我的方法拿来“对付”我，如果那样做了就叫“越级”，越级的后果喝想而知。他们收拾我的力度不是很大以致我还是改不了要在他们的课上做其它事，但自己的防御能力已大大提高，有老师说我听话了但一到期末我就虚了，肚里确实没有物理化学老师曾教过我的那种“抽象”知识，我对理科方面的学科有了一种很强的“免疫力”。
初中阶段我也迷上了看报刊，一份报纸一本杂志，我能把它翻烂，把手翻软，即使是藏在桌子下面翻。若去翻一本教材，是有困难的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初中三年我收获了十多个本子，既有日记本也有一些我用来摘抄好句子的本子。丢失了的无疑也很多，但我从不后悔。高中时的一个同学，当时我们都喊他“乡巴”，其实我们都是乡巴，他从一进校门就在开始写小说与此同时也看小说，他像着了魔一样写得废寝忘食，很多老师拿他没有办法于是班主任把就他安排在了最后一排，高中时的“后位”就不是那么宽敞了，教室小但人很多，乡巴依然写得如痴如醉，一年下来写了二十多万字，整个人沉默寡言问一句他才说一句，每天他一跨进教室便往最后面走，因为那儿才是他的位置，之前乡巴是坐一二排的，几次考试下来他就掉在了最后。那个姓段的胖老师终是咽不下那口气喊他回家写去了，乡吧走出教室之前被段老师骂得狗血喷头。乡吧回家了，带着留恋的眼神，带着他那二十多万字的稿子，其它的什么也没有要包括他的那些书籍。乡巴没再继续创作，去了沿海大城市闯荡。还清楚的记得段老师当年收拾乡巴的情景，他从窗外悄悄的把他那只臃肿的手伸到了乡巴的耳朵处，然后狠狠一揪再一拉把乡巴的头扯到了窗户处，幸亏有拇指般大小钢棍拦着不然真的会把乡巴的头扯到窗外去。段老师这么做着心很安，也许现在还是如此。我和同学在下来议论段老师时我的观点就是他没有人性，我这样说或许错了但我当年确实这么讲过，偶尔提笔写东西时我会想起乡巴，想起他那些未完的故事到底会是些什么呢，乡巴以前说过，等写好了就给我们看，可惜我们都没有机会。无须提笔时我会想起段老师，想起他那惊人的动作。每个人都会有梦，为什么有的人就爱打碎梦周围那份静谧呢？搞不懂啊，我亲爱的段老师。乡巴，我估计当年你和我想法一样。
我应该感谢当年的陈老师，是他的强硬态度使我对文字产生了兴趣。语文考得不好，没有什么大不了我后来读书时语文考得都不是很理想。父亲也是我该感谢的对象，我听说他教书那阵子写过一篇抨击某些现实的文章，被乡上的某些官员给予了严重的警告，后来父亲不写了再后来他因为我的出生结束了自己的教书生涯改行做小本生意。写了那么多东西被别人以另外一种眼光对待确实是很痛苦的，乡巴如此，可能父亲也有这样的感受，看来他们都是真的没有那个必要写些什么了。
我的前期要求并不高，我只想写一本属于自己的书，用属于自己的语言，用不着很多读者在看后说这说那。我不在乎心行能走多“远”，只希望自己每走一步脚下都能发出欢快的响声。如此说来它的读者该有多少呢？我在为这本书取名时曾想过这名：《只有一个读者》。这个读者可以是自己或者是父母，假如说是父母，他们在看我这本书时是一个整体因此可以说是只有一个读者。一个月之后我又想取名为《山里娃》，我认为这才是我的真实身份，我的所见所闻都是以一个农村人的眼光在思考，这和某些城里人的出发点是有相当大的区别。他们写出来的东西耐读有很多人来读，我写的可能没有那回事，当然，这和我最初的想法是一样的。农村人追求的是一种朴实的生活态度，我所写的也是最真实的人和事，他们不需添加太多扎眼的“色彩”。在我打算印这些书稿的前一夜我改变了主意，决定命名为《心行》。为什么这么取名？我相信读完这些“片段”后你就自然而然明白了。
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只想用文字记录下生活的点点滴滴珍藏属于自己的东西，用文字去触碰一些简单的人和事，用文字去穿越自身狭小但还算通行的空间，想法就这么简单。用了三年多记录下这些，我知道用的时间很长但我确实抽不出时间来，选择七月来整理这些碎片有两个原因，其一燥热的七月骚动了很多人的心，这样我却更能静下来做事。其二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二零零五年的七月我去广东“流浪”自己，次年的七月我在家里焦急的等待录取的结果，转眼间我就快读大四了，大一的七月已经走远，所有这些七月都有了不同的含义。记忆的相册被谁大大开着，我也不希望它很快就被合上，写的这些终于告一段落，鼓掌的人也许只有我一个人，但愿就这样，因为有一种我可能才能读懂的快乐伴随着这一切。我平凡渺小，也和你一样想知道流星能飞多久飞多高，也在复制日子和顺便删除一些东西，也是一个向往自由但没有自由的人，也是一个没事做还喊烦的人，也时不时的会有冷落自己的举动。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看着沉没与躁动的对抗剧，不希望哪一方放下武器举起手来。在此我还想絮语，写完这些我会尝试写诗歌，本子里还写过不少，有时我也在问自己你写的那些东西算得上诗歌吗，我不敢肯定的说是，但我认为只有用这种形式才能最好表达我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下那份最真实情感，我想有这点就足够了。你可以说它不是诗或者说得更难听点，我可以接受就当你说的是一句话。一句话和一个人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如果有人肯瞟上几眼，还能勾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