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局办公厅，请他们甄别报道的真伪，并以探虚实。同时将公开信以征求意见的形式寄给他们，让总局了解浙江省体育局的态度，如果总局不答复，那么就将公开信在媒体上公开发表，给社会一个交代。
第五章 打黑陷入尴尬和被动（3）
公开信经过集体讨论修改之后，对“某人士”予以四点答复：
一、 关于“无组织无纪律”
《体育法》规定：地方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体育工作。打假除恶、惩治腐败是党中央的号召，也是国家体育总局的要求。我们浙江省体育局介入足坛大假扫黑，是依法行使职权，正当履行法律赋予的对足球甲B联赛杭州赛区违法行为的监督管理职责。总局“某人士”的公开批评和指责，不顾事实，粗暴武断，
某人士指责说“打假扫黑是组织行为”，“如今，他始终没有向总局汇报，而一再在媒体上露面，这样做，不符合组织程序，也不符合党的纪律”。如确实如此，没有话说，当然应当受党纪政纪处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我局从表面上2000年以来，就我省体育界的腐败问题，先后多次给总局作口头的和书面的呼吁。具体为：
2000年5月18日，陈培德局长致信袁伟民局长、李志坚书记，建议在体育界大刮横扫腐败的“龙卷风”；此后，还发起联合华东六省一市体育局长向全国发出保证不使用兴奋剂的倡议书，上报总局；
2001年10月11日，我局又向总局递交了《关于整顿中国足球的谏言书》，并抄送中国足协；
10月16日，中国足协对浙江绿城等5家俱乐部足球队在甲B联赛中的违纪行为做出处理后，我局即于10月18日做出反映，向中国足协递交了4点表态，明确支持中国足协对绿城的处罚，全力配合中国足协，责成省足协敦促绿城俱乐部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整改；
11月29日，陈培德同志致信袁局长，反映九运会赛风问题突出，呼吁高度重视。除了函告总局，陈培德同志还就足球 多次和中国足协阎世铎同志沟通和反映情况。
遗憾的是，对于各种各样的报告陈词、信函呼吁和情况反映，近两年来，总局一概置之不理，五次给总局领没有反馈。一个省体育局，以实际行动支持总局反兴奋剂，反腐败，居然遭到总局如此冷遇，这是“叶公好龙”呢，还是另有难言之隐？
二、关于“风马牛不相及”
“某人士”说，“浙江省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连行业管理都谈不上，可他们却联手打假，这实在有些风马牛不相及”。这个腔调，不像国家领导机关发言人说话。因为他连国家体委起草，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都忘了，或者根本不懂。《体育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授权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体育工作。我局主动介入发生在本辖区内的假球黑哨问题是依法行使对发生在本辖区内的体育违法行为的监督管理职责，还“是越俎代庖” “风马牛不相及”？这是起码的常识。
三、关于总局的态度
对总局的态度，我们感到疑惑不解。作为体育最高主管机关的国家体育总局，对天怒人怨的足球黑哨问题，时至今日。仍然置若罔闻，持沉默不语的深沉姿态；相反，对一个地方官员为净化足坛和体坛说几句话而大为敏感，深感不安，并且，莫须有地用一系列的假设，给他的共产党员堂堂正正的正义行为栽赃。
总局领导，不把聪明才智用在如何领导和引导这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而是把兴趣放在向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人施加压力，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毛泽东同志当年的一段话：对群众运动，是站在他们的前头去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或者是站在他们的背后冷嘲热讽地指责他们？
第五章 打黑陷入尴尬和被动（4）
在足球打假扫黑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这一段的时间已经证明，各种人都在表现自己，做出各种表演。作为共产党员，这是党性的考验；作为中国人，这是良心的检验。
四、关于“某人士”的错位
我们为总局“某人士”惋惜。久经社会历练，他怎么会愚蠢地犯了他想强加给别人的错误，即：未先个别地、内部地、按组织系统对当事人给予批评，而后再予以公开披露的错误，这是政治上极不成熟的表现。因此，我们有权利在总局对此做出答复以后，对本公开答复向媒体披露。如果某人士对媒体记者的系统谈话不代表总局，而纯属个人泄愤，那么，“真正是”不符合组织程序，也不符合党的纪律，如若一意孤行，也就完全“违反党纪国法”，所以，我们要严正要求总局责成某人士，对他的言行，在媒体上公开道歉。
2陈培德身心憔悴。
宋卫平交出证据后处境尴尬。
裁判成为惊弓之鸟，手机一响见杭州来电顿时色变。
黄健翔有点看不懂了。自有甲级联赛以来就不断有俱乐部告中国足协，从来没有地方体育局搅和进去的。
中国足协在周四抛出一个‘希望得到真正有效的证据’的说法，又把球踢还给了绿城。
有媒体认为扫黑可能要息鼓，也有媒体认为足协即将反戈，反黑可能半途而废。还有媒体报道，中国足协一位高层官员对记者说，绿城“首先应该遵守中国足协的章程，如果真的存在裁判接受俱乐部钱财的问题，应该向中国足协进行汇报，至少双方也应该沟通一下，即使对中国足协不信任，也完全可以向国家体育总局反映问题，再不行还有更高的领导机关。”该官员话锋一转，直指浙江省体育局：“当地的领导部门也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和组织纪律性，可以向更高一级组织汇报。如果真的触犯了国家法律，我们可以交给司法机关，由司法介入。果真裁判写了忏悔信，表明接受了俱乐部的贿赂，就完全可以交给司法机关处理，中国足协对此已经没有了处理权，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处理权限。”
绵里藏针，既然俱乐部说行贿了，裁判也忏悔了，你们交给司法机关去处理好了，不要再找我们足协了，找我们也不管了。言外之意，你陈培德和宋卫平不是能折腾么，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好了。中国足协的态度强硬起来。
陈培德越来越焦灼不安了。他清楚那“忏悔书”和4万元钱是不能作为有效证据的，希望宋卫平能提供几个有效证据。可是，现在看来，难度不是大，而是非常之大。假如再拿不出有效证据，这场轰轰烈烈的打假扫黑就会无疾而终……
陈培德望着夜空，思考着如何扭转这一被动局面。
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吉利——李书福。李书福在告别足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只要法院需要，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证据都拿出来。”他让李书福的好友陈继来去做说服工作。
李书福说，陈教练，我不是不相信你，也不是不相信陈培德，我是不相信中国足协，不相信阎世铎。陈教练，我们别那么幼稚了，中国足坛复杂得很，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撼动的。今后，我只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了，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在汽车生产上，从今往后再不谈黑哨了。
3新年伊始，一辆黑色奔驰穿过黑夜停在浙江省体育局门口。在陈培德的动员下，李书福终于答应交出证据。零点，宋卫平和李书福在茶室相约再度联手，一起提供证据。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五章 打黑陷入尴尬和被动（5）
元旦早上，陈继来告诉陈培德：“今晚在上海谈生意的李书福要途经杭州回宁波。”
陈培德欣喜地说：“我想跟他谈一谈，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忙约一下？”
陈继来很快约好李书福晚上10点至10点半钟到陈培德的办公室。
陈培德直奔主题：“李总，我们特别敬佩你在吉利退出足坛新闻发布会和媒体见面会上的揭黑的勇气。你在这两次会上也都说过可以把所有的证据拿出来，你打算什么时候交证据呢？不能长时间只打雷不下雨啊！”
李书福“嘿嘿”笑了，说：“陈局长，我把材料交了，会有什么后果呢？我是不是得去坐牢啊？我坐牢了，我企业的员工怎么办？”
“在新闻发布会上，你面对《足球之夜》和《新闻调查》的镜头时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呢？”陈培德问道。
陈培德耐心劝道：“李总，开弓没有回头箭。你既然打响了中国足坛揭黑的第一枪，那么就应该交出证据，否则就会变主动为被动。你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过吉利也收买过裁判，桂生悦也说过大体的数字，你们在《新闻调查》节目也谈过这个问题，这表明你们已经公开承认了，从法律上讲你已经公开自首了，没法收回去了。你作为一位著名企业家，不仅要对社会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
李书福沉默不语。
陈继来插了一句：“李总，陈局长说的话很有道理，他是为你好。你按陈局长说的做是不会错的。我是人大代表，可以帮你呼吁一下，争取在法律从宽处理。”
“陈局长，我该怎么做呢？”李书福说。
“我们是法制的国家，足球不是法律的特区，裁判受贿数额巨大，司法介入是迟早的事。你最好把证据准备好，交上来。”
“具体情况我不大清楚，都是下面人办的。我回去就让他们准备证据。”
陈培德喜出望外，没想到李书福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浓了，不时响起几声鞭炮，似乎在提示人们这是2002年的元旦之夜。李书福的助手接完一个电话后，对李书福说，“宋卫平来电话，说您的手机关机了。他有要事找您，请你给他回个电话。”
李书福给宋卫平回话。宋卫平说，他跟新华社的两位记者在一起，问李书福想不想过去见一下记者。李书福告诉宋卫平，他跟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