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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并非教义的最初目的，但这种教义的内在逻辑，直接或非直接地鼓励人们忘我追求经济利益，并为此作理性计划。在这种动力驱使下，资本主义会很快发展起来，甚至发展到与原先的教义发生矛盾的程度——因此，韦伯认为，社会的理性化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1620年11月11日，一艘大约30米长的三桅帆船在北美大陆的科德角外抛锚，这艘名为“五月花号”的大帆船载着102名乘客，在抵达之前，在茫茫大西洋上漂泊了66天。由于抛锚的地方远离预定目的地，无论是他们与英国垦殖公司签订的经济合约，还是与上帝之间的宗教约法（船上有清教徒，还有许多非清教徒），此时都不再有效力，船上的临时团队面临解体。
乘客们脱离社会秩序，回到了自然状态。如果他们就此解散，各自为战，显然无法在严寒、贫瘠的新大陆生存。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如何开始？以清教徒为主的41名成年男子签署了一份公约：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
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
有教堂的商业文明（2）
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更好地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
颁布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
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这份写在一张简陋的纸上的契约，就是日后有名的《五月花公约》，它从法理上肯定：国家权力来自全体社会成员以契约形式出让的部分私权利的组合；法律是为了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为了维系某种统治秩序。
《五月花公约》是美国政体的基石，它清楚地表明了“宗教和商业”在美国至关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人认为，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堪称美国的精神国父，加尔文的清教主义不仅是一种宗教理论，更是一种政治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的约法观念，以及其中所体现的*观念、习惯和操作规程。
清教徒视世俗的职业为天职，殚精竭虑、持久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种伦理观，造就了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独特人格：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严肃刻板、讲求实效、严于律己。他们认为：人的一生时光都应用来为上帝的荣耀服务，浪费时间是万恶之源；人要热爱工作，工作是上帝安排给人的任务；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神的意志，这样会促使人们将分散的精力集中起来进行精工细作，社会总财富也会增加；杜绝铺张浪费，崇尚俭朴之风。这些构成了西方企业家的基本特征，用一句话概括：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对内GDP贡献过半，对外“中国制造”遍及全球，与此同时，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企业家。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即从赚钱的角度来看，很多企业家都很成功。在“拼命赚钱，拼命省钱”这方面，他们做得很出色，但是在“拼命捐钱”这方面，似乎做得不多。一些企业或企业家进行慈善捐款，往往是响应政府部门的要求，或是带有明显的商业色彩，而非出于内心深处的善意。
这其实反映出，我们企业家的财富观停留在财富本身，目的仅仅是“拥有财富”、“实现自我”。这又进一步反映出，我们企业家缺乏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叩问、自省。面对这个问题时，中国的企业家很难作答：“我们生活、工作、奋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当人离开这个世界时，生命的意义何在？”
当我们面对另一种既有的，却常常被忽视的原则时，便会发现，原来自己仅仅停留在此岸，而非彼岸。时间来到21世纪初，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前后，我们发现，灵魂在徘徊。
正是在思考企业使命和个人价值的终极意义过程中，很自然地，我们会向一些国外的标杆企业和企业家学习。从那里，我看到，他们对于企业使命的思考，是与西方传统文化、社会背景甚至宗教信仰一脉相承的，是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行为。谈万科的企业使命、个人价值的实现，只和国外标杆对位比较是不够的，毕竟我们身处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
新教伦理是西方企业家的精神源泉，那么，中国现代企业家的精神源泉在哪里？
【资料：洛克菲勒】
约翰·洛克菲勒的父亲做过游医、木材商人、马贩子，母亲是一个虔诚的浸礼会教徒。作为长子，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经商的兴趣，又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精细、节俭、守信用、一丝不苟的品质。
约翰·洛克菲勒创建的标准石油公司，在巅峰时期垄断全美80％的炼油工业和90％的油管生意。他的身家按今天的价格计算，相当于2000亿美元（2003年比尔·盖茨的身家为407亿美元）。洛克菲勒却严格遵循浸礼会的教条生活——不喝酒、不抽烟、不跳舞，他对购买法国庄园或苏格兰城堡毫无兴趣，也不屑于购买艺术品、游艇或带有中世纪韵味的西服，一生沉溺的爱好只有骑马。
1897年退休后，洛克菲勒专注于慈善事业。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慈善组织之一，青霉素的应用、北京协和医院及医科大学的建立，甚至周口店“北京人”挖掘考古，都得到这家基金会的帮助——尽管在中国，他一直是压迫和剥削工人的寡头资本家形象；在美国，他也被视为不惜“割断别人喉管”的无情竞争者。
事实上，洛克菲勒那个时代之前的富豪，更多是靠巧取豪夺、投机、操纵股票和资金以及彻头彻尾的欺诈来发财致富，而洛克菲勒聚敛财富却是靠投身一个新兴、疯狂、难以预料而又反复无常的行业，并根据自己的逻辑无情地将之改造成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涉及面很广的事业。洛克菲勒对外界的批评不屑一顾，坚信他的美孚公司是改善人类境遇的工具——它以稳定取代混乱和反复无常，使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将“新光明”这一礼物送给了黑暗的世界。
躺着的摩天大厦
回忆起2007年中城联盟组团访台，同宝岛房地产同行交流的情形。抵台北当晚安排到“台北101”观光。
“台北101”楼高508米，地上101层，地下5层。508米的高度已超越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高452米的双子星大楼，成为全球最高建筑物。城市夜晚，绚烂浮华跃动……
城市建摩天大厦源于西方的工业文明，西尔斯大厦、帝国大厦……都在美国。20世纪末，亚洲国家（包括发达、欠发达的）在摩天大厦的高度上急起直追，表现出东方民族的高楼情结。“9·11”之后，美国在反思摩天大厦的利弊，亚洲国家和地区却仍不惜财力营建超级摩天大厦。目前，世界排前十位的摩天大厦有六座在亚洲绝非偶然。
在中国大陆，1985年，150多米高的深圳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的深圳速度开大陆超高层建筑先河；1990年，北京京广中心突破200米；1996年，深圳地王大厦以“九天四层楼”的新深圳速度将楼高拔高到384米；随后上海金茂大厦以420米的高度排入世界第三。正在建设中的上海陆家嘴环球金融中心对原设计方案作了修改，增加32米，力图象征性超过世界第一高的台北101大楼。不过即便如此，以美国建筑机构CTBUH所制定的高度计算标准而言，环球金融中心仍低于已建成的台北101大楼。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在此期间新冒出来的迪拜塔将以超过800米的建筑高度傲视群楼，环球金融中心只能屈居第三了。
万科早期也曾尝试开发摩天大厦——深圳海神广场，开发过程中遭遇经济紧缩，市场状况急转直下。公司紧急应对，把写字楼改为公寓住宅，高度从180米降到150米，不仅建筑面积缩水，还须追加投资……但经过公司上下努力，住宅项目（改名为“俊园”）赢得市场，保证了公司运营安全。万科得出教训：不轻易上高层项目，那可能不是纪念碑，而是墓碑。
时间来到2009年，这年末，万科将拥有一栋新的“摩天大厦”：万科中心——不过不是高耸入云，而是一栋水平的摩天大厦。如果把它竖起来，与美国帝国大厦差不多一样高。
建成的万科中心实际上是一个“虚”的中心，6万平方米的建筑基地，除8个支撑主体的交通核外，整个是悬空、漂浮的，可以让海风、山*通，并且完全向市民开放。
这栋建筑像一只生物，立面表皮是“会呼吸”的半透明强化轻质碳纤维组成物；每个方向的墙面都经过年度太阳能采集量计算，来控制百叶的开关和调度，保证采光和温度。
建筑外观有利于防御海啸袭击，腹型屋檐将雨水、中水汇集，通过湿地的自然过滤后，流入池塘；还可以将水循环到地底100米深处，再将冷能经过建筑底部反射，在悬空地带形成局部气候。
建筑使用的可再生环保产品和材料，在本地方圆500公里范围内生产……万科中心相对同类型建筑节能75％；水冷每年节省电费约50万人民币；自然采光使75％的区域达到400勒克斯的照度，节能5％；太阳能光电系统提供的能耗电量；中水利用率达到100％；通过节水洁具和耐旱景观植物，进一步节约30％的用水；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100％……
事实上，对摩天大厦的反思已经不仅仅是经营层面——从技术和经济角度看，建造1000米高的超级摩天大厦已经没有困难，建造多高的大楼已不是工程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在提倡绿色环保、推广建筑节能的今天，亚洲国家的高楼梦显得不合时宜，又缺乏人文关怀。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