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鞋，头戴法式白色面盆帽，有时还特别手拿一根“司提克”。他个子不高，身材匀称，面貌清秀。鼻子楞楞的。出门之前先在堂屋内大穿衣镜前整容一番，真算得个一表人才的十足漂亮绅士。
我出世时，没见到父亲，他去世了刚两月。到懂事起，方知大哥才是我们一家之主，对内对外都听他的。有时连我母亲也要让之三分，尊重他的意见。在旧社会封建大家庭里她毕竟是个“女流”，不晓外情，又是个后母。加上“长兄似父”的明训，我对大哥从小就怀有一种敬畏之感。应该说他对我们小弟弟们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仍照老规矩行事，必须先在我家书房读上几年古书。原来任教的是我们的汤姓大舅公，太老了。就多方托人聘得一位比较严厉负责的中年人来任教席。我硬是由大哥领着走进书房，在照有红色蜡烛、系有红色桌围的大方桌上摆设着至圣先师孔子牌位前行过大礼，再向新教书先生叩头跪拜。因之我进新式学校也较迟，还是屡向母亲提出要求，拖延好久才取得大哥的同意，并作了从小学高一念起不许中途跳级，要循序而渐进的规定。头两年上学都有堂弟的老家人陪送，中午持饭折去一家指定的饭铺吃一餐，自己身上不许带有零钱。调皮的堂弟深感不自由。想起有一次我初中毕业的小哥哥，同朋友在外玩，深夜方归，事前没跟家里人讲过。大哥问他去哪儿了，他不直说，撒了个谎，说去看戏了，经大哥一问，问出了漏洞，他转不过弯来，死不承认。大哥因而生气，怕他在外交上不好的朋友，遂手执鸡毛帚，拖住他到堂屋父亲的神主牌前，叫他跪下说清楚，否则按家法从事，要替父亲教训他。后来经母亲从旁一再劝导，他才说出原来是同一个朋友到弹子房打台球去了。当时真把我吓得胆战心惊，深深感到大哥这位长兄的严厉一面。
大哥喜爱京戏，自从春熙路新建了个春熙大舞台（据说是凤祥银楼的老板投资兴办的，他就常去那儿看京戏，家里还备有一把京胡放着。有时我们也常跟着他去看戏，往往一家人都去。他在遗嘱上还说过生日那天特别请全家人去看戏。我还记得，有回白天跟他一道去青年会新民电影院看电影，片名《马介甫》，是据聊斋上故事改编的。我们坐的是楼上正厅包厢第一排，我刚拔过牙，把头枕在他大腿上横躺在椅上，从栏杆空隙看出去，慢慢睡着了，流出一滩口水湿了他的衣衫。他也没怪我。他从上海回来也给我买了一双黄色生胶底的皮鞋，后来还替我跟堂弟一样做了一套西装，去吃一家亲戚的喜酒。这使我感到他做长兄的仁爱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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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的大哥（4）
从上海回来后又曾跟亲友合伙开办过一家书店，取名启明书店，专卖当时上海一些新书店出版的新小说。最初设在昌福馆内，好像就在原陈郁庵办的华阳书报处原址，后改迁到祠堂街离少城公园不远的一处街面房。祠堂街那时有好几家书店。堂兄七哥担任经理，没开设两年就关闭了，我家因而分得不少书，而这些书在三十年代前期白色恐怖下不少都变成禁书，怕惹祸，我母亲不止一次地命我们烧毁了不少，那时大哥已经去世了。
四哥在回忆大哥的文章里曾分析说：“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一个两重人格的人。”还说：“我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我们谈了别后的许多事情，谈到三姐的惨死、谈到二叔的死，谈到家庭间的种种怪现象。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但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他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了。”我幻想要是大哥不那么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不那么顾全绅士家庭的面子和架子，逐步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紧缩开支，特别是大分家以后，从老公馆搬出来，独自一房过活开始，量入为出，不再去敷衍别人，迁就别人，即使经济上遇到那灾难（指银行倒闭），也还是有法子可想，仍然可以活下去，穷一点苦一点又有什么关系，顶多跟有钱的亲戚少往来一些就是了。他死后我们不照样活了下来。根本用不着去维护那虚伪的旧礼教的那一套。他的死真是太不值得了。还是四哥文中说得好：“他是被旧礼教、旧思想毒害了一生，始终不能自拔出来，……其实他是被旧礼教杀死的。一想到他悲惨的一生，一想到他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就不能不痛切地感觉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
我大嫂活到一九八〇年才去世，时年八十又二。一九七八年我因公回川，还见到她，后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他的孩子们而今全工作得很好，生活得很好，有的还离退休了。连孙儿女们也有了下一代，有的更远去国外攻读专业。他在旧社会未得实现的理想，新中国中他的孙儿女倒并不困难地就出了国。大哥如在九泉有知，也该会满意地笑了，会承认自己软弱，悔不该服下毒药为旧思想旧生活所迫害。岂不冤乎，悲乎？
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我和巴老的交往（1）
我的父亲是巴老的大哥。我是巴老的侄子。
一般人只知道巴老是四川人。四川人多是外省移民去的。我们李家的祖籍是浙江嘉兴，清朝嘉庆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一八年），巴老的高祖父李介庵入川定居。到巴老这辈，是入川的第五代；我这辈是第六代；我的两个小孙女则是第八代。
巴老诞生的时候，李家是一个封建的大家庭，共三大房。我们这一大房以巴老的祖父李镛为首，他有五个儿子。巴老的父亲叫李道河，是长子。巴老的大哥即我的父亲，叫李尧枚。巴老的三哥叫李尧林，即翻译家李林。三哥是按大排行（李镛的子孙）叫的。巴老还有两个胞弟：一个叫李采臣，在银川；一个叫李济生，在上海。按大排行，巴老共有兄弟二十三人，姐妹十六人。最小的二十三弟、我的二十三叔，是我的高中的同班同学。四川人说：幺房出老辈子。
一九二三年，巴老与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在阔别家乡十八年后，一九四一年巴老首次回成都。当时，原来的大家庭已经崩溃；加上日本侵略中国，在天津的三爸无法给成都老家寄钱，生活十分困难，我继祖母和母亲各自带子女回娘家居住。巴老回来，住在我们这个小家里。我十一岁，对巴老的印象不深，记得他常带我几个姐姐看电影，说我看不懂，给我钱买邮票，我从小喜欢集邮。一九四二年巴老第二次回家，住了四个多月，我和他同睡一张大床。白天，除上学外，我老在外面玩，连吃饭都要大人“捉拿归案”。巴老开玩笑说：“我给你改个名字，不叫李国辉（这是我的原名），叫李国飞好了。”当时，不少青年请巴老题字，我也拿了本子请他写。他毫没推辞，用毛笔给我写了四句话，即：“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我小时候对这四句话理解不深，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我外祖母要我“有空就读书”。随着年龄增长才加深理解，这四句话影响了我一生，我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平常，我们家有这样一个传统：犯了错误，只要讲真话，可以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用我外孙的话，叫做“诚实就不挨打”，尽管我从来没有打过子女。至于我，“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无论靠边站、被夺权、关“牛棚”、被批斗、进干校，交待自己的问题或给别人写材料，我从没说过假话，并为此挨“造反派”打过。
从巴老一九四二年回成都起，他开始担负全家生活费用，并供给我和四姐上中学读书。为了节约开支，我们又和继祖母住在一起。直到一九五五年，巴老路过重庆，打电话找我，时隔十四年再得以相见。我那时二十六岁，以成人的资格开始与他交往。这以后的十年，无论我在重庆、成都和北京，巴老经常寄书给我，帮助我在藏书上“先富起来”。无论巴老来北京开会，或我去上海出差，我们都能见面。巴老给我有五十多封信，这些信后来被“造反派”弄丢了。“文革”迫使我们中断联系达六年之久，直到一九七二年才重新通信联系。一九七三年春，我从北京回河南团中央“五七”干校，利用只凭一张单程票就可报销来回车票的规定，悄悄绕道上海看望巴老。这次会面，除我与老伴暗中策划，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我突然到了巴老家，巴老喜出望外。根据以前做地下工作的经验，我宣称是来上海看眼病的，机关的同志都知道我有眼病。第二天一早即去医院看病，挂号证保存至今。
在上海只有三天时间，我又同巴老睡一张大床。巴老一九四二年回成都，我和巴老睡在一起。当时正是巴老创作最旺盛的时候。时隔三十年，我又和他睡在一起，他却碰到这样不公平的遭遇。我睡觉时打鼾，原想等巴老睡着了我再睡。可是他睡着以后，我却久久不能入眠。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记叙当时的心情：“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次见面，我不敢深谈，但和巴老的心靠得很近，互相理解和信任。离开上海那天早上，天下大雨，巴老为我穿上雨衣，互道“保重”。我实在舍不得离开巴老，但又不能不按时回到那要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干校。我淋着大雨去车站，满脸是水，有雨水，也有泪水。
我和巴老的交往（2）
作家李累看了我写的散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后说：“李致想见巴金，竟然像解放前国统区做地下工作一样，悄悄地相会；叔侄同睡一张床上，也‘不敢深谈’。难道这仅仅是巴金与李致两人的遭遇吗？不！这个侧面，这个片段，反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