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晚年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改革家，对于具体怎样改革开放，也采取科学的态度：主张“摸着石头过河”。政治伟人尚且如此，怎么能苛求一位作家来指路呢？如果谈到巴金著作的影响，当年有人在延安做过调查，很多知识分子是受巴金小说《家》的影响，投身革命的。这个情况，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去重庆和谈时对巴老说过。事实证明：巴老的作品是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八十年代，巴金提倡讲真话。有些理论家指责说，真话不等于真理。真话的确不等于真理，这本来就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讲真话是针对讲假话而言的，不能因为真话不等于真理而反对讲真话。难道主张讲假话？如果一定要把真话与真理联系在一起，应该说：只有讲真话的人才可能追求到真理，讲假话的人永远与真理绝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难看清谁是谁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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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老和他的两个哥哥（1）
这里所说巴老的两个哥哥，是大哥李尧枚、三哥李尧林。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日，巴老与我有一次谈话，其中有两处很动感情。他说：“我感到痛苦的是，我的两个哥哥对我都很好。他们两人都是因为没有钱死掉的。后来我有钱也没有用。”“……他们都不愿意死，结果死掉了，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我也不愿过什么好生活。他们如果有点钱，可以活下去，不至于死掉，但是偏偏我活下来……”。其间，巴老两次痛哭失声，谈不下去。
去年，《中华读书报》记者祝晓风问我他们三兄弟之间，感情为什么这样深？我认为除了深厚的手足之情外，还因为他们都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正如巴老所说：“（五四运动）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记了的青春也给唤醒了。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我也跟着大哥、三哥一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使我们的心非常激动。我们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还说：大哥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他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去那里取一些新到的书报回来。……当时在成都新的书报很受欢迎，常常供不应求。”“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
我最近写了一篇短文，名为《一部旧书一片兄弟情》。说的是一九七六年，巴老寄了一部在“民国二年”（即一九一三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小说”《九十三年》（上下册）给我。作者是嚣俄（即雨果），译者自称东亚病夫。上面有我父亲的图章，刻有他的号“李卜贤”三个字和拼音，又盖有“尧林图书馆”的章，还有巴老用毛笔书写的“李卜贤先生捐赠”几个字。这应该是早年他们三兄弟一起读过的书。巴老在信上说是他在四二年那次回家带走的。一九四五年，李尧林逝世，为纪念三哥，巴老拟成立尧林图书馆，在书上盖了这个印章，并写上“李卜贤先生捐赠”这几个字。由于多种原因，尧林图书馆没办成，但书完整无损。这本书，是当年他们读新书报的见证，也反映了三兄弟的手足深情。
巴老的大哥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正如巴老所说：“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步变成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大哥支持巴老和三哥去南京读书，继又克服家中的经济困难，帮助巴老去法国留学。后又鼓励巴老写小说《春梦》（即小说《家》）。他在最后一封信上对巴老说：“《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了不得。弟弟，我现在恭恭敬（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他（它）写成罢。怕甚么罢。《块肉余生》过于害怕就写不出来了。现在只好等着你快写成了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你尚没有取名的小说罢。”
大哥在成都撑持一房人的生活，他实在承受不住各种压力，终于在一九三一年服大量的安眠药自杀。没想到，四月十八日巴老《激流》的《总序》在上海《时报》第一版上发表，报告大哥服安眠药自杀的电报十九日下午就到了。大哥不仅一个字不曾读到，连巴老开始写小说《家》也不知道。巴老读完电报，怀疑自己在做梦，像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他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讲话，一个人到北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路上走来走去。……三十年代，巴老写过一篇《做大哥的人》，记叙了大哥的一生。巴老说：“我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一九五六年，巴老在《谈〈家〉》一文中提到他大哥，又说：“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巴老小说《家》的大哥高觉新，以大哥为模特儿，大家都熟悉这个人物，我不多说。不同的是：高觉新没有自杀。我理解巴老的心：他要给读者以希望，不忍心觉新在他笔下死去。
巴老和他的两个哥哥（2）
我过去不完全理解父亲。我虽然知道他是好人，但不满他扔下母亲和五个子女。我为此还和巴老辩论。巴老给我看了我父亲给他的仅存的四封信，才接触到父亲的心灵，尽管我仍不赞成他自杀。他不是不热爱和留恋生活，更不是回避矛盾抛弃亲人。他阅读《新青年》杂志，喜欢狄更斯的小说《大卫·考柏菲尔》，爱听美国唱片《Sonny Boy》。家庭破产，父亲觉得对不起全家，企图自杀，正因他舍不得家人，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掉。最后一封遗书中写道：“算了吧，如果活下去，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随便便分尸也可，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为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这是我以后读到的）。自杀前二十多天，父亲借自己的生日，请了全家人（包括佣人）看戏，以示惜别。父亲自杀当夜，他几次来看望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第二天早上，全家乱成一团。我和二姐三姐四姐年幼尚小不懂事，唯大姐痛苦不已。她拼命地喊爹爹，多次用手扳开父亲的眼睛，希望把父亲叫醒，但这时已“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巴老的三哥李尧林比巴老只大一岁多。两人从小住在一个屋子，一起上外国语专科学校读书，一起外出求学，直到尧林上大学才分手。巴老称三哥是“世界上最关心他的一个人”。他俩离开四川以后，与大哥保持密切联系。巴老曾说：“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的唯一的连锁。他常常把我们的心拉出去又送回来。每个星期他至少有一封信来，我们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们的心不知跑了多少路程。”以后巴老去法国，途中写的《旅途通讯》，先寄给三哥，由三哥寄给大哥，多年后才正式出版。巴老和三哥离家后，大哥给他们写了一百多封信。巴老非常珍惜这些信，把它装订成三册，保存了四十几年。一九六六年，风云突变，大祸就要临头。巴老为了避免某些人利用信中一句半句，断章取义，乱加罪名，“只好把心一横，让它们不到半天就化成纸灰”。一九八〇年，巴老回想起烧掉大哥的信时，还说：“毁掉它们，我感到心疼，仿佛毁掉我的过去，仿佛跟我的大哥永别。”
唱片《小宝贝》足以反映三兄弟的友情和喜爱。我最先是从巴老的文章《做大哥的人》中知道这张唱片的。一九二九年，巴老的大哥去上海，他们相聚一个多月。三十年代初，巴老回忆大哥离开上海回四川时的情景：“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我。他进了舱去打开箱子，拿一张唱片给我，一边抽咽地说：‘你拿去唱。’我接到后一看，是格蕾西·菲尔滋女士①唱的《Sonny Boy》，两个星期前我替他在谋得利洋行买的。他知道我喜欢听这首歌……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样地爱听它，这时候我很不愿意把他喜欢的东西从他手里夺去。但我又一想我已经有许多次违过他的劝告了，这一次我不愿意在分别的时候使他难过。……我默默地接过唱片。我的心情是不能够用文字表达的。”一九八四年在上海，巴老把仅存的大哥给他的四封信给我看。其中一段，也提到这张唱片：“弟弟，你说你硬把我的《小宝贝》要去了，你很失悔。弟弟，请你不要失悔，那是我很愿意送你的。其所以要在船上拿与你，就是使我留下一个深刻的映（印）象，使我不会忘记我们的离别时的情景，借此也表出我的心情，使我的灵魂附着那张小小的唱片永在你的身旁。”我一直很想找这张唱片，问音乐界的朋友，都不知道有这首歌。
一九九二年，我去美国探亲，闲聊时提到此事，儿子记下了我的心愿。去年庆贺巴老进入百岁，上海明星演出曹禺改编的话剧《家》。我两次在电视上听见剧中播放了一首英文歌，打电话问在上海的济生叔，果然是《Sonny Boy》。我立即将此事告诉儿子。不久，我收到女儿从北美用电子邮件给我发来《Sonny Boy》，是儿子在网上找到的。我连续听了许多天，一天听若干遍。我请女儿把歌词试译为中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