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我立即给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决定，并把巴老的决定转告给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五是不愿浪费国家钱财，不赞成重建故居。巴老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是巴老的祖父购置的。最兴旺的时候，“四世同堂”。巴老诞生在这里。除幼年随父亲在广元县住过两年多之外，一直生活在这里。巴老十九岁时离开成都去南京。随着大家庭的崩溃，故居被出卖了，几易其主。原成都市市长李宗林曾表示要把它保留下来，但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故居经过“文革”，成了一个文艺单位的宿舍，原有房屋荡然无存。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国外友人和港台同胞来成都，希望看看巴老的故居。有时专为此找到我。我解释说故居已经不存在了，但他们坚持要去看一看，在故居原址拍照。有的还对故居没有保留下来表示遗憾。一九八五年省作家协会给省委、省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老的故居。张秀熟、任白戈、沙汀、艾芜、马识途等老同志积极支持。经省委同意，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可是巴老一直不赞成，多次对我讲：“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虽然存在各种实际困难，故居的筹备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但巴老仍然很不放心。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巴老去杭州休息之前写信给我：“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指园林局搞慧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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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3）
不久，我又接到巴老二十一日的信。他说：“我耳病未愈，无法跟你通电话，否则就用不着写信了；写信在我是件苦事。但不写信又怎么办？你知道我的想法吗？我准备写封长信谈谈我对‘故居’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不赞成花国家的钱重建故居），以为在杭州可以写成。想不到十一天中一字也未写，因为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回到上海更没有办法。现在把第五卷的《后记》寄给你，你不妨多想想我那句话的意思：‘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三十日，巴老又在给我的信上说：“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
说实在的，对恢复巴金故居，我一直处于矛盾状态。无论从成都市市民的角度来考虑，或从文艺工作者的角度来考虑，能恢复故居的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访问过若干国家，多数国家都注意保存著名作家的故居，作为本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份。但我是巴老的亲属，他不赞成重建故居是对我说的，我当然不愿做违反他心愿的事。至于巴老不愿为修故居浪费国家钱财之心，是令人尊敬和感动的。去年庆祝巴老百岁华诞，参加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又提出修建故居的意见，省委书记张学忠、省长张中伟和成都市委书记###均积极支持。后来，我给###写了信，转达小林的意见：尊重巴老的心愿，不重建巴金故居。省委书记张学忠看见我的信的抄件，也表示尊重巴老的意见。最近巴金文学院按可靠的图纸，做了一个故居模型，我前几天去看过，很不错。这个模型将长期存放在巴金文学院的陈列馆。
六是尊重读者。巴老常说读者是他的“衣食父母”。有一件小事足以说明巴老如何对待读者。巴老有自己的写作计划。他怕干扰，我们也不愿干扰他。但许多人都想看看巴老，或请他写文章、题字，或为他拍照、摄像。遇到这些要求，我总是加以解释，希望得到谅解。但有时也有例外：一九九一年秋，成都市第二中学前校长张珍健来到我家。他是巴老的读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老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他希望我为他介绍，以便他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老。张珍健幼时患骨结核双腿致残，一生拄着双拐。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被感动了。我向他说明了巴老的近况，试图寻找一个折衷方案：我去信征求巴老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张珍健表示同意，愿意静候佳音。
不久巴老即回了信说：“张珍健同志要送我七十多个（巴老的记忆有误，是五十六方）印章，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举行一种接受的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仍然感到很吃力，而且显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读完信，我感到自己考虑很不周到。我虽然没有建议举行“接受的仪式”，但的确没有想到“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让张珍健专程到上海“显得不近人情”。我当然尊重巴老的意见，立即给张珍健打了电话，委婉地作了解释，请他谅解。
一九九二年春我去美国探亲，一九九三年回到成都，偶然在一个杂志上看到张珍健的文章《巴金访问记》。原来他已在一九九二年秋到上海看望巴老。巴老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工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巴老和张珍健交谈了五十多分钟（我原建议十五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给他，并题字签名。临别的时候，八十七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巴老，坚持把张珍健送到大门外。张珍健一再请巴老留步，巴老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
总起来说，我感到巴老是当今的快乐王子。大家都知道〔英〕大卫·王尔德有一篇叫《快乐王子》的童话。快乐王子的像，高耸在城市上空。他身上贴满纯金叶子，一对眼睛是蓝宝石做成的，剑柄上嵌着一颗大红宝石。他站得很高，看得见“小孩生病躺在床上”；看得见一年轻人“饿得头昏眼花”，冷得“不能再写一个字”；看得见卖火柴的小女孩“没有鞋，没有袜，小小的头上没有帽子”，她“现在正哭着”；……快乐王子请求睡在他像下的小燕子代他去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先摘掉红宝石，再取下他的眼睛，然后拿走身上的贴金。小燕子本来要去埃及过冬，但他被快乐王子善良的心感动了，他不愿离开快乐王子。最后，他吻了快乐王子的嘴唇，跌在王子脚下，死了。我早年读过这篇童话，它深深地震撼过我的心，也使我流过不少眼泪。随着对巴老的了解，我豁然开朗，感到巴老不正是当今的快乐王子么？他从不索取什么，却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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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更多的人理解
巴老曾对我说过，“能够多活，我当然高兴，但是我离开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受到人们的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巴老的真诚无饰，把心交给读者，广大读者是理解巴老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大半个世纪中，巴老受到过一些误解和指责。
“无政府主义者”这个称谓，就是长期对巴金的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道路十分曲折。巴金在早年信仰无政府主义，许多知识分子如此，毛泽东也如此。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重庆会见巴金。毛泽东问巴金：“你年轻时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吗？”巴金说：“是。听说你也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反对专制，强调个性自由，虽然属于空想的社会主义，但是在反对旧社会旧的专制统治上，起过积极的作用。巴金早年是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参加新思想启蒙运动，继而又坚决拥护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鲁迅早在三十年代就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再举被巴老称为他的“第三个先生”吴先忧为例：吴先忧信仰无政府主义。他认为劳动神圣，脱离了学生生活去学裁缝。办刊物缺钱，他经常多穿衣服进当铺，把当衣服的钱捐给刊社。他任中学校长时，拒绝参加国民党主办的庐山集训，多次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我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在重庆被捕（当时我已是党员），也是他亲自把我保释出来的。令人高兴的是，近几年理论界对无政府主义已经开始有较客观的评论。
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一些评论家指责巴金的作品没有给读者指路。他们认为巴金只是揭露了旧社会的腐朽，但青年人离开封建家庭以后干什么？巴金没有指明出路。政治家以施政纲领指路，文学家以作品净化读者心灵。就是政治家指路，有指对的，也有指错的。毛泽东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晚年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改革家，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