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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不够学费，我就只能放弃学业，打道回府。我不能这样走！没脸这样回去！第二天晚上我又去餐馆，继续端我的盘子。虽笑脸迎人，但手中的托盘却重似千斤。强体力劳动使伤口无法愈合，血水、脓水和纱布粘在一起，每天晚上回家，姐姐帮我处理化脓的伤口。我自己都可以闻到伤口糜烂发臭的气味。姐姐心疼得落泪，但也无能为力。
后来，每当作决定的时候，这段生活经验总给我勇气，有了这番经历，我相信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没有什么会比在日本这段生活更困难了。
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羡慕现在那些靠家里供给，在国外毫无压力、一掷千金的留学生。有时，生活越富足，越容易生出更多的抱怨，回到国内，什么都看不惯，什么也做不来。
9。我闻到了自己伤口腐烂的气味（2）
我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没有能力给我钱，而给了我赚钱的能力，培养了我应对生活所需要的品格和意志。父母给了我最大的信任，让我很早就知道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要有对金钱、物质、欲求的自制力。
我在日本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在每天上学和打工的劳累中我看不到未来的前途，在120万日元学费这个天文数字面前，我犹豫过。
但性格即命运，乐观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不论是扫厕所，还是在术后伤口撕裂的疼痛中端盘子，我始终都怀有良好的愿望，这是我30年的人生最重要的体验，每天心平气和地去感受细节，点点滴滴都会成为生命的财富、生活的动力、生存的价值。换句话说，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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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姥姥最恨日本鬼子（1）
我的乐观是从姥姥那里学来的。
她总能从困难中看到机会，而不是在机会中看到困难。
姥姥一生宽容，但最恨、最不能原谅的就是日本兵。在她记忆中有很多抹不去的关于日军的暴行。出国前，我曾怯怯地问：“姥姥，您的小哥哥就是因为他抗日，被日本人烧死的。我去那里，您不生气吗？”姥姥笑了，“鲁迅还去日本呢，多学学人家的长处，回来好报效祖国呀！”
姥姥疼爱的三个外孙女，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她坚持要帮我们看家，“一个家要有人住，等你们念完书回来，家里才会有人气。”于是88岁的姥姥和一个保姆就一直留守在北京的家中。
1992年，爸爸妈妈工作任期已满，双双回到北京，姥姥终于盼到了这个家有人回来。但没过多久，她就提出想回上海舅舅家。妈妈劝她，在北京已经住了20多年，回上海会不适应的。可姥姥坚持非回去不可，“老了就要回去，如果一直住在女儿家，你弟弟会被别人说闲话的。”
夜里常会有人死去
没想到，姥姥回上海不久就中风了。
当时我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经济很拮据。得知姥姥发病，我第二天就飞回上海。直奔医院病房，看见妈妈守在床前，一个护士正往姥姥的床头放鲜花。我心里一凉，呆在原地，“姥姥不会是……”我吓得不敢进去，强撑在门框上。这时，妈妈看到了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又赶紧捂住嘴，涨得满脸通红。
妈妈最爱姥姥，我是姥姥的最爱。妈妈见到我，积聚了多日的担心和焦急喷涌而出。我们抱在一起流泪，希望能有更多的力量支撑起对方。
“姥姥病得很重，见到你一定很高兴。”妈妈把我拉到床边。
我终于见到阔别了两年的姥姥。她瘦了许多，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显得更加白皙，鼻梁上眼镜架压出的两道红痕都变色了，很累的样子，静静地躺在那里。我的眼泪在眼眶里转，拼命地忍住。姥姥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慢慢地睁开眼。我知道自己不能哭，强笑着，凑到她耳边说，“姥姥，我是三三，回来看您了！”姥姥的眼睛亮了一下，定了定神，终于看清了我，她伸出已经干枯的手想去摸我的脸，但已经抬不起来。
我把姥姥的手捧在脸旁，她的手还是那样糙糙的有点扎人。但原来那种厚实有力的感觉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皮包骨了。摸在我脸上有些冷冷的，因为这种骨感让我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它已经脆弱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什么时候会变凉。那种无助、无奈、无力，能把亲人的心揉碎。
“好、好，回来就好。”姥姥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好像还想说些什么，却只见她的嘴唇在颤抖，再也吐不出一个字。
晚上，我坚持要在医院陪床，可姥姥说什么都不让。我明白她的心思，这个病房里都是危重病人，夜里常会有人死去，怕我害怕。但我知道如果我守在姥姥身边，她就安心了，不会觉得孤单。
姥姥中风，身体右半边已经瘫痪，摸上去冰凉。我掏出从日本带回的寒热痛（一种能产生热量的袋子），放在她右脚上想让她暖和暖和。然后给她按摩，帮她翻身，希望她会好受些。等我从身体按摩到脚的时候，才发现姥姥的脚上已经被烫起了一个蚕豆大的水疱！
姥姥的脚没有知觉，她感觉不到冷热、疼痛。看着这个大大的水疱，我真恨死了自己，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我叫来医生，他说，对于恢复能力差的老人，这种水疱不易自己吸收，很容易感染。我多想为她承担所有的痛楚，用我所有的能力和资本换取姥姥的康复和快乐。这个亮晶晶的水疱和姥姥在弥留前的模样，一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永远不会消逝。
病榻前，姥姥睡觉的时候，我坐在她身边的小凳子上，一直无声地哭。她醒来的时候，我就朝她一直轻轻地笑。姥姥瘦弱的身体在顽强地和病魔斗争着，她清醒的时候经常轻声对我和妈妈说：“我怕，我怕……你们快走吧！快走！”她催促我回日本，让妈妈回北京。
强撑了一段日子，我必须回日本了，不走就更无法维持在国外的生计和学习。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姥姥究竟是什么时候离开我们的。我平时记忆力很好，却一直拒绝记住姥姥去世的日子。姥姥去世了好久，二姐才告诉我实情。她说，姥姥走的那天，我突然高烧，病得很重，还老讲胡话，说厨房里有人在做饭。
我在千万个骨灰盒旁游荡
知道姥姥走了，我又一个人安静地飞了回来。
姥姥还没有入葬，骨灰盒就存放在火葬场。到了上海，我谁也没找，自己在火葬场旁边一家很便宜的小旅馆住下。放下箱子，我第一次走进了火葬场。刚进门，我就听见撕心裂肺的嚎叫，今天又有人生死相隔。我突然想，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他在哭，周围人在笑； 人走的时候，周围的人在哭，他在笑。如果我这一辈子能这样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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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姥姥最恨日本鬼子（2）
进了骨灰存放厅，我知道姥姥正在某个地方听着我的脚步声，等我去看她。可是那么多骨灰盒，怎么找呢？唯一的线索就是姥姥的名字叫浦敏。我问管理人员有没有登记，她已经见怪不怪了，“不知道哪天死的没法查，你自己找。”
我只好凭感觉一个个骨灰盒看过去，一层层，一排排，成千上万，已经找了一个多小时，我在千万个骨灰盒旁游荡。累了、冷了、急了，我开始哭，“姥姥，我回来陪您了，告诉我，您在哪儿呢？”感觉离姥姥越来越近，就是她，真找到了！
我用手轻轻地摸着那个沉重的小盒子，这是在世间我能和姥姥相连沟通的唯一物件。这种感觉总让我想起最后我给姥姥按摩时，她瘦得那一把骨头和冰冷的体温。我抱着骨灰盒，跟姥姥说话，不停地说，把分开的这几年我记得的每件事都说给她听。直到晚上殡仪馆关门的时候才肯离开。每天这里开门我就来，坐在这儿陪她，关门才走，就这样一连坐了好几天。
半年后，姥姥入葬。我又从日本回来，一个人去找她。
我到了上海郊外姥姥入土的墓园。送束鲜花，烧串纸钱，靠着冰冷的墓碑，觉得另一个世界是那么遥远。姥姥孤独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但她生活中有我们这些孩子。孩子们在她的照料下出生，长大，一个接一个地出国了。最小的我走之后，她一个人怎样生活呢？姥姥的耳朵听不清，在北京拍片子的时候我总是很晚回家，她怕听不见我敲门，不论多晚，都会拿着小板凳，坐在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打着瞌睡等我。孩子们都离开了她，她还是等我们回家，可这一等就等到了生命的尽头。
1。五十万人跟我一起说（1）
“那个在午门跳舞的女孩就是你？”
幸运总是在忘了它的时候来临。
从上海回到东京后，姥姥的逝世仍留给我无尽的哀痛，我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动辄流泪，上课发呆，在店里也经常魂不守舍地摔盘子摔碗。大学二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叫修建的朋友打电话给我，“NHK（日本广播协会）的《中国语讲座》正在招人，你要不要试试？”
修建在国内是个演员，到了日本一直在NHK做事。在我们看来，他实在有些高高在上。电视台的大楼很干净，打扫起来应该不费力，时给也会高一些。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打工、生存、念书就是全部的生活内容，于是，我再次穿上那套蜡染衣裤，准备去电视台碰碰运气。
我跟修建约在NHK大楼前见面，大楼的灰玻璃晃得人眼晕。楼旁停着大型的转播车，门前握着稿子、挂着牌子、提着摄像机的工作人员奔来跑去，这种情景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哪儿见过？
“做梦呢吧！” 我近乎粗暴地打断了自己的思维。别给自己太多的希望！日本是个多么现实的地方，在这里的一年时间，我已经把自己训练得刀枪不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