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房子牢固得很，风雨来了都像山一样不会动。
知识分子的责任，尤其是大学生，在于多观察世间的是非曲折，不可置若罔闻，可以左观，也可以右观，但切不可作壁上观；在于袒露心声，不可包庇，可以左袒，也可以右袒，但不可偏袒。作壁上观和偏袒都是给自己抹黑，是可耻的。
如今的社会，只要我们有勇气去碰壁，就会发现存在很多“级别”，碰壁的次数越多，“级别”也越多。处在级别金字塔顶端的是虚荣家，中间的是投机分子，下端的是及时行乐者。
在《庄子&；#8226；天道》里，那个轮扁老者说尽了这方面的辛酸：“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时期，注定是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抱着自己的理想走向坟墓的时期；就好像滚滚长河，到了一个岔路口，大多的水一定会朝低处的死湖迈进的，直到下一波水的到来。看看这些不幸的掉队者，他们有些被金钱的魔爪捆住，有些被爱情甜蜜的毒药诱引；用不了多久，他们的梦想就会真正成为“梦想”，他们会变成得过且过的打钟和尚。
在芸芸众生中，我们宁愿多一些为民请命之士，少一些和稀泥之徒；多一些行侠仗义之举，少一些冷眼旁观之态；多一些宽容赞美之词，少一些狭隘肮脏之言，……青年知识分子宁可少做一次哑巴狗，也要努力多做一次忠实的看门犬；宁可少抓一次猪尾巴，也要奋力多做一次开路先锋！
路漫漫其修远兮
据世界史料记载，第一批欧洲人登上美洲大陆是坐着“五月花号”这艘船过去的。他们来到美洲后无比欣喜，开口闭口都说自己就是这里的主人；可具有印地安人血统的美国西部牛仔罗金斯对他们说：“My folks didn’t e over on the Mayflower ；but they were there to meet the boat。”译成中文就是：我的祖先没有坐“五月花号”过来，可他们是站在岸边里挥手等着那船过来的。很多时候，往往当我们刚踏进大学的校园时，我们就像那批欧洲人。我们不知道后面还有很多大二大三的同学在看着我们，在讨论着我们，甚至在羡慕着我们。我们以为进了大学就解放了，以前沉重的书包已被扔到角落里再也找不到了。我们满怀憧憬，幼稚而又愚昧的规划着自己的大同学活。
可我们有没有发现那些师兄师姐们是怀着怎样的心境来看待我们的到来？当他们看到我们可爱无知的笑脸时，有多少还能勾勒出当年自己的影子？当他们看到我们踌躇满志的眼神时，有多少还在沉沦中苦苦挣扎？当他们得知我们就是他们的师弟师妹时，他们有多少在暗自讨厌和懊悔时间过得如白驹过隙？……我们从来没去想过这些，就好像我们没去想几年之后我们是否也会跟他们今天一样。
孔夫子为整个中国的读书人开创了一条康庄大道，他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于是后来的读书人都往这条道上挤。我们今天虽然多了几条“道”，可最主要的还是通往大学校门的那条道；尤其是名校，道上从来都是车水马龙人满为患的。这也就是孔夫子说的那条读书之道。我们的父母从小就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大学就不愁了。于是我们就被送进各种各样的学校学习，而且一学就是十几年光阴。且不去说我们学得怎样，就单单看那一箱又一箱的课本，就足以把我们的身体淹没掉。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要上大学。
我们在以前的学校里被老师管着，父母呵护着；到最后，我们却成了缸酱。我们发现自己丧失了很多功能，当我们在大学校园里遇到一点点困难时，我们不知所措。我们不懂得交际，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而手忙脚乱焦躁不已。我们真的就成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缸酱。在《丑陋的中国人》里，柏杨先生对中国的文化缸酱做了无情的批判。他说：“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一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做了那个伙计，我们在学校里学的是白纸黑字，可没学到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背的是前人总结好的公式，可不会从这些公式里使自己的逻辑变得更加缜密。我们把古代诗歌当作任务来背诵，却全然不解其中的意境；我们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里把一张密密麻麻文字的试卷做好交上去，可不会在一张白纸上稍微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蓝图……忙来忙去，无非是为了一张通向大学道路的通行证。可我们表现出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宁可在千军万马如过独木桥的高考队伍里挤得你死我活也在所不惜（当然，这里不是要批判高考，高考给每一位考生提供了一次展现自我的机会，这是平等的）。
而另一方面，我们可敬的父母又从小对我们关爱有加，他们不让我们摔倒，不让我们风吹雨淋，像温室里的蔬菜似的给我们提供应有尽有的营养。让我们来看看下面两个例子：
例一：美国一个母亲看到自己刚上学的孩子爬到树上去了，她站在树下面露出笑容，仰着头就对她的孩子喊：“Go On！ Don’t stop！”
而中国一位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爬到树上去了，开口就大骂：“你快给我下来！再不下来，等下摔死你！”
例二：外国的父母看到自己家的孩子对某一事物感兴趣时；马上鼓励他说：“你可以试着去做做，只要你努力，什么事都可以实现。”
中国的父母见到自己的孩子对着一个新鲜事物发愣时，往往会说：“没心学习，在这发什么愣，还不回去做作业，等下看我怎么揍你！”说完，一手把那玩意扔到门口的垃圾堆去了。
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可能会觉得好笑，可在我们笑的背后，我们似乎看到了果戈里的句子，那笑该是“含着泪水的”！
我们就是这样被“双重保护下”安全地踏进大学校门的。 。 想看书来
我们的角色
曾经有人问喜剧大师卓别林为什么他就能演戏演得那么好，卓别林不假思索的回答说：“那是因为我懂得自己在戏中所要演的角色是怎样子的。”从高中到大学，我们的角色也就跟着改变了，我们不再是老师眼里的“优待生”，不再是父母心里“长不大的孩子”，我们要独自面对生活了；但是我们知道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吗？先来看看下面的例子：
柏志全委员引用了最近一份对广州部分高校大同学的调查结果：％的大同学表示当遭遇挫折时想到用结束生命的方式来解决，％的大同学“偶尔有”或“经常有”自杀念头（比例高于国内其它报告），％的大同学认为死亡是解决一切痛苦的办法。不时发生的大同学自杀事件已引起了各级教学行政部门、各高校、家庭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教育问题，加强对大同学的生命教育已刻不容缓！”柏志全委员说。
没错，每当说起大同学，很多人都会把我们与自杀联系在一起，我们在社会人眼里就扮演着这样不光彩的角色。看看上面的资料，我们无比心痛。有了这些数字无私的援助，我们注定是殉道者。
这是一个极不平静的年代，我们怀着对未来美好的向往走进校门，但是面对各种各样扑面而来的诱惑，我们像只迷途的羔羊。我们极力想转过身来寻找父母的帮助，可惜他们已不在身边；或许偶尔会出现，可当看到他们头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白发时，我们又于心不忍。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与自己的内心争斗：我该怎样适应这里新的坏境？
其实，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面临人生的一次抉择，尚未考虑到自己要独立地去应付生活了。我们只是刚从缸酱里探出头来闻到了社会的一点气息而已。我们以为自己经过了初中升高中、又从高中走到了大学是人生路口中的两次正确的选择，殊不知大学四年的光阴才是考验我们这些选择正确与否的红线。不要忘记，很多人都是在大学里把自己的意志消磨殆尽的。
我们从小到大肩上的担子从来都没有轻过，而且越大越重，小学中学时是背书包；高中时就不行了，得拿个箱子来装，每到放假都整捆整捆的往家里搬；突然到了大学，肩上的书包不见了，看上去好像很轻松，可我们不得不面对更加沉重的负担，那就是责任，是回报。
我们把校服换下了，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角色也变了；我们把书包放下了，可必须拎起更沉重的行李。
可是这些，我们意识到了吗？
很显然没有。我们还是沉浸在自己的欢乐国度里，恣意地挥霍着。西方有特洛伊战争，前后花了十年时间才取得胜利；看着吧，我们不用四年时间就自己把自己打败了。当我们坐着舒服的车子走进大学校门时，中国大学里的木马屠城记也正式的上演，最后不得不以死来收场。
而在学校方面，我们不住的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