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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梅的好朋友一照也是土生土长的先斗町艺伎。像三位妈妈桑一样,她也是艺伎的女儿,她的母亲在先斗町经营一家茶屋。在一照出生的时候,母亲与旦那断绝了关系,她说,她不希望旦那插手女儿的抚养和教育问题。以单身母亲的身份独自抚养孩子而不必受到社会舆论的苛责,这在日本恐怕只有艺伎花街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个小女孩渐渐长大,成为了名叫一照的艺伎。在先斗町所有的年轻艺伎当中,她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因为她奢华的生活方式以及她白如冬雪柔若凝脂的肌肤。我两年后第二次到先斗町时,听人们说她怀孕了,并且暂时离开了先斗町。
木间千代也是在先斗町出生的,据说她的母亲是一个富有商人的情妇,这个商人常常造访先斗町。人们除了知道木间千代的母亲没有做过艺伎之外,其他情况几乎都不了解。当木间千代显示出在艺术上的天赋时,她的父亲将她送到先斗町的茶屋进行培训。她跟随了名叫木间子的师姐,因而得到了木间千代的艺名。她跟一梅和一照在同一年成为了舞伎。
我对木间千代的了解不是太多,因为作为一疑,我一般都是和第一茶屋的艺伎共同赴宴:一千、一巫、一照、一若,当然还有一梅。先斗町的上一代艺伎对于这三小龙寄予厚望,但现在只剩了木间千代还在先斗町工作。一梅已经香消玉陨,而一照也许不会再回先斗町做艺伎了。
当然,先斗町依然还有新舞伎出现,艺伎当中也一直增加着新面孔,但是妈妈桑们都有些担忧。没有人想到三小龙会这么早就以这样的方式瓦解了,而她们的瓦解使两代艺伎之间出现了一个断层。先斗町一直都是以盛产本土艺伎而出名的,但现在本土艺伎越来越少了。如今竟然还有一个名古屋的女孩即将成为先斗町的舞伎,而她在先斗町学习艺术的同时还得学习京都方言。
先斗町三小龙(2)
现代日本的四季更替依然周而复始,但是通行历法与自然规律却有些微的错位。人类的繁衍照样生生不息,各代之间互相影响、彼此交叉,可是艺伎花街的代系断层却令人忧心。人们都期望三巨头的时代能够在现代日本重现——节分的晚上,妈妈桑们看着生机勃勃的三小龙表演幽默小品时,眼神中流露出的,就是这样的期望。
座敷
座敷的本意是指某种形式的客厅,不过在艺伎之间的谈话中,座敷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却相当高,因为它还表示艺伎侍宴陪客的意思,是艺伎的生计所在。“今天晚上我有座敷”即意味着“今天晚上我要工作。”{54}有些艺伎把她们的职业生活分成两个方面:艺术——这是她们骄傲的源泉,也是对艺伎身份进行自我认定的根据;座敷——这是她们的日常工作,也是收入的来源。一个幸福的艺伎必定是在这两方面都得到满足的艺伎。
有些座敷是值得怀念的,有些则乏味异常。有的座敷是优雅的宴会,一切细节都安排得极其精致;有的却是客人一时兴起顺路造访某个茶屋。在我作为一疑第一次登场之后,我开始接到先斗町茶屋的召唤,在各种座敷上出现。正式的宴会一般提前一周就会得到通知,但更常见的是晚上九点钟接到电话:“真抱歉,菊子,能不能麻烦你马上过来呢?”于是我得赶紧放下手头的事,手忙脚乱地穿上和服,争取半个小时后能在座敷门口向客人们鞠躬。{55}
由于我没有在管理处进行登记,所以客人们不需要为我的陪宴时间付钱,但是妈妈桑们经常会给我小费。这些小费全都用来支付我的化妆美容开销了——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每周我都要去做两次头发,以保证任何时候接到座敷工作时发型都很规整。一开始,我什么座敷都接,连宴会的客人是什么人都搞不清楚;而客人们也经常是因为好奇而要求妈妈桑召我过去陪宴。后来,我渐渐了解了先斗町的规矩,于是我像其他艺伎一样,一般只有熟悉的客人请我时,我才参加他们的座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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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酒宴会
我第一次见到里千家茶道学校的校长是在一次座敷上。这位千宗室先生,胸怀宽广而彬彬有礼,是日本成千上万痴迷于茶道的女性的偶像。千宗室先生是先斗町的常客,在我们第一见面时,他坚持要用握手来代替鞠躬。我回想起十六岁学习茶道时候的情景。那个时候,我住在一个日本家庭里,跟他们家的两个女儿一起参加了音乐、料理、花道和茶道培训课。当时我们学习茶道的地方就是里千家茶道学校在当地的分校。
有一次春天的时候,我们班坐了通宵火车从位于九州(日本最南端的一个岛)的小镇赶到京都,去参拜里千家总部。分布在日本各地的数百个茶道班级每年都会举办这样的活动,而以我们班的资格,仅仅只能远远瞥见校长先生。现在,十年过去了,我就坐在这位德高望重的校长身边,要面临一场啤酒竞赛。“如果妈妈能看到现在的我该多好,”我不禁忆起在九州的第一个日本妈妈。
校长发起的这场竞赛并不是比谁能喝得多,而是比谁能喝得快。千先生一口气喝下了整整一扎啤酒,真是相当惊人,于是我马上就认输了。当我到达宴会厅的时候,宴会已经进行几个小时了,当时只有唯一的舞伎还能端庄地坐在一边,其他人基本上都喝多了。当所有人都投入到宴会中时,过于沉静是不礼貌的,所以刚加入宴会的人要尽快和客人一起喝酒。幸运的是,我的酒量还不错,所以在座敷时比其他艺伎更能应付过来。
十一点的时候,茶屋的妈妈桑再也支撑不住了。一巫、舞伎一若和我,三个人齐心协力脱去了妈妈桑的衣服,帮她铺好褥子,然后把被子给她盖上。另两个艺伎看到客人们已经出去等车了,就自己踉踉跄跄地回去了。茶屋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除了从妈妈桑卧室中传来的呼噜声。我们三个安顿好了妈妈桑之后,去隔壁的会客室端了一碗茶渍饭。在宴会上,一巫起身之前一直保持着镇定的态度,可当她再度坐下时,就非常明显地喝过了头。
“你为什么要研究艺伎?”她一边嚼着嘴里的饭一边问我,“艺伎和其他人根本没什么两样。”一若低垂着眼帘,只顾吃着茶渍饭,在她华丽的舞伎和服的衣领下,摺着一条餐巾。舞伎在宴会上是不喝酒的,这不是因为她们还没有成年,而是因为这样做有失舞伎的体面。此时的一若看起来有些沉郁和不适,大概是因为隔壁传来不雅的呼噜声,也因为一巫挑衅性的质问。这个年轻的舞伎,有些担忧地埋下了她的头。“你要保证让一巫安全到家哦,”一巫醉醺醺地对一若说,然后她又问我:“你一个人回去没问题吧?”我向她确定我没事,绝对能自己回家。
在我走回三叶屋的路上,我想着一巫所说的艺伎和其他女人都一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晚上,一巫跳了技巧很高的民间舞,她还从校长的筷子尖咬下食物,并且醉得一塌糊涂。其他的日本女人曾经做过这些事情吗?我回想起一周前采访的一位宗教教授所发表的观点。这位教授在美国生活过很多年,他说:“日本的家庭主妇一般都很无趣,她们把自己过于封闭在家庭里,所以你根本没法跟她们交流。日本真的非常需要能够和男人进行社会交往的女性。”“这就是日本的艺伎存在的原因,”我提醒他道。教授吃了一惊,他从来没有见过艺伎。他回忆起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美国人的妻子都跟着丈夫一起参加社会活动,他觉得这样非常好。“那么,日本的妻子应该向艺伎学习,而艺伎应该都要结婚,”最终他这样定论,“也许这真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仔细回忆,似乎我所认识的大部分日本女性——艺伎或者主妇——都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位教授所看到的问题。
二见:第一茶屋的小妈妈(1)
1976年四月中旬,日本国有铁道又照例发生了罢工事件。铁路工人们总是在春季罢工,继而影响到全国的交通运输。在他们罢工期间,一个周五的晚上,我被第一茶屋召去座敷。一梅、一照和一若都被邀请了。对我们来说,去第一茶屋只需要走过一条街就到了,可是那些从大阪过来的客人却被罢工延误了两个小时。我们在妈妈桑的房间看着电视,等待客人的到来。妈妈桑在房间里喝着苏格兰酒,面前是一大堆抽了一半的香烟。她穿着宽大的便服,明显不打算参加今天晚上的座敷。我们觉察到她的坏情绪,所以全都非常安静。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她对一梅的态度格外冷淡。
那天晚上的客人不是妈妈桑的熟客,而是二见的老顾客。二见在第一茶屋工作六个年头了。她以前也曾经以一文的艺名做过艺伎,可是后来退出了,然后就一直在第一茶屋工作。她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任妈妈桑。艺伎们有时候叫她第一茶屋的“小妈妈”——与之相对的当然就是“大妈妈”,包括前不久刚去世的那位妈妈桑,以及现在这位刚继位、正坐在桌边一个人玩着纸牌戏的妈妈桑。当客人终于到达茶屋时,我们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立刻高兴地去陪宴了。
这个座敷是一个生日宴会,三位客人包括:做东的客人——这是二见的忠实顾客,他的情妇以及他的朋友,也就是今天的寿星。算上舞伎,一共有五个人为他们陪宴。这些客人已经在豪华法式餐厅吃过晚餐了,不过那已经是好几个小时之前的事。而这位主宾,也许是一个要求挺简单的人,他决定用米饭来为自己的生日宴会划上句号。
二见事先准备好了菜单,送餐的男孩也已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