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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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风景-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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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父母馈赠给她的礼物。她别无选择。苏雪林衰年追忆时写道:“苏州天赐庄一年岁月尚算美满,但以后便是维持夫妇名义而已。”()张宝龄大丈夫气重,理性,较冷漠。婚后,他们在苏州筑巢。他是学造船的,盖的房子也是船形。中秋时分,苏雪林说外面的月亮好圆,张宝龄答,再圆也没有我用圆规画的圆。话难投机,少情趣。婚后又长期分居,感情更趋淡。加之苏雪林在经济上对族人竭力周济,也引起他的不快。以致在时局动荡之际,各奔东西。苏在写自传时说:“我打算将张的事完全隐去不说,盖我已立志不言彼过,婚姻不如意就不如意,算了!世尚多不婚者,遇人不淑者,我有文学学术*,何必婚姻!”()但写自传,婚姻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她还是写了:“下午写*,将张宝龄真事一一叙出,不再写注耳,盖等别人乱猜乱写,不如自己写。”()她称这是“一世孽缘”。不过在《浮生九四》中不乏自责:“……(我)又何能做他半女仆、半妻子的伴侣!况我偏向母家,协助姐嫂,更令他嫉妒得像心头有火燃烧,一刻也不能容忍。夫妻感情之坏,以此为之根源。”又反思道:“以为既如此的不美满,何不干脆离婚别寻良偶呢?以为我有旧脑筋,抱存有‘从一而终’的观点。其实也不是。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辩过。我是一方面为一种教条所拘束,一方面为我天生甚为浓厚的洁癖所限制。我总觉得离婚二字对于女人而言,总是不雅,况那时我已薄有文名……但我因这些原因,叫张宝龄孤凄一世,不能享他理想中的家庭幸福,也是实觉对不住他!”在苏雪林的花季,即1922年赴法留学时,一个“要在荆棘丛中摘取玫瑰花的梦想者”疯狂地追求过她。苏雪林也曾怦然心动,但恪于已与张有婚约在前,她毅然决然地与其断绝了关系。之后,当然紧闭心扉。有趣的是花甲之年,竟有人叩她锈蚀的心锁:“今日获苗栗某部队秦鸿仁寄来长信一封,满纸疯话,殆想老婆不得而成疯者,今日军中此类人甚多。”()不容置疑,此信阅后一定去了它该去的地方。令人惊诧的是,在苏雪林心灵深处,还有一星爱的火种,当然那是属于“另类”的爱。“今日中央日报未到,余有工夫写文……此文写我民国八年升学北平女高师,暗暗倾慕吴贻芳,而偷窥其动静,实为可笑。此为余少年热情之表现,若在今日决不为也。闻吴贻芳尚未死,其住南京抑在美国则不知。据经传来信言,其南京居处之舒适、美丽,则尚在南京,当命经传转之。”()苏雪林还“希望吴贻芳那篇亦早日刊出,则可寄经传命她寄……趁她未死见此文,亦我之大愿也!”()遗憾,此信、文不知何故遭“台北五万信箱”两次退回。后,她还饶有兴致地将写吴贻芳稿影印一份,寄给当年女高师同学毛彦文,回味“私慕吴贻芳可笑举动”。
  苏雪林一生充满矛盾,双重人格现象严重,包括评判他人和检讨自己,甚而,对宗教的态度也是如此。1924年,在恋爱困惑时,笃信天主教,在法国里昂大教堂接受洗礼,一时做弥撒甚殷,后渐淡之,但丝缕未绝。98岁时吴某拜访,“询余信仰天主教事,提出三个问题,我实告自己是挂名教友,立身行事一如世俗人,并不受教规约束,譬如星期五照样吃肉,星期日照样工作,惟不美满之婚姻,尚能照教规不仳离而已,但此节我未言。”()后当教友们畅谈教徒生活之幸福,她在日记中写道:“许平姐来,写纸条十余张,劝我快乐,我生平唯有忧郁,不知快乐是何滋味?而天主教朋友,每以快乐为言,不知我为宗教信仰,受过绝大之精神痛苦,有何快乐可言?故怫然请她勿再言。”()
  如何评价苏雪林的一生?苏氏在《浮生九四》的自序中说:“我是一个自卑感相当重的人,不重视自己的为人及自己的作品”,“庸碌卑微”,又说:“乃是一个弱者,一个充满矛盾性的人物,没什么价值。”不过笔者以为这或是她自卑中夹以自谦之词吧。
  苏雪林毕竟是一个人物,是一个耐人咀嚼的人物。
  征引及参考书目:
  苏雪林:《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1—15卷),台湾成功大学,1999年版。
  苏雪林:《浮生九四》,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
  石楠:《另类才女苏雪林》,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苏雪林致笔者信札若干。
  

潘光旦的人文情怀(1)
1921年,一位在清华求学的肢残学子问代理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严不假思索:“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那青年沮丧不已。有位教美术的美籍女教员司达女士()为那青年打抱不平:“他不能出洋,谁该出洋!”
  他叫潘光旦。13年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务长的潘光旦;我国著名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潘光旦。
  潘光旦(1899—1967),别号仲昂,江苏宝山人,生于世代乡绅之家。14岁入清华学堂,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尤其是英语,发音准确、纯正,不逊英人。毕业前夕,他用西方性科学理论写的《冯小青考》,受到梁启超的赏识:“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所幸那次与校方对话不久,校长易为曹云祥,潘光旦终于顺利出洋。其实,潘光旦的那条腿也是丢在清华。清华当时注重体育锻炼,潘光旦在跳高时右腿伤残,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成了“独腿客”,在家休学两年。潘光旦是个志存高远者,尽管腿残,又患目疾,1200度的近视,看书似“闻书”、“舔书”,但丝毫不影响他的鸿鹄之志。他做诗述怀:
  谈兵膑脚传孙子,述史丧明说左丘。
  此思尚存志仍在,纵教偏废亦何忧。
  1922年始,潘光旦先后入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生物学。因他成绩优异,仅用4年时间便获硕士学位。1926年学成归来,在上海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书,与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出版《冯小青》、《优生概论》。1934年回母校清华执教,任清华、西南联大教务长、图书馆长十多年。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直至谢世。
  潘光旦是学自然科学出身,但融通自然、社会两大科学体系。他对婚姻、家庭、民族、宗教、历史、教育等都深有研究。他“用生物学的眼光盘诘人类社会”的文化生物学思想,试图“开创一种贯通自然、社会、人文三大领域的气象宏大的学问。”他提出了“自然一体”、“世界一家”、“人文一史”的新人文史观。
  潘光旦一生的为人、处世、做学问都充满着传统的士大夫人文情怀,忧国忧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毕生致力于爱国*事业,倡导*自由思想。他的一生“是为时誉所重、所毁的一生,是旧时代一个学者的狷介、真诚、浪漫而又坎坷的一生。”
  “仁者爱人”。潘光旦是仁者。他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爱学校、爱同事、爱学生、爱家人。为强种兴国,他重新认识遗传学,倡导优生学。他爱国不落人后,“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清华学生运动”,“曾担任学生代表团的中文书记,负责各种文件与宣传品的起草。”在1921年6月北京教育界由李大钊领导的“八校教职员索薪团”罢教索薪斗争中,清华学生出于义愤,举行“同情罢考”,遭北洋政府的残酷*。潘光旦所在的壬戌(1922)级最为坚决,学校当局给予“留级一年”(一说不考者按自动退学论处)的处罚,经过斗争,原决定撤销了,但当局要求罢考学生必须写“悔过书”。壬戌级有八人拒悔,被开除“级籍”。潘光旦是其一。潘光旦宁肯牺牲出洋机会,也要据理力争。闻一多对他十分敬佩,在家信中写道,“圣哉光旦,令我五体投地,私心狂喜,不可名状!”次年7月,时过境迁,学校才让他出洋。

潘光旦的人文情怀(2)
1932年,即“九·一八”事变次年,潘光旦发表《中国民族生命线之东省》,说明东三省本是中国的土地外,还证明它是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滋生地,呼吁“决不可沦入日人之手”。
  1941年,潘光旦加入民盟,在昆明参与筹建第一个省支部,积极参加抗日反蒋爱国*运动。历任民盟一、二、三届委员,第一、二届中委等职。1946年1月,他与闻一多、费孝通、吴晗联名发表《四教授致马歇尔将军书》,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本质。6 月,代表云南民盟支部,3次召开座谈会声明民盟反内战、要和平,反*、要*的坚定立场。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后,他成了暗杀的对象,不得不与费孝通等进步人士借昆明美领事馆避难。未几,他出版新著《自由之路》,发表对建设新中国的设想,表达了对实现*化理念建国的强烈渴望。后来迫于政府的压力,学校让潘光旦改任图书馆长。
  1949年10月1日,潘光旦拄着双拐到天安门*,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后来参加土改,到苏南农村搞社会调查,他从不甘人后。1954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作为教育家的潘光旦,他爱校如家。梅贻琦的著名文章《大学一解》就是潘光旦起草的。1935年在清华教务长任上,他严守校规,不徇私情。一次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写信给潘,想让两个儿子到清华旁听,他婉拒:“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无独有偶,14年后,潘光旦又接到一项同类托请。“与沈衡老(沈钧儒)谈起其孙来清华旁听事;此事衡老循其孙之请,转托高教会对清华指令办理,于法绝对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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