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老（沈钧儒）谈起其孙来清华旁听事；此事衡老循其孙之请，转托高教会对清华指令办理，于法绝对不妥。”“今衡老以人民最高法院院长之地位，作此强人违例之举，不仅对清华不利，对己亦有损令名，而高教会肯以指令行之，亦属太不检点；余旨在劝衡老收回此种请求，渠似不甚领悟，甚矣权位之移人也。”（1949年10月28日日记，《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98、99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数月后，沈老的孙子又携书往潘宅商讨旁听事。“……余就此举对各方面之不利剀切言之……至余或因此而开罪衡老，开罪于当今之大理，则不暇计及矣。”（11月9日日记，同上）其实潘光旦当时已不在其位，大可一推了之，但他为坚决维护清华的制度，积极地说服当事人，不怕得罪人。他是一位刚正不阿，不识“时务”者！
潘光旦以嗜书如命而闻世。在清华图书馆长任上，病退的高女士将自己收藏的一大批历代妇女著作送他。他不据为己有，连同自己的这方面藏书一并捐了。
作为教师的潘光旦，他热爱学生。他喜欢演讲，还爱和学生互动，使学生有如沐春风的喜悦。不但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学生还可以自由地到他家去讨教。大事小事“他总是诚恳地替你解答。”学生说“潘先生的为人也同他的圆圆的脸一样的和蔼可亲”。
对待学生运动，身为教务长的潘光旦虽然同情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但不得不考虑学校当局负有保证学生安全与读书之责，深恐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惨案。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时，他与校长梅贻琦联手，一面与军政当局周旋，一面劝阻学生“稍安毋躁”。当时有人传谣，说潘光旦向宪警提供学生名单，以致有学生围攻他，有人抢走他的双拐，让他“独立”。校长梅贻琦站出来，向同学做了解释。当事人钱伟长的回忆最为可信：“他做教务长，每次我们都找他面谈。他很能讲道理，潘先生有这个特点，总能讲一套道理。道理讲完了学生不满，我也很不满。可是完了以后他总把我留下，因为我属于研究生，是留下的，偷偷地告诉我一句话：‘你们听了就过去了，学校并不是完全反对你们的，不过外头不要宣传，我们做缓冲的人。’他是这样一种态度，做缓冲的人，保护青年的人。他说：‘我们还得对上头，对南京讲话。’老是这一句话。所以他对学生运动的人总是讲而不处分的，一般是不处分的，就开除过两批学生会主席，都是开除以前先把他们安排好了，走了再公布，贴个名单对付南京，另外再选几个人出来就行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学生会主席换得很快。这是潘先生的情况。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来，他虽然作了教务长，不得不为当局讲几句话，可是他是很有分寸的，不是*学生的。这一点很重要。”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军警包围清华园时，戴中（黄葳）曾带别的学生一起藏在他家的天花板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潘光旦的人文情怀（3）
他有一句名言：“不向古人五体投地，也不受潮流的颐指气使——只知道择善而从，择不善而改。”
“光旦秉性温和忠厚，论语上说的‘温、良、恭、俭、让’诸美德，他可以当之无愧。”他的同学、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如是说；“其为人也，外圆内方，人皆乐与之游”，因此是“我所敬爱的人物”，老同学梁实秋如是说。
在众多的朋友中，潘光旦与费孝通之间有点特别，他们亦师亦友。费孝通卒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38年由英伦返国在昆明由潘介绍加入民盟，两家又长期比邻而居，后在中央民院成了“难师难徒”。费孝通自己说，“我应当是他学生中受益最深的一个”。费称赞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断，柔中有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费视他为活词典，说凡不知道的事情，不查词典，去问问潘光旦，一问就明白。
闻一多与潘光旦是清华同学，他们是莫逆之交，相互欣赏。闻一多本名叫闻多，“一多”是潘光旦为他改的。闻还为潘篆过一方“胜残补阙斋藏”的闲章。闻被害后，潘为“闻亭”写匾，为《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刊》题封面，写下“卅载论交浑似梦，几番饮泣泪无痕”的悲愤诗句。1916年潘光旦的腿动手术，闻一多因自己未能前去探视深感内疚。闻一多写信鼓励，对其才华予以充分肯定，称：“领袖英伦，润色鸿业，斯文不坠，大匹必扶，直券受耳，尚其勉旃。”
潘光旦与罗隆基1930年在光华大学是同事。校方认为罗在校外发表言论太多，要撤罗之职。潘光旦为抗议校长擅权恣肆，愤然辞去文学院长之职，拂袖而去。
“云南王”龙云，当年曾为革命做过不少好事，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1962年龙云去世时，潘光旦不避嫌，不忘旧谊，与罗隆基一道去北京医院太平间为他送行。
讲孝悌，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潘光旦事母至孝。他14岁丧父，是在母亲沈恩佩的精心抚育下成长的。母亲是位知书达理、性格坚强、处事通达的女性。她对子女管教甚严，两个儿子都毕业于清华。儿时潘光旦与玩伴争吵打架，她总是先找儿子“算账”，还要加点轻微的体罚。她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战乱时从乡下逃到上海，她舍弃家中好多物件，却带了四担子书。晚年体衰，无事，用木制小梭为儿子织花纹各异的彩色带子，系在儿子的竹制书签上。潘光旦铭于五内，有诗云：“忍看慈母手中线，翻作残编夹上棉。”母亲去世时，潘光旦极为哀恸，在小阁楼上独处3天，不下楼吃饭。
薪火相传。潘光旦家教有方，他言传身教，把“礼让”的美德和读书的种子播撒在女儿们的心田。昆明岁月，乡居简陋，晚上备课或写作点油灯，他自制一个八片玻璃条灯罩防夜风，挑灯夜战。在那艰苦岁月，还要求孩子们每日练大楷小楷各一篇。还为大女儿乃定制一只“乃习字”墨盒。曾给四女儿乃谷习字作批语：“十二月三日，潘乃谷小字总是写得太硬，固然用五紫羊毫是原因之一，但不会运用笔锋，总是至要原因。阿爹。”还规定孩子们要背《论语》，读中外名著，纠正英语发音。给孩子们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注重德育，吃东西时不准挑食，不许讲话；对人要有礼貌；在昆明的收割时节，孩子们在田间玩耍，偶在田野里拾点遗下的稻穗，潘光旦立即制止，他说那是社会留给孤寡老人的唯一东西，别人不可去拿。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爱心。一副严父慈母的胸怀。抗美援朝，乃和入伍，他还代表家长到学校讲话。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潘光旦的人文情怀（4）
我们平时从照片上看到的潘光旦，是穿一件皮夹克、戴一副深度眼镜，嘴衔一只大烟斗，拄着双拐的形象。有一只烟斗是他的所爱，是用老竹根打通自制而成，斗腹上铭有“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他的另一最爱是藏书。1936年住清华园新南院11号时，门前藤萝架上结出一对并蒂的葫芦，他十分喜欢，将书房命名为“葫芦连理之斋”。他坐拥书城，有藏书万余册。有钱他就买书，有趣的是1926年4月回国时，他因把钱都用在买书上了，到上海下船时身上只剩一元钱，回家的交通费都不够。他当时收藏的《达尔文文集》，极为珍稀。“*”时抄家，红卫兵问，别的教授家都有几万元的存款，为什么你家只有100多元？他说全买书了。他收藏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派上了大用场。当时为中印边界问题，政府需要边境史料，周总理亲自向他提出借用这套书，还书时还有总理的复信。后来这些藏书除女儿们各留一套作为纪念外，都捐给国家了。
潘光旦很注意生活情趣。战时在昆明，他也会营造书房的氛围。一张大书桌为自制——两侧用包装木箱横竖叠加成桌脚，上架两条长木板为桌面，一如裁缝师傅的工作台。台上备有文房四宝。还有拾来的石头和竹木制品做小摆设。因房子四面有窗，他命名为“四照阁”。苦中作乐，不乏文人雅士情调。
幽默是潘光旦的绝活。他独足，当政协委员时外出视察，走路用双拐，叶笃义先生照顾他。有人取笑他说：“潘先生的立场观点都有问题。”他说：“不只如此，我的方法也有问题，我架的双拐是美国货。”（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他喜欢研究家谱，看了许多他姓家谱。有人送他一副对联：“寻自身快乐，光他姓门楣。”
因潘光旦行走用木拐，朋友徐志摩戏言“胡圣潘仙”。胡圣，指胡适；潘仙，指潘光旦，比喻他为名列八仙之一的李铁拐。他还喜欢旅游，挑战自我，“到人不到”之处，偏干一些常人认为肢残人干不了的事。在西南联大演讲时，他讲到孔子时说：“对于孔老夫子，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说着，他看了一眼自己缺失的一条腿，更正道：“讲错了，应该是四体投地。”引得同学们大笑。
当时，他寓昆明农村一小楼上，没有书房。一商界朋友在自己的新房中送他一间作书房，虽寄人篱下，但环境挺幽雅。他用隐士蟹寄住螺壳比喻，作一联，送给前来看他的学生李树青，联语是：
螺大能容隐士蟹，
庭虚待植美人蕉。
他请李提意见，李便和他开玩笑：“此联是否已征得潘太太首肯？否则，我建议用‘寿仙桃’代替‘美人蕉’。”潘光旦开颜大笑：“原意在属对，并无金屋藏娇之意。”
狼烟岁月业余生活贫乏，清华大学的职员们也喜欢打麻将，以致小偷乘空而入竟不知。作为教务长的潘光旦，写了一封信贴在他们客厅的门柱上，大意是希望他们玩要有“度”。又说：其实打麻将没有什么不好，娱乐一下也不错。我也喜欢打，偶尔玩玩，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