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一个进入学龄阶段的儿童来说，他们在学校度过的时间往往要超过在家里的时间，因此，学校就是他们的社会，而老师就是他们效仿和学习的榜样。特别是那些年龄小、不谙世事的孩子，对外界既充满了好奇，又没有辨别能力，他们就像一块海绵，对于身边事物、言行的影响往往会不分良莠地全盘吸收。因此作为教育者，教师的责任就十分重大，孩子从教师那里学到的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有很多社会常识和做人做事的道理，周恩来总理曾说过“教师是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
家长只能影响自己的孩子，而教师却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因此，教师的水平和品德，就显得格外重要。教师的位置，是一个传播知识和理念的平台，他的德性和能力，直接影响到受教育者的成长。当孩子们用渴望的眼神，信赖并期待着自己的老师时，老师们是否做好了准备？
应试教育是一柄双刃剑，同时刺伤学生和教师。中国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然而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对教师水平的衡量标准和评估系统似乎有些偏颇，它们往往脱离不开围绕考试成绩、升学率等等硬性指标，而这种导向产生的后果，很可能就偏离了培养人才这个教育的终极目标。在那些成绩的背后，我们并不了解其中有几分是出于对学习的兴趣和热情，通过自发努力实现的，又有几分是在家长和老师的压力下被逼无奈、甚至以牺牲健康和爱好换来的结果。
良好的教育体制，合理的价值观和科学的评估体系，才能有效地保障教师有更大空间，更加积极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教师作为施教者，他首先应该是孩子们的楷模。一位被孩子们真心拥戴的教师，他应该具有丰富的知识，敏捷的思维，独到的见解；他的心胸要开阔，语言要感人，要智慧而风趣，充满活力和鞭策力；他还要正直、有爱心，有毅力；他既严格，也很宽容……这样的教师，是以人格的魅力来传播知识和美德的，他的言行重于说教，而他的教育成果，是不能仅仅以分数来计算的。不可否认的是，一位熟知考试技巧的教师，也许会教出许多高分学生，但是不一定能教出高素质人才，高分学生与高素质人才，中间还有很远的距离。
前苏联的伟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曾说：“为了在学生眼前点燃一个知识的火花，教师就要吸取一个光的海洋，一刻也不能脱离那永远发光的知识和人类智慧的太阳。”他又语重心长地对教师说：“请你记住，你不仅是自己学科的教员，而且是学生的教育者，生活的导师和道德的引路人。”
越是年纪小的孩子，老师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越高大、影响力越强，甚至是至高无上的。经常听家长讲，家长的话可以不听，但老师的话就是“圣旨”， “指哪儿打哪儿”，这说明孩子们是多么纯洁，他们把老师看作是无所不能、一贯正确的人，老师应当格外珍惜这种荣誉，不要亵渎了孩子们的尊重和信赖。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懂得珍惜，一些老师滥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在不经意间给自己高大的职业形象抹黑。比如说，一些老师让学生代批作业，美其名曰是对优秀学生的信任和奖励，老师的负担倒是减轻了，却将负担转嫁到本来时间就很紧张的学生身上。这样的做法缺乏作为一位教师基本的职业道德。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课堂上的板书写满时，通常是老师随时擦随时再写，但有一位老师却“为了养成学生劳动的习惯”，让学生们轮流擦黑板，自己站得远远的，等尘埃落定，才重新执笔。更有甚者，有的老师为了惩罚课堂上不遵守纪律的孩子，就让他们打扫卫生，甚至给老师擦自行车，这更是玷污了劳动的意义。其实，劳动本是一件光荣的事，孩子在家里做家务都会受到家长称赞和鼓励，怎么在学校劳动反倒成了“劳改”？在这里劳动被带上了一种羞辱的色彩，这不仅使学生在对待劳动的态度上产生混淆，还会挫伤孩子的自尊，不利于孩子身心正常、健康地成长，同时也会给教师的光辉形象蒙灰。
这虽然只是个别老师的做法，它的负面作用却是很大的。有些事情，尽管看上去不大，但在孩子的记忆里却可能永不磨灭。我从哈尔滨转到北京上学后不久，就遇到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女教师，她讲课很投入，抑扬顿挫，字正腔圆。在一堂历史课上，她讲到一个奸臣独断专横，常用“先斩后奏”的方法陷害忠良，并很有表情地解释道：“先把他杀了再打他，这有什么用呢？只能说明这个奸臣的残忍……”听到这里，我一下怔住了，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一个男同学，我们经常互换《三国演义》之类的连环画，都很喜欢历史故事，我发现那个同学也很愕然，从他惊异的眼神中我更肯定了自己的看法，便脱口而出：“老师，您讲错了，那个‘奏’字没有提手……”老师先是一愣，随即厉声喝道：“谁让你说话了？！下课后你俩上办公室来！” 由于我们的行为侵犯了她作为老师的威信和尊严，下课后，我们被她责骂一顿，什么无组织、无纪律，什么不尊重老师，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检讨虽然写了，但心里始终很委屈、不服气，也令我的心情以及师生之间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遮着一抹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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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魅力传播知识与美德（2）
多年过去了，这件小事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它让我时时提醒自己要正确对待别人的意见，特别是对待持不同意见者。有一次，我在给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孩上钢琴课时，先读了几句英文版的序，她听后便说：“老师，你发的音好像有点不对，这个字我们老师是这么念的……” 望着她纯真的脸，我觉得孩子的坦诚和率直真是可爱，倒是他父亲急忙在一旁纠正：“老师念的是美音。”其实即便是我错了也没有什么，我们当老师的既是老师又是长辈，对于孩子应该有一个宽厚的胸怀，有一种屈尊的精神。要知道，孩子的本性是没有恶意的，他们的坦率，说明了他们是诚恳而善意的，我们不应该首先想到自己的脸面和自尊，更不能凡有意见不同就视作动机不良，“人无完人”适用一切人，包括师长和权威，任何人都会有某个方面的疏忽。对待孩子们的疑问，我常说：“对不起，孩子，是老师的问题。我应该……”我认为这样的态度并不会损害一个老师的尊严，反而体现出一颗包容的心以及教师的自信和胸怀，也使孩子们更加信赖你。
教育者既是传播思想和知识的个体，又是一个载体，承载着培育未来人才的历史责任。如何摆正师与生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也会对他们的心理和人生态度产生影响。
封建社会受到孔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伦理关念的影响，师生之间的关系也是等级森严的。过去常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从尊师的角度来说虽无可非议，但它其中强调的主要还是一种辈分上的尊卑，这“父”字的内涵也是严父而非慈父。那“师”意味着“严师出高徒”，那“父”意味着“棍棒出孝子”，其中充满了高高在上的威严和冷冰冰的距离感。其实一天到晚摆出个尊严的面孔，孩子有点过失就严厉喝斥，甚至动用体罚，到头来棍棒底下不但永远出不了孝子，甚至出不了一个健康、正常的人。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皮鞭不只会降低孩子的尊严，也会损毁孩子的心灵，会在心灵中投入最阴郁、最卑鄙的阴影：畏缩、怯懦、仇视人类和虚伪。”所以教育者的权威是无法通过指令得到的，只有真正地付出爱心，不因为这个生命弱小而无视它的权利，也不因它的稚嫩而恣意地摆布它，而是尊重、呵护和扶助他，才能赢得孩子真心的尊重和爱戴。冰心老人说得好：“我说的既不是‘尊师’也不是‘爱生’，我只觉得‘师’和‘生’应该是互相尊重、互相亲爱的朋友。”
我在北京三里河二小上学的时候，教音乐的老师姓赵，因为他的个子很高，大家都叫他大赵老师。那时的他很年轻，完全没有一点老师的所谓尊严，对学生们温和友善，总是精心地呵护着我们。记得一次他认真地告诉我：弹琴要注意保护手指，在体育课上参加打排球、篮球这类容易伤手指的球类运动时，一定要小心别戳着手。上他的课大家总是很快乐，在他的音乐教室里挂满了音乐家的画像和他们的语录。记得贝多芬的“音乐应该使人类的心灵爆发出火花来。”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的。赵老师钢琴弹得很熟练，那时候，非常崇拜他，有一次我由衷地对老师说：“您弹得真好，什么歌都能弹。”听了我的话，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用少有的严肃表情对我说：“我学得太晚了，而且也不系统，将来你会比我弹得好，好好努力吧！”我当时还很不理解，觉得自己仅仅会弹教科书上死板的几课和一些基本练习，而他什么歌都会弹呀。但他的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对我的鼓舞很大，他那充满殷切希望的面容和语重心长的口吻令我永生难忘。
对于既博学又风趣，寓教于乐、具有人格魅力的老师，孩子不仅对他充满喜爱和崇拜，同时还会爱屋及乌地努力将他教授的这门课程学好。老师身上那些优良的品质也通过他的一言一行、言传身教地带给学生，使他们从中受益。
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位很多学生都知道的方承国老师，相信多少代毕业生都对他抱有深深的爱戴和敬意。他刚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到中央音乐学院当文学教师时，我才上附小六年级，他个子不高，方头大脸的，黑黑的皮肤，脸上还有几个浅浅的麻子，尤其是他一点都不注重仪表，穿着随意甚至有些邋遢，他经常搭配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