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声称是正义使他们成为教会的审判员，手中握着生杀大权。他们干起新工作来劲头十足，凶狠残酷。用绳子蘸水对印第安人严刑拷打，在他们脚上绑上50磅或75磅重的石头，通过滑轮把他们吊起来，然后不断用鞭子抽打他们，直到鲜血从他们的肩膀和腿流到地上。除此以外，这些传教士还把滚烫的油脂涂在印第安人身上，把蜡烛融化的蜡油滴到他们裸露的皮肤上，就像对待黑人奴隶的惯用方式一样。在对他们施刑之前不需要任何证据，也不会寻找事实根据。这似乎是教训他们的方法。
新世界（New World）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土著居民死于欧洲人传去的各种疾病。到了1600年，中美洲本土人口已经只剩了很小一部分。
这次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和世界以往经历过的任何事件都不同，对于玛雅人来说，这就像是来自天蝎座的舰队降落在白宫的草坪上，带来了外星人，面对着上百万吨的金子、铜，面对着土地垂涎欲滴。大部分文明可能已经随风而逝了，但是玛雅文明具有极强的恢复力，像柳树般随风而动，柔韧无比。任凭入侵者把它们的家园夷为平地，因此5 000年以后的今天，它们依然存在着。在一些重要领域，特别是在精神信仰和日历仪式的维持等方面，玛雅人从未有过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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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依然在这里（1）
需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玛雅人并不是在9世纪星际空间的召唤下消失的。大约1 100年前，在科潘（Copan）、帕伦克（Palenque）、蒂卡尔（Tikal）、亚克锡兰（Yaxchilan）等伟大的城市衰败之后，由于贪婪、瘟疫和干旱，玛雅的不同群体分散开来然后消失了，他们踏上了寻找新家园的漫漫征途。他们背负着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成就，就像肩上的重担一样，最后在新的地区搭起房子，如雉堞状的峡谷和危地马拉高地的高原。
但是到了公元900年，玛雅古典时期的末日到了，象征着一段文明的终结，它因不堪自身高傲的重负而轰然倒塌，就像今天我们文明的瓦解一样。日夜交替，文化起伏跌宕。无数的玛雅群体繁衍生息，新生的一代又一代在中美洲文明中不断发展。中美洲的历史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历史一样复杂，甚至可能更为复杂，因为玛雅人居住的地方地震和火山爆发连连，骚乱不断。但是其核心信仰和传统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侵蚀，例如古老的神话和仪式。
1700年，一名叫做弗兰西斯科·席梅内斯（Francisco Ximénez）的多米尼加神父在圣·托马斯·奇奇卡斯特南戈（Santo Tom’s Chichicastenango）的高地市区行使他的使命。该地区还是叫做新西班牙，因为危地马拉直到1821年才成为独立共和国。在他所在教区中的玛雅人中间，他发现了一本奇怪的书，这是一本以基切语写成的手抄本。它被作为一本圣书而受到密切保护，代代相传，现在到了他的手中。他深知玛雅人民的困境，而且他那个世界的人们对玛雅人抱有很多误解，因此决定翻译这本书。他在前言中写道：
因为我看到很多描写这些民族以及他们信仰的历史学家，提到他们历史中的一些东西，但那只是零散的信息。既然历史学家们没有看到真正的历史，我决定根据他们描写的方式在这里抄录玛雅人的所有历史。
于是弗兰西斯科·席梅内斯抄写了《波波尔·乌》（《议会之书》，《生命的黎明之书》）（Book of Council； Book of the Dawn of Life）一书，并翻译成西班牙文。弗兰西斯科·席梅内斯是位有造诣的语言学家，并且正在学习玛雅语语法，因此非常适合这项工作。手抄本原稿写于16世纪5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写下这部手稿的玛雅长者参照了更加古老的象形文字书。《波波尔·乌》中描述的一些神话场景和众神在早期玛雅遗址发现的纪念碑的雕刻上也有刻画。这些遗址已有2 100多年的历史，说明在古老的书籍中保存了伟大而古老的精神金矿。
但是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矿。就像本土智慧经常会遭遇到冷遇一样，席梅内斯神父希望让外界了解这段历史的努力并没有为世界知晓。直到1857年，该书才得以发表。此时，无畏的探险家已经进入了中美洲的丛林之中，找到了被遗忘的文明的证据——先于席梅内斯1000年前的人们在他们的花瓶上、书籍中描绘了《波波尔·乌》中的故事。书中是这样描绘的：众神和星球随着260天制日历的节奏共舞。这种历法是一种占卜和计时体系，时至今日，在危地马拉一些偏远的村庄中依然存在。但是，并不是所有玛雅人居住的地区都一直保存着这种古老的历法传统。
尤卡坦的玛雅人被征服的那些年中，260天制的历法依然被遵循着。圣芳济会的传教士坐船顺着溪流而下，带着天主教判决仪式和法庭的命令来到这里。对于不知道“唯一神圣信仰”（One Holy Faith）的异教徒，他们怀着深深的偏见。迭戈·迪·兰达主教（Bishop Diego de Landa）就是这些早期福音主义者之一，他不遗余力地试图使这些异教徒转变信仰。他的目的是遏制魔鬼崇拜，结果却毁灭了本土天才。
多年之后依然在这里（2）
1562年迪·兰达在玛尼（Mani）的尤卡坦玛雅村庄焚书即是这种极端狂热的行为。成百上千的玛雅书籍成堆成堆地被付之一炬。今天，已为人知的只有四本书幸存下来：《德雷斯顿》（Dresden）、《马德里》（Madrid）、《巴黎》（Paris）和《格罗列尔》（Grolier codices）。尤卡坦本地历法也同样遭到了破坏。这样的行为对于基督教徒来说并不稀奇。公元391年，罗马皇帝西奥多修斯（Theodosius）也同样下令将“异教”寺庙摧毁，包括亚历山大艺术博物馆和收藏了亚历山大图书馆大部分书籍的萨拉皮雍（Serapeum）神庙。由于缺乏古玛雅人知道什么和信仰什么的直接证据，偏见和误解不断加深。直到今天，玛雅人不懂科学这样根深蒂固的偏见在西方宗教界和科学界都依然广泛存在，这阻碍了对于玛雅文化本身的全面评估。
有人认为迪·兰达也部分地弥补了玛雅文明，因为他记录和保存了玛雅历的日期和象形文字。强烈的好奇心一度战胜了他的厌恶，他从不同知情人口中收集了很多信息，试图解释玛雅历的日名（day…signs），他认为这些日名是玛雅字母体系的拼音字母。尽管迪·兰达远没有成功，但他的《尤卡坦风物志》（Relación de las Cosas de Yucatán）保存了玛雅文字和语言的一些重要方面。300年后，法国学者布赫布尔发现并出版了此书。依靠这本至关重要的书，早期的玛雅学者得以开始重构曾经失去的知识，如玛雅历的循环方式，神秘的象形文字体系等。
16世纪，一场神学争论在圣芳济会中风行——玛雅人有灵魂吗？为什么我们努力把基督教信仰传递给没有灵魂、令人憎恶无比的异教徒？动物可以进入天堂吗？这些是16世纪中期典型的争论，表现了盛行的观点和官方教会政策的形成过程。今天，尽管土著人可以拥有精神信仰，人们对他们的偏见还是根深蒂固。走出19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偏见之深潭的一种方式就是把玛雅人看成高尚的原始人。查尔斯·达尔文既是个进化论者，看到赤身*的原始人感到厌恶；又是个坚定的奴隶制度废止论者。达尔文自相矛盾的立场解释了他著名著作《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中对于土著人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们是温和善良、热爱和平的部落；另一方面，他们赤身*、令人恶心、难以理解。无论如何，对土著人浪漫化的描绘吸引着欧洲人的想象力，并与人们的负面态度相抗衡，但是“野蛮的”异类和“文明的”民族这条明确的界限一直都存在，因为在人们眼中，玛雅人不是同类，而是引人观察思考的事物。
拉坎东雨林的低地上，乌苏马辛塔河（Usumacinta River）向西流去，把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分割开来。在这里，未被征服的最后一部分玛雅人繁衍至21世纪。就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研究了拉坎东族古老的信仰、梦想和仪式。他们依然会前往野草丛生的博南帕克（Bonampak），祭拜他们早已仙逝的祖先，他们会在“上帝之罐”（仪式用的陶瓷器皿）中焚香。但是拉坎东族的生命之轮已进入了垂垂暮年，深受近亲繁殖之害，他们的人口数量已经不足一百。尽管人们都知道这个固执的群体拒绝遵循欧洲人的习俗，但其最近一代却最终做出了很大让步。他们现在只在帕伦克遗址或是圣·克里斯托瓦尔·迪·拉斯·卡萨斯（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的那波伦研究中心（NaBolon study center）和博物馆出现时才穿上他们标志性的、随风飘拂的白色外套。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他们是丛林中的幽灵、奇怪的森林居住者，他们以猴子为食，用木棉包围营地，并不断迁徙。
1882年，一次奇特的会面标志着他们丛林式田园生活的终结，探险家阿尔弗雷德·莫斯莱（Alfred Maudslay）在去往亚克锡兰的路上发现了典型的“异类”——拉坎东族玛雅人。坐船沿乌苏马辛塔河顺流而下，导游让他把船拉上岸。他们走的路上不断有美洲虎的头骨出现。最后他们来到一块空地，那里有三间小屋，一个拉坎东女人出来迎接他们。莫斯莱写道：
她一点都不害怕；她非常愉快地微笑着，极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们，邀请我们进屋，告诉我们，所有的男人都出去收可可了……这个女人的脸部特征跟帕伦克人和蒙契人（Menche）非常相似：宽前额，鹰钩鼻，厚嘴唇。她令人愉快，也很健谈……
人们普遍认为拉坎东人是凶狠的丛林野人，但是莫斯莱的经历并不能为这样的偏见提供证据。
拉坎东人仅仅是中美洲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