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的《共产党宣言》，还有一本就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在成都是看不到的，但是在燕园，这些书籍都是可以公开借阅的。翁独健教授思想很进步，我那时候经常到他的家里去，很多解放区的广播，我都是在他家听的，1947年，毛主席发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话，我们就是在翁独健教授的家中听的，当时翁独健教授家的客厅里坐满了我们的同学，大家听得非常兴奋。1948年春天，世界学联的代表贝克曼来到北京，就是住在燕大，因为燕大最不显眼。在陆志韦校长和翁独健等教授的安排下，贝克曼住在外国教授家里。当时燕大学生和贝克曼有过两次会谈，谈中国的形势以及对中国内战的看法，以及对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主张，我都参加了。其中有一次就是在雷洁琼教授家中，但是我们的英语都是半吊子，磕磕巴巴的，雷教授、严教授还给我们做翻译。后来华北学联在燕大召开了正式欢迎贝克曼的大会，北京各个学校的学生代表都到燕大来参加，主持会议的人是华北学联的主席柯在烁，后来曾经做过香港回归的谈判代表。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丁磐石：见证成都燕大岁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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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对于我个人来说更是重要的一年，那一年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社和民协在燕大北迁之后的1947年合并了，称为民主青年联盟。1947年的下半年，我被发展为党员；1948年2月，我正式宣誓，成为正式党员。其实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时期，就有党员来发展我，但是我担心入党之后不能再专心做学问，没有答应。到了1947年的下半年，又有个人来找我，让我入党。当时我在认识上已经意识到入党的必要性，但是发展我的那个人当时在学生中是有名的大炮，我还担心他是不是党员，找我最要好的同学商量过。
国民党发动“八·一九”大逮捕的时期，当时燕大学生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一共是32人，名单都在报纸上公布了。我当时是燕大学生会的常委，黑名单上没有，这让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没有我？因为平时我也没少接到国民党特务的恐吓信。这里面有个原因，我一直没有说，因为在过去的时代里，说出来会有麻烦。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当时我的伯父和北京方面的国民党有些联系，我到北京的时候，伯父事先替我打了招呼。另外我祖母的姐姐的孙子是国民党军统方面的特务，当时属于戴笠方面的红人，我的舅祖父曾经和他打过招呼：“你这个表弟，你要照顾。”后来有些人看过了我的档案告诉我，当时我已经上了黑名单，但是到了我的时候，被我的那个表兄看到了，他替我说了一些话，说我还是读书的人，只是个跟着跑腿的，并不是主要的。就这样，我没有上黑名单。反倒帮助当时的同学安全地转移到解放区。当时燕大的学生到解放区要了解交通情况都是通过吴晗，那时候党要求我搞交通线的工作。哪个同学要走，都是我先通过吴晗，设计好了交通路线护送走。当时党在城内的美国新闻处还有一个点，负责人是陈鼎文，也是燕大校友。当时同学走的时候都带着口号，党员是一个口号，团员是一个口号，盟员又是一个口号。这些口号都是由陈鼎文安排好了，由我再传达给要走的同学。走的时候，到解放区的同学在夜里二三点翻过学校的围墙，按照安排好的路线安全地到达了解放区，当时走了六个人，有两个人因为生病躲在了乱草堆里。陆志韦校长得知同学们走了之后，才允许在校园外面封锁校园的国民党特务进校园搜捕。后来因为情势紧急，党组织命令我赶快撤退。我走的那天，到了翁独健家，翁先生当时正在散步，我跟他讲了我要走的事情，他说：“你要走，我赞成。走吧，大形势就是这样，应该跟着共产党走，我要不是腿脚不好我也走。”那时候我很快就要毕业了，迫于形势，我离开了燕园，到了解放区，那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侧记
燕京大学的选题作了这么久，逐渐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关于燕京的资料，甚至外面的一些朋友在做燕京的相关专题时还像回事儿般地向我咨询。但是对于我自己，则在一步步突破自己的瓶颈。除了那些无法接触到的、已经逝去的燕京人物，我要做的，是从这些至今健在的燕京人口中得到鲜活的历史。传诸于文献的资料，其实比真实的历史简略了许多，比如说成都时期的燕大。在没有听丁磐石老人叙述成都燕大的经历的时候，我脑中的成都燕大的形象是呆板的。
丁磐石的讲述琐碎，充满细节，相关历史时期的几个关键点，他都经历过了。抗战胜利、燕大北迁复员、大逮捕时期的燕京学生奔赴解放区，虽然有些环节丁磐石并非其中的关键人物，但是小人物可以见证大历史，在他的讲述里，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洪流。
学生有学生的生活，教授有教授的生活，作为学生，丁磐石见证了燕大时期的学生岁月，但是教授们的情形，不知道谁还可以讲述？关于成都燕大，我想，大概还会有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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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中：燕大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陆志韦是粗暴的（1）
张大中：1920年生于河北景县。1938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1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进入燕京不久即遭遇太平洋战争，随后进入晋察冀地区进行地下党活动。1946年重新返回燕京，领导燕京以及北京各高校的学生运动。1951年作为派入到燕京的工作组负责人在燕京开展思想教育运动。编著有《当代中国的北京》、《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平地下抗日斗争记事）、《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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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入燕京之前，张大中在育英中学已经是党支部书记。在此之前，为了能多认识几个人、拓展群众工作，张大中参加了育英中学里的宗教团契。1939年暑假，燕京大学和育英中学的团契之间一起组织夏令营活动，这是张大中和燕京大学的第一次接触，张大中回忆那次活动：“大家在一起读读诗，觉得气氛很好。”这样的身份和经历，让张大中回忆起来，燕园当然就不仅仅只有湖光塔影了。
我跟燕京第一次接触是在1939年，正式考入是在1941年。当时的燕京在北京来说还是贵族学校，从里面出来的学生都是西服革履的有钱人家的孩子。我第一次到燕京的印象很深，那里的环境那么美，湖光塔影是多少人都曾经描绘过的。在学校里，确实有学术自由的空气，课余生活也非常丰富。
在考入燕京之前，我在育英中学已经是支部书记，为了能多认识几个人、拓展我的群众工作，我参加了学校里的宗教团契。1939年暑假，团契之间一起组织夏令营活动，在一起读读诗，觉得气氛很好。
燕京开学的时候，有个迎新周，在迎新周里并不上课。新生由老生领着参观学校里的图书馆、体育馆等各处，去熟悉校园情况，教授家里都是开放的，新生入学后打算听谁的课，这时可以到那位教授家里去看看，教授们也都摆好了糖果招待学生。
作为一个新生，进入燕京大学让我耳目一新：环境优美，男女生都有体育馆，在室内可以打篮球，这在北京其他的学校是没有的。师生的关系也非常融洽。作为一个地下党员，我觉得，这个地方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活动园地。当时城里的学校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地下党很难开展活动。后来我了解到，在北京当时的地下党组织中，燕京地下党是最活跃的。在那个气候下，燕京地下党组织成立了一个“三一学会”。在日本人的占领下，“三一学会”在燕京的校园里还组织过很多人讨论抗战究竟能不能胜利、怎么抗战这样的问题。
当时的新闻系也比较自由，我入学的时候，新闻系的主任是刘和萱，原来是《益世报》的。他每天都把路透社、美联社等大社的消息贴在他的办公室门口，那些消息，在当时日本的封锁下学校外面根本是看不到的。
对于我们的活动，司徒雷登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表示支持。他既支持国民党的，也支持我们的。有的同学想到大后方蒋介石那里去的，司徒雷登给安排；共产党在学校活动，要走了，他也给送行。
考入燕京之后只待了一百天，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就关门了。
1941年珍珠港时间爆发后，燕大被日军封闭，外籍教师先被集中在燕南园，后被转移到东潍县集中营，这是他们在离开学校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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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关闭之后，张大中被组织派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做秘密交通工作。1946年，张大中又回到了燕京，开始是一个人，后来担任党支部书记，开始领导学运。张大中说：“这个阶段，我的位置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感觉也就发生了变化。”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张大中：燕大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陆志韦是粗暴的（2）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刘仁曾经派我和其他的一百多名同志回北京动员北京的地下党组织和群众，准备配合八路军解放北京，后来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个行动计划就被放弃了。1946年，燕京从成都复校回到北京，刘仁让我返回燕京大学，先站住脚，再研究如何开展工作。在新闻系办了复学手续后，我又回到了燕京。这个时候，燕京有很大的变化，从学生的成分来说，过去的燕京学生都是富裕的比较多。我第一次到燕京的时候，伙食费一个月就要六块现大洋，吃饭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