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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调整之后，学校就开始学习苏联了，什么都学习苏联，搞什么六节一贯制（大笑），现在看起来当然是很不合理了，你想想，六节课一口气上下来，人能不饿吗？当时还请了很多苏联专家，学校里还有苏联顾问。政治课也由苏联专家来讲，我因为是党委的成员，还要去听，其实他们讲得很一般化，没有什么意思。燕京大学原来的那套教学方式，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提及了。
侧记
有一次和朋友们吃饭，他们知道我在做燕京人物口述的事情，就问我：“有个谢道渊，你知道吧？”正巧那段时间我在看有关谢道渊的资料，正在准备关于他的采访，知道谢道渊在院系调整之前在燕京担任过党总支书记，之后又在北京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从这个经历判断，谢道渊应该是院系调整过程中燕京大学消失的核心人物。我就说我正准备去他那里。那个朋友就笑：“他有点怪。”关于谢道渊的怪，我多多少少也听说过一些，他不喜欢谈及自己的过去，也不喜欢接受媒体的采访。
我开始给谢道渊打电话的时候，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他跟我说：“好像没有什么可谈的。”我连忙说出了介绍人的名字，也是一位燕京的老人，算是谢道渊原来的上级，他才同意我去。到了他的家里，谢道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怪，很慈祥的一个老人。但是我们的谈话却不怎么顺利，他好像完全忘记了过去，回不到原来的场景，这让我有点气馁，几乎以为这个采访就要失败了。我做了最后的尝试，从谢道渊接触到地下党组织开始谈起，这时候，谢道渊的话才慢慢多起来。
一点一点地，我们谈到院系调整中的燕京，谢道渊的叙述简洁，较少涉及到自己，平淡得几乎是在讲别人经历的事情，仿佛他并不是这一事件的核心人物。这让我想起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一段话：“共产党员能够说出一切在青年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但只要他和红军一接触之后，他就把自己丢开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你不会听到任何关于他自己的事情的……”谢道渊的情形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可以触类旁通。
在访问的最后，我向谢道渊问及北大社教的有关情况，那是另外一场谢道渊深深卷入其中并受到冲击的运动，他显得很激动：“我不过是个驯服工具。驯服工具嘛，自然是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但是到头来我却做错了。”看着老人有些伤心，我没有问下去，不过，当我整理完这篇口述，却理解了这其中许多“组织安排”“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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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联：一半是燕京，一半是光（1）
张芝联，1918年生于湖北汉口。1935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两年后转入光华大学，授业于英国文学教授张歆海和中国史学大师吕思勉、童书业。1941年重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在名师张尔田和聂崇歧先生的指导下研究中国史学，发表了《〈资治通鉴〉纂修始末》等论文，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46年，张芝联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1947年又横渡大西洋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到法国参加国际讨论会其间广泛涉猎中外文学、历史和学术思想。回国后，先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51年北上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教授世界史；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任教，一直到1988年退休。
张芝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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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知道张芝联，是因为他的父亲张寿镛——光华大学的创办者——一个在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光的名字。出身于浙江宁波书香门第的张芝联似乎和私立大学存在某种隐秘的关联：他曾经就读于三所私立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以及他父亲创办的光华大学。后面的两所学校在他的一生占了很大的比重。
1934年，我在光华中学毕业，那一年我考入沪江大学医预系，读了一年，但是因为生病，实际上并没有读书。所以到了1935年，我放弃了沪江大学，考入了燕京大学，从头开始。我在燕京读了两年，两年的燕京生活，是我一生中的一次大转机。在燕京，我亲身经历了很多学生运动，也参加了一些读书会。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我并没有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开始的时候只是被人拉去，大家去游行我也去游行，大家喊口号我也喊口号，大家绝食我也绝食。
当时班上大概有三四十个人。我当时读的是西语系，同时学英语和法语。因为我的英语入学成绩比较好，第一年的英语就免读了。第二年开始读世界文学，教材是老师编的，四卷本，从古希腊文学一直讲到当代。那时候跟老师的接触还不是很多，到了后来做论文的时候，跟老师的交往才逐渐多了起来。上二年级的时候，教我们英国诗歌的老师包贵思跟学生很接近，她也喜欢学生到她的家里去。每隔一个月，她就会请大家到她家里去喝茶聊聊天，在这种聊天中，也提高了大家的口语能力。她就住在南门外，现在是勺园那里，原来叫做冰窖。
当时班上跟我比较要好的同学是宋淇，他是民主先锋队的队员。他也是从上海来到燕京的。我们读到二年级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从南方到北方的铁路都中断了。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燕京，就结伴一起到了武汉，在武汉大学借读。后来又一起回到上海的光华大学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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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七·七事变”截断了张芝联“象牙之塔”的学习生活，几经辗转，他回到了上海，回到了父亲张寿镛创办的光华大学。在张芝联的自述文章《我的学术道路》中记载了这样一件逸事：张芝联在光华大学毕业前夕，父亲要他谈谈将来的志向。“我很想当一个中学校长、大学教授。”张芝联这样对父亲说。张寿镛提醒儿子：“那你的月薪恐怕只有二百元。”“没关系，这是我的心愿。”张芝联这样回答父亲。以张芝联的身世，似乎可以做出许多在世俗看来更好的选择，但是为了自己的心愿，张芝联的一生都和教书育人联系在了一起。
后来，我干脆就在光华大学读书了。1938年到1939年两年，我在光华大学读完了大三大四。当时就住在家里。那时候，光华的校舍都已经被日本人炸毁了，学生们只好走读，每天坐电车到光华在租界租的房子里上课。不过光华当时有几个很好的老师，比方说英国文学方面的大师张歆海、史学大家吕思勉等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张芝联：一半是燕京，一半是光（2）
1940年2月，我从光华大学毕业了。当时留在光华附中教书。同时还编了一本杂志，叫《西洋文学》，现在你到北大图书馆去查，输入我的名字，下面第一个显示的就是《西洋文学》。到了1941年8月，这本杂志就停止了。也是在那时，我又重新回到了燕京，在研究院读。
再回到燕园，我已经比较成熟了，经历了日本人的轰炸、在战火的后方跑警报的生涯。当时从上海到北京还是有一定危险的，因为当时的北京已经是沦陷区，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下。我当时想还是要多读些书，就到燕京来了，但是到燕京不到三个月，就赶上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我的书又读不成了。12月8号以后，学校就关门了，只好自己在家里看一些书，当时我已经结婚了，住在成阜街那边。
上海的租界也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我想回到上海大概也是一样，就开始在北京找工作。当时是没有人愿意和日伪发生联系的，后来我到了一个中国人和法国人合办的中法汉学研究所工作，那个机构在现在的东皇城根儿那块。我找工作那段时间，我的许多老师都被日本人关起来了，其中有张东荪、洪煨莲等人。张东荪的哥哥张尔田先生是我的授业老师，张东荪先生为了让我照顾张尔田先生，就让我搬过去跟张尔田先生一起住。我找到了工作之后，张东荪也放出来了，我就搬出了燕京大学，住在大觉胡同，在西四附近的一个庙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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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联的一生，有两所学校被他视之为母校，一个是燕京，一个是光华，自1952年的院系调整开始，这两所学校实存名亡。从光华再次转到燕京，在张芝联的讲述中听起来是个平淡的过程。但是仔细推敲，又似乎不是。
1944年底，我的父亲在上海生病，我就回到了上海。1945年抗战胜利，光华大学也复校了。在这之前，上海在日本人的侵占之下，光华大学要想继续办下去，就必须到日伪那里去登记。但是光华大学宁可不办，也不去登记。于是撤销了光华大学的名字，化整为零。1945年到1946年的这一年里，我就在光华大学工作，经历复校的整个经历与艰辛。之后我到英国美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去游学了将近一年半。1947年底，我回到了上海。
回来之后，我在光华大学任教授，同时在光华附中担任副校长。那段时期的艰苦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非常尖锐。1948年3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给朱经农校长的密件，恰好落到我的手中，原文是这样的：“上海光华大学朱经农校长密鉴 据有关机关报称‘该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