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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我作为光华附中的校长，开始被组织去学习新的教育政策。1949年到1951年，各种轰轰烈烈的运动接连不断。组织学生参干、参军、土改等等。这些运动使我心疲力尽。到了1951年，我的身体就不行了，心脏病发作。于是我辞去了校长的职务，那时燕京大学已经改成了公立燕京大学，当时的燕京大学历史系也需要人，我过去的老师齐思和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主任，就把我请了过去。我走了不到半年，上海的光华大学就变成了华东师范大学。当时接到老师的邀请，我想我正好可以到燕京去休养一段时期。同时，解放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解放之前我在学校当校长就是我说了算，但是解放之后就不同了。我们这些人虽然经过了学习，但是已经有了党的领导，我这样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张芝联：一半是燕京，一半是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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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所学校的核心人物到另一所学校的普通成员，这种身份的转化让张芝联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里没有成为种种运动的聚焦点。“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甚极？”老子的这句话如果是张芝联这段时期的命运的注脚，那无疑是时代的悲哀。
到了燕京大学，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1951年，思想改造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已经露出了苗头。在燕京，首先就是批判作为“美帝国主义文化堡垒”的燕京大学。抗美援朝之后，剔除燕京校园“崇美、亲美、恐美”的活动很多，当时在燕京任教的很多外籍教授就是在那时离开了燕京。以前的老师都被纠上台去，被批判，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接着就是“忠诚老实运动”，所有的老师都要交待自己的经历。我比较幸运，一次就通过了。通过之后说明我就可以被信任了。被信任就可以使用。1952年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派去参加，做口译笔译的工作。随后在院校合并中，燕京大学消失了。当时教授们都在政治上排队，分成左中右。燕京历史系的教授们何去何从，大概是翦伯赞和夏自强统筹的。其他院校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比较复杂。在那次调整中，我被留在北大，一直担任教授到现在。
三进三出燕园，燕京在我的头脑中始终是一个学术自由的学校。
侧记
采访张芝联最初很不顺利，我打了几次电话，老人都婉言谢绝。我查了一些资料以及之前一些记者对他的采访，大多谈的是专业。看得出，他不太愿意谈过去的事情，在他撰写的回忆文章《我的学术道路》中，提到过去也基本上是一带而过。直到后来我编的《逝去的大学》出版，我跟老人说起那本书，张老觉得，也许我能跟他聊些什么，才有了这篇口述。
在张芝联的生命中，燕京大学不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分，最重的那一部分，应该是他的父亲张寿镛创建的光华大学。从张芝联早年的理想来看，如果让他自由地选择，他也许不是现在学贯中西的世界史学者，而应该是一个教育家。但是1949年之后的种种运动，改变了张芝联的道路，也让他与燕京大学发生了第三次联系，从此，张芝联的后半生就一直生活在这个校园里。当初张芝联选择离开光华重返燕园的真实心情到底是什么样？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小心翼翼地去触及了这个问题。张芝联的回答很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回答中，却蕴含了很复杂的感情。我没有探究下去，怕谈到老人的伤心之处。
回到燕京之后，张芝联在各次运动中受到的冲击比较小，这恐怕也和他选择离开光华有关。这些问题，我没有在老人那里得到求证，大概问了，他也不会说得很明白。老人更加津津乐道的是关于光华大学，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复兴中华，复兴光华”，这是张老的父亲张寿镛先生的遗言，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父亲的遗愿。从这个愿望中，张芝联对于早年的理想，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支撑他的，还是青年时代的信念。
周汝昌：两进两出，燕园留名（1）
周汝昌，字玉言，1918年4月14日生人，籍贯天津。周汝昌一生坎坷，20多岁时即双耳失聪。曾就学于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先后任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现为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是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代表作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书法艺术》、《杨万里选集》等。
周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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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的燕京生涯可谓传奇，两进两出：他1939年考入燕大西语系，1940年才得入学，这是周汝昌一进燕园；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封锁燕园，周汝昌回到老家，这是一出；抗战胜利，在老家的周汝昌听说燕园复校后，致信学校要求重返燕园，但是校方说复学期限已满，于是经历沦陷的周汝昌在1947年秋天经过再一次考试之后又一次回到燕园；直到1951年他离开燕大到华西大学任教，整整是两进两出。周汝昌这样回忆他考入燕园前后的情景：
1936年，我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那里是闻名遐迩的南开大学的发祥地。我读高二那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自那以后，半亡国的生活经历就开始了。那时候，天津所有的教育部门都被伪华北政府控制，我是坚决不入那种学校去读书的，但是我还想考大学，就找了一个法国教会学校，考了那所学校的插班生。1939年秋天，我毕业考入燕京大学。为了什么选择了燕京呢？那年暑假我到北京捡选学校，只有燕京大学不受敌伪政权控制。说起来你们这代人大概不能了解，爱国在我们那一代的青年来说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对于一个爱国的青年来说，是宁死也不进敌伪学校的。
燕京当时的费用是比较高的，以我家里的条件，根本就读不起。我从高二开始一直是靠奖学金来生活的，投考燕大之前，我也是在申请到了奖学金才下了决定的。就在我得知自己考上了燕京大学之后，老家那里发生了大水。我的家在天津郊区，是土房，周围的水深到了两尺，水再高三寸，房子就会被泡塌。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怎么搬着铺盖卷去读书？要是去了，等我一回头，家已经没有了啊。就这样，等水退了，我才到燕园去读书，那已经是1940年了。
进入燕园读了一年半，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园被封锁，当时燕京的学生都被驱散，我就只好又回到老家天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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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燕园，周汝昌获得了与在南开中学不同的体验，“我之前所在的南开中学虽然只是一所中学，但是采用的都是英文的原教材（当时也没有中文教材），课程有平面几何、代数、三角学，英文课程则有语法、翻译和作文，教学水平非常高，有‘小学府’之称。但是南开中学也有个缺憾，那就是让学生读死书，学生也很少接触刊物，对于学生来说，重要的就是拿高分。我当时在学校因为成绩好还得了一个‘铁第一’的外号。”
而从南开进入燕京，“条条框框没有了，古今中外的书籍、各式各样的杂志都可以看，学生思想的活跃、学校的教学精神、校外的大书店，都让我感觉好极了。现在让我形容燕园的美好，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觉得世界上都没有如此美好的校园。当时燕园的图书馆藏书除了北京图书馆（现在是国图）之外，恐怕就要数它了。我在燕园的课余时间，都在那里度过了，所以我说那里是我的第二个宿舍。图书馆有两层，二层是藏书库。借书的程序十分简单，我到了那里，在借书单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和学号，把借书证交给馆员，馆员把书拿下来，书里也有个借书单，你再把名字填上去，就算完了，无论多么名贵的书，你都能抱回宿舍去看，要什么有什么。图书馆的两层都有座位，可以坐到那里看书。座位的四周，各种工具书（因为使用频率比较高，不便借来借去）齐齐备备地放在那里。你用什么书，可以拿到自己的座位上去。用完之后，你不用管那些书，闭馆之后，馆员会把那些工具书归回原位。哎呀，真好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周汝昌：两进两出，燕园留名（2）
“燕园的气氛是民主、和睦和自由的，它从来不因为是一所教会大学来影响学生信奉基督教。学校里有个神学院，在一个角落上，神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研究他们感兴趣的神学。从来没有人来拉你去信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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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西语系，在燕京大学来说算是人数多的，有三十来人。燕京大学为了保持教学质量，一直保持了这样的传统：那就是师生的比例很高，燕京大学学生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千数。“那时候，中英文特别好的，可以免读，我因为中文出色，获得了免读的资格。但是英文还要读，当时教英文的老师是在北京办报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