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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钟翰在燕京大学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辨纪晓岚（昀）手稿简明目录》。1936年，中国营造社印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认为那是清代大儒纪晓岚的手迹。王钟翰的业师洪业看了之后感觉从字体及印文上并非纪晓岚之作。这种大好题目，在洪业做来自然是易如反掌，但是他却把王钟翰叫了去，对王钟翰说了他的看法以及思路。王钟翰按照洪业的思路，拿印行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纪氏审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一对照，发现疑点竟然多达100多处。王钟翰将这些发现一一整理成文，又是洪业把文章推荐到当时鼎盛一时的《大公报》上发表。
初战告捷，王钟翰“喜不自胜”，呼朋引伴，又到饭馆去“美餐一顿”。后来他把这篇在学术上起步的“第一桶金”拿给另一位他同样尊重的老师邓之诚，不料却引来“一盆冷水”，邓之诚说文章本不必写那么长，只要几条例证就足以致其死命，何必多引？一正一反，体现了两位大师学术思路的不同，但是对于初治清史的王钟翰，正如严父慈母之于踽踽学步的孩童。
同是在1936年，对王钟翰学术思想起了重要影响的老师是顾颉刚。王钟翰回忆顾颉刚讲课的情景：当时大学课程一般没有讲义发给学生，全靠学生笔录老师的口述。顾先生的两门都有讲义发给学生，用的是白话文讲义，很通俗。但是顾先生讲课却完全是另外一套。所谓讲述，其实并不多讲，几乎完全是抄黑板。从打上课铃开始，顾先生不停板书，从黑板左头写到右头，行书写得很快，约莫四五遍，下课铃一响，课也就结束了。抄板书这样的讲课方式非但没有让学生感到乏味，反而都聚精会神，唯恐下课铃响。原来顾颉刚在黑板上所写的都是他平时的读书心得，对古史的疑问和考辨，大都是学生们深信不疑或视为当然的。“现在突然被顾先生提了出来，大家先是惊愕，继之是兴趣盎然，思之再三，终是佩服。”王钟翰最终成为清史大师，固然离不开邓之诚与洪业两位良师在专业上的指引，而其“质疑”的风格，则与顾颉刚关系莫大。 txt小说上传分享
王钟翰：酒瓶里喝出的史学大家（3）
学术上的薪火相承，大概就是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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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钟翰毕业之后，留校担任助教。继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燕大被日本关闭，王钟翰在天津东亚毛织公司总经理宋棐卿的外孙的介绍下到了那里工作。为了解决当时留在北京又不愿在日伪学校任教的老师们的生活困难，王钟翰每个周末都往返于京津之间做一点小生意，并且把他在天津东亚毛织公司不菲的工资拿出来与老师患难与共。
“东亚毛织公司的总经理宋棐卿，山东人，也是燕京的校友，不过比我早多了。东亚毛织公司在当时是个很大的公司，宋先生是个进步企业家，经常给当时的八路军支援一些物资，当然，只是偷偷地给。看起来毛织公司跟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宋先生是个有文化气魄的生意人，当时，他打算编一套《人人丛书》，供那些初识字的人们读。我到了那里之后，宋棐卿先是让我写一篇关于文房四宝的文章。我搜集了有关“墨”的资料，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写了一篇关于“墨”的文章，一万字。宋棐卿看了之后，很满意。他让公司员工把我的文章打印出来，散发给工人们当作课外读物。就这样，我在东亚毛织公司开始工作。之前我在燕大毕业留校之后的工资是每月一百零六块，在东亚毛织公司，我的工资是一百八。当时我一个人，就在公司的食堂吃饭，也花不了那么多钱，就把钱寄到还在北京的邓之诚和洪业先生家里，补贴他们的生活。
“后来我接济老师的事情被宋棐卿知道，他跟我说：你工资这点钱能养几个人？不过你的心意很好。你开一个名单给我，写清楚每个人需要多少。我写了一个名单交给宋先生，宋先生就按照那些名单，每人每月寄出一百元作为生活费用。第二年又增加到二百。第三年，我想回老家探望母亲，正好宋先生的妹夫与我同行。临行前，宋先生亲自对我说：一切路费和费用都由我妹夫承担。
我跟宋棐卿的妹夫走到成都时，宋的妹夫对我说：‘你到家了啊。’我想他大概指的是正在成都开办的燕大。他这样说，自然是不想再资助我回家，我只好到了正在四川成都开办的燕大那里。原来我在北平燕大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助教，在成都燕大，我被聘为讲师。那一年的10月，陈寅恪先生被成都燕大特聘过去，陈先生的家眷也一同前往到了成都。当时的代理校长梅贻宝派我去给陈先生作助手，后来又是梅代校长交涉，华西大学在校内为陈先生腾出了一处五室一厅的房子，我作为助手，也跟陈先生一家住在那里。陈先生三个女儿，大女儿14岁，二女儿12岁，小女儿8岁。我想梅代校长安排我住在那里，除了我能向陈先生及时承教之外，也有在陈先生不在的时候为几个女孩子壮胆的意思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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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燕大，在代理校长梅贻宝的推荐之下，王钟翰被燕京大学委派到哈佛攻读博士学位。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王钟翰先是回到老家看望了年迈的母亲。1946年8月底，王钟翰正式开始了他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初到美国的王钟翰在哈佛碰到了杨联陞，杨联陞问他：你这番来美国，是想来求学，还是来拿学位？王钟翰觉得很奇怪，杨联陞接着说：“要拿学位，就得攒够学分，故而选课要多，应当选易于学的，有了足够的学分，才谈得上做论文，所以在这里拿学位就得做长期准备。至于求学问，那就得根据你自己的需要了。”果然，王钟翰在递交博士论文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当时的哈佛燕京学社主任认为他的论文写法不合哈佛博士论文的要求，在跟王钟翰的业师洪业打了招呼之后把王钟翰叫到办公室，说：“你的学期论文不行，下学期给你半年预备时间，你准备硕士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去吧。”王钟翰不服气：“我已有了燕大的硕士学位，不再需要哈佛的硕士学位。我是来念博士的。”
1948年，留学年限已满，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却学了满腹经纶的王钟翰从美国返回燕大。一直到1952年的院系调整，他都生活在美丽的燕园之内。1952年之后，燕京大学不复存在，王钟翰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学术研究也从清史转向满族史。1957年，王钟翰被打成右派，划分右派的理由是：“得过司徒雷登的奖学金，对司徒有感情。”这，也许是王钟翰与燕京大学最后的一点关联。
（4）（5）参照王钟翰著《清心集》部分内容所成，其他所引均为王钟翰口述。
侯仁之：峥嵘岁月忆燕京（1）
侯仁之，1911年生，山东恩县人。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任教于北大地质地理系，曾兼任系主任和校副教务长等职。现任北大城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都发展战略顾问组顾问等职。
侯仁之长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其在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中，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为北京旧城的改造、城市的总体规划及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候任之先生
口述：侯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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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是在崇德中学上的，我的弟弟硕之也跟我一块在那里读书。他虽然比我小两岁，但是却比我优秀很多，我对他十分佩服，在很多事情上都受到他的影响。我父亲本来是安排我学医的，但是在中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看到顾颉刚先生的一些著作，对历史发生了兴趣。在我踌躇的时候，我跟硕之商量，硕之跟我说：“学医可以给个人治病，学历史可以为社会治病。”就这样，我就决定学历史了。
1932年，我作为一年级新生来到了燕京大学。入学不久，有一天，我在校园里散步，走到图书馆附近的时候，忽然看见一座石碑，就是我刚才带你去看过的魏士毅烈士碑。石碑是为了纪念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燕京烈士魏士毅的，惨案发生的那一年，我还没有在北京，但是也受到了这次学生运动的影响。所以我开始仔细地看碑文。碑文是这么写的：
国有巨蠹政不纲，城狐社鼠争跳梁。公门喋血歼我良，牺牲小己终取偿。北斗无酒南箕扬，民心向背关兴亡。愿后死者长毋忘。
如果说我在入学之后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要数这碑文了。北洋政府当时那么残暴、黑暗，但是在燕京大学，竟然能有这样的碑，有这样的碑文。你看看，“国有巨蠹政不纲”，当时的燕京就这样敢于直接面对北洋军阀的政府，“民心向背关兴亡”啊，可惜他们不知道。我想，学校中竖起这样的碑，司徒雷登一定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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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术兴趣从历史转向地理历史，洪煨莲先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入学没多久，洪老师关于勺园研究的著作《勺园图录考》就出版了，正是洪老师关于校园历史的研究，引导了我对北京西北郊区历史著名园林区的实地考察，进而又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开发过程的研究。不过洪先生并不是仅仅在课堂上教导我，有一次学校医学预科的主任约用英文去作报告，题目就是北京地理（Geographical Peking）。那时我还从来没有用英语做过讲演，心里有点胆怯，就极力推辞。那个主任